他不戴帽子。半个世纪，他看够了“帽子”。他让他一头银发自由地披着。
他生的是肺癌，早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诊断书拿到不久，就写了一首《自挽
诗》：
是非功过两茫茫，
死后何须论短长。
平生不问毁与誉，
扪心无愧自蹈扬。
结发上阵书生气，
此际只余臭皮囊。
白衣裹身悄然去，
燕山深处是吾乡。
他不愿去八宝山，我们将他葬在西山一座平民公墓中。这诗，王德嘉誊清之后
，就镌在那方汉白玉碑上。
我的四个父亲，四名知识分子，四位共产党人，都已经去了。我现在真的没有
了父亲。
我领略过父爱么？
小的时候，我做过一个梦。在那梦里，不知谁，也不知在怎样的一个情景下，
总之有人确切告诉我：
“你的父亲么，就在那儿……”
我朝他所指望去，就在那张我平常睡的、空无一物的大床下，有一只空火柴盒
，一只早期北京人用的那种薄薄的、火柴还没有用完就会破损掉的火柴盒。
我爬到床下，把它拿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在手上。后来的细节记不清了，似乎
是高山峻岭，深涧大河……我们——我，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妹妹——护着那小小
的火柴盒，生怕一个闪失，它会丢了，永远丢了，再也找不回来。
这梦一次一次重复，每次醒来，都心跳不止。父亲是谁？他还在吗？在哪儿？
我不知该怎么办。我希望在梦里见到父亲，想知道父亲的确切样子；又怕这梦，怕
这梦里永无了结的疑惑和惶恐——直到我成年，有了丈夫，知道王德嘉确切睡在我
的旁边。这梦魇终于去了，关于父亲的梦魇。如果我有幸遇到弗洛依德的弟子，也
许他们会告诉我，这是你对父爱的渴想，获得的渺茫，和一旦得到唯恐失去的惶恐
。
是这样么？
我清楚记得第一次，可能也是在弗洛依德的书中，读到“审父”二字时所受到
的惊吓。我呆住了——审父？父亲难道可以审么？
现在我的父亲都已去了。他们可能很英勇、很显赫、很茫然，也可能因为走在
“六·四”那种时刻，而满怀郁愤。所有这些，都已不再重要。他们可能并不确切
了然曾为人父而活在世上，而“为人父”又是一件多么沉重庄严的事。他们不可能
知道的是，他们的女儿，小心珍藏深埋着的片片温暖的同时，已然在理念上接受“
审父”的全部哲学涵义。
我—在—审—父，对此不无骄傲，也不无痛苦——在我的共产党父亲们一一离
世后；
我—在—审—父，当“父亲”所代表的已不仅是个体的血缘承袭和信从依赖，
更代表了男权社会的全部现存观念和权威；
我—在—审—父，对“以共产主义为名义所进行的统治”穷追猛打。这是一个
时代，一种强权，当中国人醒了，成长了，不再幼弱无识地对“大救星”紧随紧偎
；
我—在—审—父，以民族的名义，以百姓的名义，以战死的士兵、饿死的农夫
、屈死的诗人名义，以被偷盗的真诚和被诱奸的理想的名义，以被活活剥夺的富农
和资本家的名义。
我在审父，支持这审判的，有阅读、有访问、有无时无日看着的和想着的一切
。最重要的，却是父亲们留给我的一份终生摆脱不掉的精神遗产——只有早期共产
党人才有的那一缕清澈的理念：大同。
清澈的理念已如清澈的河流一般，在世上越来越少。
我对它无比珍爱。
１９８９年４月初稿于北京秦城监狱
１９９４年４月定稿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原文注释：
⑴ 这是我的乳名，因为生在重庆，父亲又名“大庆”之故。
⑵ １９４１年，延安共产党中央与“远方”的联络渐疏，第三国际要中共帮它建
立自己的设于敌后的电台，父亲冒死赴北平。
⑶ １９６０年代香港新华社社长。
⑷ 但戈尔巴乔夫毕竟出现了，虽然已出现在他所期望的４０年之后，所做的还是
在修正他的无产阶级前辈。当代最让我倾心的政治家就是戈尔巴乔夫，我为他遇到
的每一个小挫折心急如焚。在狱中，我唯一一次听新闻而落泪，就是戈尔巴乔夫对
顿巴斯矿工说：“我知道，你们罢工，是因为对改革盼望得太切。” 我这样为苏
联的改革成功祈祷，除了一般的原因而外，还有一条就是为我的父亲——我不忍他
的企盼落空。
⑸ 共产党向来看重党内位置，不但以其高低来决定吃穿住包括知情（读文件）的
标准，谁当死谁不当死也据此而定。１９２７年３月，瞿秋白为党内新贵。得知国
民党即将血洗上海的消息后，党紧急通知并克服种种困难，将其妻杨之华接到武汉
。１９３１年，瞿在党内大势已去。当中共中央迁往江西苏区时，他本可留在上海
与鲁迅“并肩战斗在文艺战线”，但非要他跟去作一名可有可无的“教育委员”。
他曾苦苦请求携妻同往，不获批准。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长征前夕，明知将他留在江
西极端危险，且带着他也不是什么难事（王稼祥、聂荣臻、毛泽东包括毛一次次怀
孕流产的妻子都是乘担架长征的），仍决定他留瑞金。不久即遭逮捕。
⑹ 妈妈因临产逃过了日本宪兵队撤退前的处决。１９４６年，国共合作，部分共
产党人返回北平。她一接上党的关系，立即转述亡夫的请求。组织的答复是：全国
就要解放了，我们自己将有很好的学校，孩子不必送出去了。
⑺ 当时他们兄妹还得到一张中央人民政府的褒奖状：“河北省大兴县冯大生、冯
大可、冯大申、冯克柔、冯徽之、冯德符、冯士行先生等，秉先人冯公度先生遗志
，将所藏古玉、石屏、金文砚等一百四十七件暨所藏图书一万七千六百五十册，捐
献人民政府，化私为公，殊堪嘉尚，特此褒扬，此状。”签发人是文化部部长沈雁
冰，副部长周扬、丁西林。
⑻ 我在不少怀念文章中读到当干部的父母如何一本正经地教导他们的子女，心中
不禁闷笑：不知这是父母在向孩子作戏，还是写怀念录的孩子向读者作戏。从叶剑
英的口里，我没有听过一句革命大话。不过，他常常喜欢拿些他觉得或重要、或有
趣的文件让我们看。神色之间，似乎是：“对你们，无疑玩儿是正经。但玩儿过之
后，不妨翻翻。”
⑼ 她那时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领袖之一，而这批青年是最早和最彻底批判毛
、刘精心营造的政治禁固的觉醒者。没有这个层次上的觉醒与批判，不可能有今天
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可惜这个道理和这段历史，至今未见清晰的叙述。（编者注３
）
⑽ 当时他最喜欢的一首曲子是《江河水》，是他自己从沈阳带回来的，好象还是
老式的７８转的唱片，回来就让我们听。他没有解说，只告诉我们这是一首古庙里
保存下来的曲子，用一种不很常见的、叫做“双管”的民间乐器奏出。这曲子他常
在他的卧室里放，放到我们不但记住了它的每一个小节，还到了简直不能再听别的
乐器演奏这首曲子的地步，包括后来的以四管交响乐队演奏的《东方红》当中的那
一段。《江河水》当然后来也成了我最爱的曲子，无论走到多远，一听这曲子，就
替中国和中国人流眼泪，并且一直在找最早的版本。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这动因，
直到最近听宋飞的演奏，听《江河水》用二胡奏出时，把双管撕心裂肺的哀号弱化
，才隐约悟出他深藏在内心的悲凉，悲凉中的坚忍，以及强忍之后的镇定。他是广
东人，轻俏绵软的广东音乐也听，还能自己以弹风琴的方式用钢琴自伴自唱昆曲“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但这都是在平常的、大家凑趣的场合。真正打动他的
，恐怕还是北方那种粗砺荒漠。这或许与他其实不是广东人，而是客家人，有着真
正历经千辛万苦、一路从北方为自己拼出一条生路的祖先有关？
⑾ 五十年代，他与历史学家吴晗有着很轻松自然的友谊，十三陵刚刚开掘，吴就
领着他，当然还有我们一大堆累赘，顺着梯子爬下去看。最近读书，看到他在广州
期间曾尽力照顾绝无一丝阿谀的陈寅恪，心里更觉温暖。
⑿ 我１４岁的时候，由学校组织到郊区植树，曾写一首“鼓动词”：
清平乐 《植树》
三月薰风
吹遍秃山顶
挥镐植树林
石硬心更硬
这黑板报稿放在我自己的桌上，不幸被他看见（他经常“主动巡视”每个孩子
的房间）。他找到我说：“三月吹的不是薰风。词对形式要求很严，不可以随便增
减字句。”
⒀ 他们兄弟二人先后从上海交大毕业。弟弟唐有祺赴美习化学，毕业于加州理工
学院两次诺贝尔奖得主鲍林教授门下，现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
⒁ 最近听到他的老友（现在已是他的亲家）臧福录教授讲他们当年同在大庆石油
学院时，他的“滥用职权”：学校是经常开那种烦死人的政治动员大会的。他是校
领导，当然得坐在主席台上。对此，我的继父难于忍受。他的解决办法是，常把当
教师的臧福录也叫到主席台上，两人悄声讨论化工热力学。
□ Michael Zhu 摘于《明报月刊》 一九九五年一月号
〖编者注〗
１．中共党史载，１９３５年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为首的四方面军曾有一封密电
，要将毛泽东为首的一方面军“解决”掉。此电报被叶剑英交给中央，使一方面军
得以逃脱，从而“挽救了党中央和红军”。然而徐向前元帅等原四方面军领导人，
却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否认有这么一封电报。
２．文革开始时曾有广泛流传的叶剑英讲话，说毛主席可以活到１５０岁以上，林
副主席可以活到１００岁，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
３．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最初为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东方红”的学生领袖朱成
昭所领导，叶向真（即凌子，当时丈夫为钢琴家刘诗昆）为首都艺术院校造反派的
头头。首都三司为批斗彭德怀将他从四川押到北京，由朱成昭等“审讯”，朱等听
了彭关于党内斗争、庐山会议的“交代”，转而同情彭德怀，后来“堕落为反革命
分子”。朱同叶向真曾企图双双外逃，被周恩来派人在边境截回。朱从此不知所终
，叶在父荫下得以保全。首都三司改由王大宾领导，成为后来的“五大学生领袖”
之一。
《东方红》始末
特别感谢作者戴晴女士寄来本文
歌曲《东方红》，半个世纪来，已经成为毛泽东的专用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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