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多得很，包身工生病或者被打坏了的时候，东洋人常常不准她们工作，没有工做，又不敢回去，能想法子逃走还算‘大本事’呢。”杏弟补充着说。
我知道了她们约我来商量的来意了，于是我问：“这问题我可以去请教熟识的律师，可是，即使这是‘犯法’的事，世界上成为‘公开之秘密’的犯罪不是多得很吗？”
“不！”杏弟很快地说，“要是真的是犯法，那我们可以一传十，十传百地告诉每一个包身工，她们要性命，吃不起苦的时候自会到巡捕房里去告的！”
“那不是跟报上编者先生所说的话一样吗？即使‘法庭判她无罪，当庭开释，恢复了她的自由，可是进一步想，她的前途不是只有黑暗没有光明么？’”
“那总比现在好啊，即使在街上讨饭，……她们饿着肚子或者害着病赶生活的时候，真的在羡慕讨饭的呢！”冯先生提醒她一般地说，多少带着一些讲堂里授课的姿势：“可是你跟她们说话要当心，要是带工老板知道了这是你教给她们的聪明，恐怕……”
“我不怕，顶多杨树浦不做，到沪西去做也可以。”说着，她也禁不住笑了，在她，好像沪西是另一个天地了。这种毫不计及自己利害的精神，深切地使我感到了惭愧。谁说世界上没有同情？真真的人和人的阶级感情就存在在这种连自己的衣食也照顾不到的人们的心里！
第二天下午，我在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和一位以道义和刚直著名的郑律师谈话。
我将“包身工”的情形概略地告诉了他，他词色间觉得有点惊奇。
“真有这样的事吗？”
“岂止有，多着呢，上海就有几千几万！”
“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他感叹地说，“假使她们的工作情形和生活状况和你所说的一样，那明白地是构成犯罪的！”从桌上取过一本袖珍的六法全书，指着其中的一条说：“除出包身制度根本不合法之外，这样的待遇工人，就构成‘妨害自由罪’的。瞧，刑法第二十六章第二百九十六条：”使。人为奴隶或使人居于类似奴隶之不自由地位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照你所报告的那种工房里的‘包身工’生活，简直是‘奴隶’生活，即使退一步讲，总也可以说是‘类似奴隶之不自由地位’吧。很明白，带工老板这样的奴役工人渔利是一种非法行为。”
“方才说包身制不合法，那么带工头到乡下去和包身工父母乃至家长们订立的包身契约可以‘自由废弃’吗？”我问。
“当然，这是无效的契约，民法总则第四章对于‘法律行为’的规定，明白地说：法律行为有背于善良风俗者无效；这儿所说的善良风俗，包括的范围很广，凡是人对人的凌虐酷使，都可以解释做‘有背于善良风俗’，所……以这种契约本身就没有法律根据，加上，带工头到乡下去，用欺诈性质的方法缔结契约，这一点也可以构成刑事上的犯罪，刑法第三十二章诈欺背信及重利罪项下第三百四十四条：”乘人急迫轻率或无经验，贷以金钱或其他物…… ……品，而取得与原本显不相当之重利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 …… …… ……科一千元以下罚金。……
‘第三百四十四条，以犯前条之罪为常业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 …… 。 并科三千元以下罚金。’“……
带工老板的重利，不能不说是“与原本显不相当”，加以他们以这种犯罪为常业，简直以两罪三罪并发的犯罪。
我可以诚实地告白，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了所谓法律的“功用”！可是这制定得很冠冕堂皇的法律，果真能够有效地保护那千万无告的奴隶吗？我不能不进一步地追问了：“那么，这种不合法的契约当然可以随意废弃的了？”
“不，那要当事人自己主张，民法总则第四章第七十四条规定了对于这……种‘依当时情形显失公平’的契约，‘法院得因利害关系人之声请，撤销其……法律行为，或减轻其给付。’这就是说：利害关系人不声请，法院是不管的。”……
“既然这是一种‘有背于善良风俗’的社会现象，一种‘乘人急迫轻率或无经验’而用欺诈手段订结的契约，是一种‘使人居于类似奴隶之不自由地位的’犯罪，那么有维持社会秩序和保持人民之责的‘当局’和‘司法检事’，不是应该很快地检举这种不正和犯罪吗？——要那些在恶势力支配下的无知识无经验的可怜虫自己起来‘声请’，那不是实质上纵容犯罪吗？”
他沉吟了许久，慢慢地说：“照理是这样的事，社会局应该出来讲话的。”
“这样的事不违背工厂法吗？”我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工厂法主要的对象是劳资的纠纷，所以对于这种‘包身制度’还是要用普通刑法来处理的，不过，假使男女工人年纪在十四岁到十六岁之间，那么照工厂法‘童工’这项目之下，对于纱厂这种工作似乎是禁止的。”他又取出了一本很厚的书，“‘童工只准从事轻便工作’，‘有尘埃粉末或有毒……气体散布场所之工作’是列入禁例的。”……
方才感到的对于法律的天真的想法，像轻烟一样地消失了。天哪，到任便什么工厂里去看一看，照现行的法律讲，犯罪和不合法的事实不是太多了吗？英商纱厂里有六岁以下的童工，才出世的婴儿像物件一样地丢放在“有尘埃粉末或有毒气体散布”的机器身边，有人意识到这是犯罪的事吗？这是光天化日之下，警探保护着的工厂里俨存着的事实！——我知道，这一定是适合现社会“善良风俗”的事了。
在沪西白里南路，有鼎足而立的三个工厂，一个是中国人开的×新纱厂，一个是白俄开的×远板厂，另一个是日本人经营的丰田纺织会社。那儿不是租界，可是厂里有些什么事的时候，中国“当局”也许敢于处理×新，敢于干涉×远，而绝不敢碰一碰丰田。在中国人经营的纱厂，包身工制度已经渐渐的不“时行”了，可是，以吃人肉为常业的带工老板还集中在法律以外的东洋纱厂。在那“法律之外”的日商招牌之下，别说慢性的剥削，就是用凶器杀伤几个中国“奴隶”，有治安之责的人照例是不敢闻问的！我将这事实告诉了郑先生，他也只能报我以苦笑。
“在所谓‘友邦’的掩护之下，问题自然又作别论了，工厂检查制度，不是就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吗，问题，还是在紧紧地束缚着我们的整个的不平等条约！”
这结论是对的。我将从郑先生这儿得到的“法律根据”和那痛心的“别论”写信去告诉了冯先生和杏弟，她们那弱小的、可是不知道艰险的努力在 死水一般的社会里能激起怎样的波纹，我还不曾知道。不过，我相信，这死水里面的生物还活着，她们应该动——而且是已经在动了。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上海屋檐下》自序
在校完了自己写的东西，而拿起笔来写一点“自序”之类的时候，往常总感觉到一点轻微的喜意，但是现在，我只是一种“感慨无量”的心情。
开始写这剧本，是在今年的初春，但是三月间生了一场大病，四月初为着我们的成长而苦难了一生的母亲死了。这时期，又正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所遭遇的一个最严重的时代，微力的我，也被情势逼着，处身在一个忙迫倥偬的环境里面，写下了“第一幕”这三个字之后，几个月来，简直没有连续地写作三小时的时间，而流光如水，正月间和“业余实验剧团”预约了交稿的时期早已经过了。当陈鲤庭、赵慧深两位不惮烦地向我索稿的时候，几次三番地想请求他们把已经排印在上演节目单上的我的剧目抽掉，但是在他们那种热心的鼓励督促之下，终于每天三百字五百字地写下去了。
写这个戏是在闷人的黄梅时节，写这个戏是在一种霉天一般的透不过气来的环境里面；因为这是一个预定了要在租界的卡尔登戏院上演的剧本。客观上先受了一重严格的限制。而自己，对几年来剧作界风靡着的所谓“情节戏”、“服装戏”，又深深地怀抱着不服和反感，加上《赛金花》而后，我在写作上有了一种痛切的反省，我要改变那种“戏作”的态度，而更沉着地学习更写实的方法。到现在我可以很坦率地说，也许这很对不住督促和期待着我的“业实”的朋友，我写作的时候，完全地不顾虑到这剧本的商业上的成功，不管好坏，我自私地只希望它能够成为我写作方法一步前进的一个基点；才能和环境限制我只写了这样一个剧本，但是我这一点希望到此刻还没有改过。
剧本在六月底脱稿，没有充分和朋友们讨论和修改的时间，匆促地就被“业实剧团”拿去付油印了。他们派定了近于奢侈的演员人选，赵丹先生的匡复，赵慧深先生的彩玉，陶金先生的志成，王为一先生的赵振宇，章曼苹先生的赵师母，叶露茜先生的施小宝，再把演出的责任托付了擅长这一类戏剧演出的史东山先生，这近乎完璧的人选鼓动我对于剧本上演的兴致。我们在八月一日读剧本，三日开始排戏，预定八月十五日上演，可是，在八月十三日这一天，全面抗战的炮声响了！
这个戏的不能上演，在我感到的决不是失望，而只是兴奋和欢喜。抗战的喜炮应该送葬掉一切旧的感情，旧的故事，旧的剧本，而催生出许多更兴奋、更激动、更有助于我们民族解放的作品。我毫不留恋地把它忘掉，也不希望今后再有剧团上演这个剧本。我在戏中所写的那种忧郁的天气，忧郁的感情，狭隘的感情摩擦，人事纠纷，早该被抗敌救亡的洪流冲洗净了。只要时间容许，我今后一定要从这种写实的基点出发，再写一些视野大一点的剧本。单行本预定八月中旬出版，可是今日看完校样，已经是十月过半了。在抗战开始之后，排好了铅字在架子上搁了六十多天，卢芳兄还是要将这剧本出版，那么就让这些发了霉的铅字印在纸上和读者相见吧。
谢谢热心地替我作了一个足以使剧本沾光的主题歌（《勇敢的小娃娃》）的施谊兄，和督促我写这个剧本的“业实”的朋友。
一九三七年十月
（原载《上海屋檐下》，戏剧时代出版社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版。）
《上海屋檐下》后记
此剧作于一九三七年春，这是我写的第四个剧本。这是我写的第四个剧本，但也可以说这是我写的第一个剧本。因为，在这个剧本中，我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摸索。
在这以前，我很简单地把艺术看作宣传的手段。引起我这种写作方法和写作态度之转变的，是因为读了曹禺同志的《雷雨》和《原野》。
我很感谢陈鲤庭和赵慧深同志。没有他们的“出题作文”和“限期交卷”，这个剧本是不会写出来的。当时在上海的“业余实验剧团”要剧本，而且想要有一个“比较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的剧本。这时候正在“西安事变”之后，我听了许多出狱同志的故事，有所感触，引起了写作的冲动，特别是当时的“业余实验剧团”拥有一批出色的演员，这些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