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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倩同志治学谨严，同时又谦虚好学，我感动地读过一篇他晚年的自述：“我是一个什么人呢？我是一个戏剧运动的积极分子。尽管犯过错误，走过弯路，但我是彻头彻尾的积极分子。我自己肯定我一直为此奋斗了一生。我当过演员，当过导演，写过剧本，搞过研究工作，搞过话剧、歌剧、地方戏，这一切都是为了运动。有错误那是水平所限，但我一生为戏剧运动没有退缩过。过去曾和田汉、洪深同志合作，但有时也不合作。这是在运动中常有的事。在那个环境中就是闯，乱闯，在总的方向上我没有妥协过。在广东一段，从我的作品可以看出来，那时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向往民主。在广西我所排的戏完全为了抗战，我自己写的戏，也是为了抗战。”
欧阳予倩同志为中国戏剧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他是名副其实的戏剧大师，优秀的剧作家、表演艺术家、电影艺术家，更重要的是他毕生从事戏剧教育，早年在南通办过伶工学校，在广东办过戏剧研究所，在桂林办过广西艺术馆，解放以后他创办和主持了中央戏剧学院。他重视戏剧的基础教育，重视台词训练，曾亲自制定形体教材，亲自任台词教研组组长，亲自为学生示范排演，言传身教，诲人不倦，为新中国造就了大批戏剧人才。他一生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经过艰苦奋斗，终于在年近古稀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对革命事业，对戏剧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给后一辈人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我热诚向读者推荐这一部文集，这是中国话剧创业史的真实纪录，纪录了先驱者们的宽博和无私无畏的精神。
于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四日（原载《欧阳予倩全集》，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年九月出版。）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序
文学是人学，人的生活、思想、感情——和反映这种生活的文学，不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变革的影响，中国新文学，就是在这个沸腾的变革时代中成长起来的。
从五四到现在的七十二年中，中国新文学有过五个比较昌盛的时期：一是五四之后，二是三十年代中期，三是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四是五十年代前半期，五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也就是改革开放时期。
改革开放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党中央号召我们解放思想，“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样，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文艺界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许多年轻作家，写出了数量可观，为各阶层人民欢迎的作品。文学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它不可能不受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制约。时代变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在变革之中，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人的思想、感情、表达这种思想感情的艺术形式、创作方法，以及他们各自的风格，也不可能遵循过去的模式而有所创新，有所探索，这看来也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
到现在，改革开放还只有十二三年，要对这段时间的文学作出定性的论述，显然是为时过早。但是，在我这个上了年纪的过来人看来，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这些作家敢说真话，敢于冲破文学上长期存在的清规戒律，接触到了当今知识分子生活中的相当敏感的问题，所以这十多年来的作品题材广阔，风格多样，这和三十年代初期的左翼作家的作品作一比较，进步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今的中青年作家都是在世界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大转折、大变革的时代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举例说，今年三十岁的青年，是一九六一年出生的，这是“三年困难”开始好转的一年，但是当他正要上小学的时候，“文革”就开始了，从六岁到十六岁，他们的儿童和少年时期几乎无一例外是在动乱苦难中度过的，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他们才十八岁，按此标准，今年五十岁的人，当时也才是三十八岁，他们一方面不像我们这一代那样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受到正规的教育，另一方面他们都经受过比战争年代更残酷的磨练折腾，由于此，当今中青年作家的作品，还不能像前辈作家——茅盾、老舍那样成熟，也可能他们的作品有一点涩味，乃至越轨，我看这也是时代和社会大动荡时期的一种难于避免的反映，因为，这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初级阶段”。
振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学，我们寄希望于比较年轻的一代作家，对他们的要求可以严格一些，但不应该求全责备，拔苗助长。人们需要严师，也需要益友，严师益友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鼓励青年人振作精神，奋发前进，而决不是使他们无所适从，仓皇失措。由于此，我认为出一套丛书，让更多的读者，更多的文学评论者能看到这代创作旺盛的中青年作家的面貌，了解他们的心态和脉搏，这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是很有益处的。
在当前出版界遇到不少困难的时候，华艺出版社能一举出版这一些中青年作家的作品，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壮举。我钦佩他们的勇气和魄力。这一辈作家中有的是我的朋友，有的则知名而不相识，有些作品我看过——当然，对一个年逾九旬的人，要通读全套丛书，是不可能的。我把振兴文学的希望 寄托于年轻的这一代和下一代，因此，写一点感想，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助威呐喊，祝愿他们为繁荣文学创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日（原载《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华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月出版。）
《陈此生诗文选》代序
岁月流逝，陈此生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十年了。
此生同志和我相交近四十年，但在一起工作却只有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在桂林的两年，此后我就奔走于香港、新加坡、重庆、上海之间，很少有面晤的机会了。当然，我们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我们也可以说是工作在一起的。四十年代初，是一个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时代。在国内，汪精卫叛国投敌，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止一次掀起反共高潮。在国际，西欧列强对希特勒和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政策，终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和《救亡日报》同人赤手空拳地从广东撤到桂林，奉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广西这个复杂的环境中建立一个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公开合法的传媒据点。经李克农同志的介绍，我认识了李任仁先生，他在广西文化界有很高的威望，对《救亡日报》寄予了很大的同情，于是他就把沟通广西地方势力，联系桂林文化界的任务交给了此生同志。
此生同志和我同年，他比我大八个月，我们这一代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也同样走过一条崎岖的道路，我们在少年时期都受过“五四”运动的影响，这主要是爱国主义和要求自由民主。他和我一样，都到过日本，住过上海的亭子间，参加过左翼文化运动，只是抗战之前我一直留在上海，而他则来往于广州、上海、桂林之间，由于此，他的许多朋友——如陈望道、邓初民、胡愈之、杨东莼、陈汝棠、杜君慧……，也都是我的朋友。友谊是可贵的，患难中的友谊和支持，更使人终生难忘。
不久前看了一部名叫《桂林文化城》的电视片，看后我有一种感觉，这部影片主要是记录抗战之后桂林文化界的史事，但是，说得准确一点，桂林的进步文化运动，应该是早在一九三五年陈望道、施存统、马哲民、陈此生等同志办广西师范专科学校就开始了的。据杨东莼同志告诉我，广西方面和救国会，也是一九三六年春，粤桂湘三省准备联合反蒋抗日的时候，是李任仁先生请陈此生同志到南宁去接上了关系的。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共还不能在国统区公开活动，而以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为首的救国会（民盟前身），则在人民群众中有很大的威望和活动能力。因此，一九三六年初，广西地方势力得到救国会的支持，陈此生同志的功绩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只因为大批进步知识分子集合在桂林，桂林才会有“广西建设研究会”，才会有“广西建设干部学校”，才会容许《救亡日报》、“国际新闻社”、“青年记者学会”在广西得到公开合法的地位。此生同志是一个务实的人，是一个默默奉献的人，他为党和进步文化界在广西地方势力之间穿针引线、铺路搭桥，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他却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他写学术论文，写政论，也写了不少精彩的杂文，但从来不以文学家自居；他交游广阔，马相伯、马君武、柳亚子、郭沫若都是他的知交，茅盾、田汉、宋云彬在桂林，也和他有很深的友谊。但是他“一空依傍”，他曾对我说过：他最讨厌的是沽名钓誉，所以“你在报上（按：指《救亡日报》）千万别提我的名字”。在广西，他是最早拥护共产党，反对托派的人。从三十年代起，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白崇禧和广西地方势力向右转，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被撤销，《救亡日报》遭到查封的时候，此生同志冒着生命的危险，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李克农同志的嘱托，做了大量鲜为 人知的工作。他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发起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又是民盟西南支部负责人之一。全国解放之后，他担任过广西省政府副主席、教育厅长，任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以及他去世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等等，这一切，在此生同志的《我的自述》和他的所有诗文中，都是“语焉不详”或者一笔带过的，因此，即使在那个困难时期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对于他为人民，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也是很难找到文字记录的。他的那种不求闻达、默默奉献的精神，他对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作出的业绩，历史是不会忘记，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我非常高兴地知道《陈此生诗文选》即将出版，此生同志的夫人盛此君同志要我写一篇序，我因病拖延了好久，今年八月十七日，是此生同志逝世十周年，我就写一点对此生同志的追慕和悼念之情，把这本选集介绍给广大的读者。
一九九一年七月五日（原载《陈此生诗文选》，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出版。）
小丁今年七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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