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8。9％，1994年是8。3％。而相反的观点“一个人在与其他人交往的时候越小心越好”的支持率，1992年是87。8％，1993年是89。5％，1994年是90。3％（Marody 1996： 224）。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分析是单维的，这使它看起来好像是信任在整个社会中的分布是均匀的。在现实中，这种情形从来没有出现过；信任在社会的各个部门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它展示出各种程度不同的“不信任文化”。与此相似，信任对社会不同层次的影响是不均等的——像社会秩序、社会制度、专家系统、角色、地位、个人——它们易受不信任影响的程度不同。信任的人和被信任的对象在很多方面都不相同。
根据假设，在后共产主义时期，遍及不同群体的不信任在范围和强度上的多样性将依赖于两组主要因素。第一组涉及历史的经验，尤其是对于共产主义体系的否定性影响的脆弱性，或反过来说对共产主义系统的相对的绝缘性。在这方面不同的群体具有显著的差异。我们可以预期那些最倾向于受其它可以选择的文化压力——或者是民族的或者是全球性的——影响的群体或社会类别将最不受共产主义文化和它的犬儒主义综合症的控制。有些群体之所以相对来讲不容易受到影响，是因为他们是不关心政治的职业（例如：科学家），具有自我雇用的相对独立性（例如农民和艺术家），是对私人部门的参与（例如：店主或手艺人），具有职业专门技术的保障（例如：临床医生或律师），以及处于同样的原因更容易受选择性的文化产生的（culturegenerating）影响。有些群体对本土的传统更敏感（例如：天主教徒、民族主义者、渴望国家主权的人、反对外国统治的人），其结果是导致文化地方主义、乡土观念、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和仇恨外国人（xenophobia）。在波兰，某些农民是这种传统的典型的携带者。其他的一些人倾向于西方文化（例如，工作伦理、世俗主义、个人自由、公民权力），其结果是导致文化世界主义（cultural cosmopolitism）、自由主义和宽容。在波兰，这种文化综合症最经常在下列群体中被发现：专业人士群体、知识分子和一些私营企业家，他们有技术和资源（文化的和经济的资本）以获准进入为阻抗文化流动而存在的大门；他们有必要的教育水平、外语能力、国际联系和多余的金钱进行文化消费和国外旅行。但更重要的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天然地比其它群体更独立于传统主义，他们的社会化和教育都发生在共产主义体系已经变得更弱，更少压制性以及明显衰退的时候。在他们身上共产主义体系的“教育效果”显著地降低了（Miszalska 1996： 81）。
第二组因素包括那些与当代的状况，尤其是与在新体制下的相对剥夺或它的反面相对成功的经验相关的因素。安尼塔·米沙尔斯卡（Anita Miszalska）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分裂成“平民主义和权利要求者的波兰”与“商业和资本主义支持者的波兰”两部分的假设（Miszalska 1996： 32）。例如，目前最不信任的人可能将在由于民主制度的转型失去最多——从绝对的或相对的观点来看——的群体中被发现。看一下工人阶级的困境。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面临着失业，从绝对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工资没有显著的提高，但是随着新出现的企业家群体的显著的富足和商店里摆满了诱人的但价格昂贵的商品，成功的比较标准已经被定得更高了。现在的状况也使他们常常怀念他们在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特殊有利地位，而那时他们曾经作为反共产主义革命背后的真正力量。现在这个群体被阻止享受胜利的果实。剥夺和随即发生的不信任的经验是特别痛苦的。或看一看农民的情形，他们失去了在食品市场上的垄断性地位，并且面对着来自国外的更有效率的、更便宜的竞争对手。或者看一看国家雇用的白领工人和一些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群体，与那些受雇于新兴私营部门的人相比，他们的报酬是非常低的。
另一方面，从那些收获了当前的改革利益的人那里，我们可以预期相当可观的更多的信任。这些人包括活跃在政府和行政机构中的政治精英和活跃在各种形式的经济投机领域中的新兴的企业精英。与此相似，它还包括一些专业人士群体，像临床医生、律师和公证人，他们能够启动赚钱的私人业务。也有一种叫“特权阶级”的特殊群体，他们能够把得自于旧政治体制的政治资本通过个人的关系、相当的技巧和组织能力转化成在新政治体制下个人富有的真正资本和同样高的经济地位。感到满意的群体也包括那些在部分地违法或完全违法的经济努力中获得成功的人：在“灰色”或“黑色”的经济领域中的居住者。他们没有理由不信任改革，正是改革为他们的业务开启了合法的通道和其它的机会。对于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群体来说，即使他们在物质上没有得到提高，像言论与结社自由、审查机构的减少、对外开放以及类似民主制度等无形的东西有充分的理由唤起他们对正在进行的改革的信任。最后，对于那些深深地植根于高贵的传统价值观中的人来说，不依赖于其它的环境条件，“贵族阶级的责任”等也将预示着某种程度的持续的信任。也许信任或不信任的比例也将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于城市或乡村以及宗教信仰的不同而不同。
如果我们转向信任的对象，他们也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多样性和多种可能的变形。由于某些事件引起公众的注意，特殊化的不信任可能会出现，例如，当警察或银行家的腐败和虐待被揭露的时候，就产生了针对他们的不信任。或更广泛的不信任可能涉及不同的客体。他们也可能是不一致的：例如，人们可能给予某些拥有权力的人信任，但是却不信任整个政府机构；或相反，对民主制度的原则信任伴随着对现在的议会的强烈的不信任。公共机构自身可能呈现出信任和不信任的整个序列。在波兰，令人惊奇的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人们给予军队和教会如此之高的信任，却给予警察、官僚机构或政府那么多的不信任。1991年波兰人对公共机构的可信性从高到低排序如下：军队、教会、廉政官员、电视、议会（下院）、警察、国会、工会、政府（CBOS Bulletin No。 1/1991： 52）。与此相似，角色和地位可能获得极端不同的信任程度，从处在顶端的大学教授、临床医生和教师，到处在底层的警察官员、公共官员和政治家。
即使做了上面介绍的校正，对后共产主义状况的分析仍然是很不完全的；因为缺少数据，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被忽略了。但是尽管这幅图画是尝试性的，它仍然是非常一致的。信任似乎是非常稀缺的社会资源。“不信任文化”似乎是深深地扎根于其中。而一旦信任的衰退达到这种文化的层次，不信任就变成有传染性的和自我增强的。从现在开始它就是一种“常态”，被接受的反应是不信任，而所有的信任显示都被看成是轻信、天真和头脑简单的信号，并将受到奚落、嘲笑和其它消极的评价。令人悲哀和自相矛盾的是，犬儒主义被提升为一种美德。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一种尝试性的解释（1）
现在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不信任的综合症会在取得了胜利的革命之后发展出来。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时间视角：短期的和长期的。在革命刚结束的时候，一种“后革命的不适”出现了，它要——自相矛盾地——帮助恢复阻碍基础性信任出现的前革命的不信任的遗赠。这种不适可归因于几种环境因素。首先是广泛存在的失范或后革命的价值观混乱——对于有约束力的规范和价值、有效的规则和生活的正确道路的普遍迷失。旧的模式已经倒下，新的模式还没有被普遍认可。被抛进没有确定性和全无道德引导的环境中，人们感到被隔离和孤独并把他们的怨恨转向他人。人际的怀疑、不信任和敌意破坏了由极权主义的统治所留下来的保存完好的任何社会联结。其次，由于新敞开的获取财富、权力和声望的途径而出现新生活的可能性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造成了激烈的竞争，在这里奖金是丰厚的，但是游戏的规则还没有形成。礼貌、公平竞赛、合作的态度和相互信任没有找到生根发芽的有利土壤。第三，严格的社会控制，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都突然消失了。警察的强制力和司法系统被解散，因而失去了它们可能仍然拥有的任何合法性。由于认为法律具有极权主义根源，这使法律变成了非法的和没有约束力的，法律被破坏了。而法律的强制机关显然是没有效率的。可靠的社会控制的缺失产生了焦虑、迷失方向和不确定性，为不信任综合症的膨胀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第四，新的政治精英常常不能经受住他们刚刚获得的职责的考验。权力腐败了，而这也适用于通过超人的手段获得的民主权力。反对派政治家一旦掌握权力，常常开始模仿老派的权力守卫者，表现出某些相同的权力专横性。党派之争、对职位的贪欲和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就变得明显了。在1992年的一次调查中，问及议员主要代表谁的利益，40％的人的回答是“他们党或宗派的”，27％的人的回答是“他们自己的私利”，而认为他们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的人只有6％（CBOS Bulletin No。 9/1996： 45）。显然，政治家被逐出了“我们”的范畴而重新被看作类属于“他们”。公众清醒地看到在政治最高层的持续的个人争斗、丑陋的中伤和公开的敌对的图像。政治家的薪水和额外收益被认为增长得过快而且缺少正当的理由。人们带着不信任的眼光来看待特惠主义和裙带关系。同样明显地存在着无知、不称职和无能：最高的政府官员的以错误的信息没有根据地轻率做出决策。在政治声明和竞选诺言与实际政策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一致。一些法律通过了但是没有强制力。中央政府的决策有时为地方首脑所忽视，或相反，中央政府的决策被强加在地方政府的意志之上。在获悉公众意见和公开应对大众媒体上存在困难。保密的要求——并且居然不断地试图通过立法的方式认可通过限制大众媒体接近政府运作的渠道来保密——增加了政治家和广大的公众的疏远程度。也存在影响大众媒体的内容、控制电视、强加某种审查制度的持续的努力。
最后，存在决策的任意性，有时曲解法律，有时违反法律，甚至在有些情形下背叛法律自身的最基本原则（例如，罗马法不追溯既往的规则，或所有的公民——包括最高官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的最基本原则）。政治家所有这些对权力的滥用、道德败坏和有时甚至违法的行动都是非常明显的，甚至比以前更明显，其原因在于由独立的媒体提供的民主的透明度。
现在我们必须采取更长远的视角，去问为什么在发生革命事件和深入开展建设一个西方类型的开放的、民主的、市场社会好多年之后，不信任的综合症仍然这么持久地存在。过去的遗赠加上“后革命的不适“只能提供部分答案。另外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