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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我们的理论模型，最重要的是在后共产主义社会人民的“生活世界”中的不确定、不安全、不清晰和不透明的环境状况。我们知道，信任是建立在对未来的预期基础之上的。“这种预期反过来意味着关于未来的社会结构、社会易变性的范围和机制，以及关于社会转型过程得失的某种确定的观念”。但是“未来系统的形状仍然是模糊的”（KolarskaBobinska 1994： 8）。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爱好和兴趣受到刻板印象、偏见、希望和焦虑的强烈影响”（KolarskaBobinska 1994： 8）。不确定性通过很多方式表现出来。第一，存在一种非常扩张的“风险环境，这种环境从总体上影响大量的个体”（Giddens 1990： 35）。最严重的是失业风险，在90年代早期，对于15。7％的波兰劳动力来说，这就是生活的实际情况（Poland：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port 1993/1994： 77），这是一个严重地关涉到全国69％—70％的人的问题，这些人把失业放在国家将要面对的问题序列的最顶端12（CBOS Bulletin No。 2/1995： 71）。在另一次调查中，多达58％的应答者表达了对可能失去工作的担心（由于雇佣他们的企业倒闭或停业整顿）（CBOS Bulletin No。4/1995： 77）。失业及其威胁显然导致了焦虑、不安全感、挫败感和对系统及其未来的普遍不信任的产生。差不多同样有威胁性的是通货膨胀与金融不稳定的危险。通货膨胀率虽然从它的最高点降下来了，但是在那个期间仍然是很高的，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在35％—40％之间浮动（Poland：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port 1993/1994： 22）。它明显地破坏了对货币、储蓄的意义和商业条款的稳定性的信任。64％的人把通货膨胀作为他们每天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并不令人惊奇的（CBOS Bulletin； January 1994）。1993年，66％的被调查者声称他们害怕贫穷（CBOSBulletin No。 12/1993： 83），而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高的只有3％（CBOS Bulletin No。 6/1993： 77）。不断增加税收负担的不稳定的税收政策产生了非常有害的结果。它妨碍了关于未来收入的任何确定性，并为欺骗、逃避法律、甚至犯罪提供了便捷的理由：“当人们感到他们被利用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反过来欺骗系统呢”（Elster 1989： 180）。在金融系统中造成不信任的另外因素是好几个新成立的私人银行的倒闭和股票交易上不时出现的空前繁荣时期之后的崩盘。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一种尝试性的解释（2）
第三个方面的风险出现在自由竞争和市场交易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一样感受到了这一点。在资本积累的早期阶段产生了野蛮的、攻击性的和未驯服的商业行为。哄抬价格、降低质量、采用假的信用、伪造证明和虚假广告变成了共同的惯例。据报纸报道：在由消费者保护组织仔细审查的案例中，多达75％的都有欺骗的证据。造成风险的第四个因素是犯罪和违法行为的大量增加，其结果造成不稳定、持续的威胁和危险的状态。1989年有记录的犯罪案件是547589件，而在一年之后的1990年猛增到883346件（Frieske 1996： 118）。56％的人天黑之后不敢外出是不足为奇的（Polityka； May 14； 1994）。但是普通的犯罪并不是焦虑的惟一原因。不断增长的有组织犯罪和外国黑手党的介入是另一个原因。然而，对普遍信任最具有破坏性的也许是在政治的和行政的精英中不断被揭露的渎职行为、权力滥用和“白领犯罪”。当议会不断地免去犯罪的议员的豁免权时，当部长、市长或银行行长不得不被解职和起诉时，它就会对公共信任产生破坏性的结果。“越轨行为的正常化”（Stivers 1994： 2）是非常容易使道德败坏的。〖JP＋1〗“［不断增长的犯罪的］一个结果是它对人际信任和对那些违法机构和那些负责法律强制的机构的信任造成了破坏”（Short 1984： 714）。〖JP〗
普遍感受到的不确定性也可归因于规范的解体或失范。法律体系是由不完整的，老的和新的，经常不一致的，不断改变的，而且任意解释的规章所拼成的破碎图案。规则、规章、行政条例的承载过多，以及法律解释的相互冲突使它们变得难以理解。新的宪法仍然是缺失的，因为有27个方案在有分歧的议会被激烈地争论，而旧的宪法是特别修正的拼凑物。法律规则的权威性受到最高政府机构——包括总统办公室——的特别法律决定和不时由议会通过的有追溯力的规定的损害，社会生活的连续性、稳定性和秩序性的信任实际上被破坏了。失范的状况扩展到政治领域。广阔的人群在过分多元化的和民主的政治运作中完全迷失了方向。在公共舞台上活动极端频繁的政党、俱乐部和小集团，加上重要的政治人物之间不断的你争我斗，以及决策制定过程的秘密性，加重了“很多人都有的被卷入我们不能完全理解并且由似乎很大一部分超出了我们控制的事件所组成的世界的感觉”（Giddens 1990： 2…3）。英国的理论家在其它的背景下做出的这个描述完全适合波兰社会那时的状态。
移民入境（immigration）这种新现象（在1991—1995年间有32504名正式移民，参见Rocznik Statystyczny 1997： 111）引发了与来自其它国家的人、外国企业家，但是也包括乞丐、难民、那些受雇于“黑色经济”的人和黑手党的接触。“陌生人”的出现增加了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氛围。也出现了一种普遍深入的外部不安全感（尤其是来自复苏的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威胁，以及根植于历史的对比邻而居的后苏维埃共和国的怨恨）。
与信任的消亡相关的第二个一般性因素是，所谓的保卫社会生活秩序、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控制机构的可以觉察的无效（inefficiency）或松弛（laxity）。法律强制机构，从警察到检察院再到法院，常常被认为是无能的，或更糟，是有偏向的或腐败的。警察在控制街头犯罪、入室盗窃、偷车贼和黑手党活动的浪潮中所表现出来的无能是明显的。在某些区，所有的警察力量完全腐败的情形被揭露出来，这导致高级警官，包括警察局长的被解职（在波兹南市）。对于“白领犯罪”，特别是对那些妥协的政治激进分子的相互矛盾的指控被广泛地报道。一些法庭的判决似乎违背了关于正义的常识，给予他们与他们所犯的罪行不相称的较低的惩罚或者甚至宣判无罪（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对恰斯托恩（Ciaston）和普莱蒂克（Platek）将军的审判）。鉴于大量的走私和估计数额在10万亿兹罗提的逃税（Poland：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port 1993/1994： 130），税务和进口关税强制机关也被认为是玩忽职守。所有这些都腐蚀了对于正当的法律程序、标准、公正和正义的执行的信任。
第三个因素是个人资本的某种形式的耗尽触及到相当大部分的人口。最重要的是实际的贫困化。1991年，波兰处于贫困线以下（收入低于能够满足基本需要的“社会最低线”）的人数估计在35％，而在70年代末，这个数字不超过8％（Miszalska 1996： 68）。世界银行的估计显示：在1993年，大约550万人遭受到严重的贫困（GucwaLesny 1996： 109）。健康水平的某种程度的恶化和预期寿命的降低也可以被观察到。1990年男女平均预期寿命只有71岁，而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预期寿命大约在80岁（Okolski 1996： 24）。
最后一个因素——它增强了所有前面提到的因素的影响效果——是由“光荣的1989年”（glorious year 1989）所产生的相当高水平的期望和渴求。信任和不信任的经验经常是相对于我们评估社会客体的标准来讲的（Barber 1983： 83）。显然，如果可信任的标准降低了，信任被实现的可能性就比标准高的时候提高了。一般来讲，期望越现实，成功的信任的机会就越大，因而信任文化出现的机会就越大。同样，期望越缺乏现实性，信任被背叛的可能性就越大，不信任文化就越可能出现。
在取得对共产主义的胜利的兴高采烈的情绪（euphoria）（“五E综合症”）中，期望值被设置得非常高：转型将顺利而迅速，生活标准将很快提高，民主选举的权力精英将由在知识上和道德上都无可挑剔的人组成，国家将只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行动，完全为了公民的福利。注意到现实社会主义遗赠怎样仍在增强这些期望是有趣的。所有的社会主义所许诺但是从来没有兑现的事物现在都将在自由、民主的秩序下被实现。照顾公民并为他们提供基本利益的父权主义模型被40％的人所认可（Mikolejko 1991： 62）。在更具体的条款上，55％的人相信政府将照看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认为家庭应该承担这个责任的人只有13％（CBOS Buletin； January 1994）。而在另一个调查中，高达90％的人宣称政府应该提供工作、住房、教育、医疗服务，甚至还有休闲设施（Koralewicz and Ziolkowski 1990： 100）。转型的现实同那些梦想相差太远。在渴望的水平和现实的水平之间的落差总是令人沮丧和痛苦的（Gurr 1970）。结果是，已经由现实社会主义环境慢慢灌输形成的深厚的和普遍的不信任没有丝毫的减退。在一个缺乏信任的环境中，保持不信任是更符合理性的。那些表现信任的人不仅将在游戏中受到损失，而且将因愚蠢、天真、轻信和头脑简单而被责难。犬儒主义、欺骗、利己主义、逃避法律、在智慧上胜过系统变成了美德。这只能导致信任受到更深的侵蚀。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民主的巩固和信任的复兴（1）
上面所描述的信任危机在当时似乎激活了不断增长的犬儒主义、悲观主义和疏离的一个不道德、自我增强的循环。评估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状况，我得出了一个悲观主义预言，相信信任的恢复将是一个相当长期而充满艰辛的过程（Piotr Sztompka 1995； 1996 a； 1996 b）。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的一些事情转变了这种倾向的方向并开始信任的复兴：在转型过程中，我们已经遇到了那些广为人知的惊奇中的又一次惊奇（Lepenies 1992），但是这一次是乐观的和充满希望的。看一看20世纪90年代后半段的信任指标，我们将看到一幅完全变化了的图像。
（一）转变的证据
当我们查看言辞指标所显示的水平时，这种转变就尤其清楚了。我自己在1997年所做的研究表明，55。6％的人相信他们的生活比1989年以前更好，而宣称他们的生活水平降低了的只有26。5％。在1991—1993年进行的全国性调查中，只有大约20％的应答者把他们过去的一年评价为“好”，而在1997年这个数字是45％。与此相同，在1991—1993年，41％的人认为过去的一年是“坏”的，而在1997年这个数字只有18％（CBOS Bulletin No。 8/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