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答：“就这样吧。”未予制止，致使林彪得以乘２５６专机出逃。
人证物证俱在，李作鹏有心放林彪出逃是显而易见、不容抵赖的。张思之、苏惠渔也认为此事如钉在板，没什么可辩的。但另外一些语涉李作鹏的指控，则证据明显不充分。例如１９７１年春，林立果根据与林彪的密谋，拟定了武装政变的方案。９月初，李作鹏将从武汉部队政委刘丰处得到的毛泽东南巡讲话，密报黄永胜。黄即转告林彪、叶群，促使他们“下决心采取行动杀害毛泽东”。经调查，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李告黄南巡讲话，怀有促使林彪决心对毛泽东下手的动机，也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李参与了杀害毛泽东的谋划及行动。因此一切与谋杀毛泽东相关的罪责，均无须李作鹏分担。
再如对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指控，经调查，该阴谋在策划时，李作鹏毫无所知。决定实施时，其步骤是：由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以林彪名义，电邀黄永胜去机场，再通过黄出面电告李作鹏等人到机场会齐，由江腾蛟、王飞等“裹挟”前往广州。与南逃广州另立中央阴谋相关的人证物证，都证实李作鹏不曾与谋。
经核实、分析了大量案卷，张思之、苏惠渔将他们形成的上述见解，写进了辩护词。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三部分张思之：“林彪”“四人帮”两案的审判（5）
李作鹏表面托着《安娜？卡列尼娜》，
悄悄草拟长篇辩护词，然后缝在内衣口袋里／
审判时，他坚持要念辩护词，副审判长黄玉昆捏了一把汗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０日下午三点，特别法庭的审判开庭。随着法庭调查、法庭辩护的进程，两案被告的罪状逐渐清晰。除了张春桥死不开口，江青有时喧嚣狡辩外，其他被告面对确凿证据，基本认罪服罪；但有些被告对证据不充分，或他们自认为指控不当的罪责，还是极力辩解。李作鹏就是这“有些被告”之一。
因为李作鹏给山海关场站命令的记录，已被涂改，成为与周恩来命令相近的“四个首长联合命令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不管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圆括号内为另加的文字，尖括号内为删去的文字虽然法庭方面说经鉴定涂改是李作鹏所为，但李坚持“有保留地承认篡改了周总理的指示”。
张思之、苏惠渔为李作鹏进行辩护，除了以事实和分析对某些涉及李作鹏的指控，要求准确地判断和限定罪责外，还希望法庭在量刑时，考虑李的历史和认罪态度的转变，从轻发落。
其他律师，亦根据证据及合理推断，为各自的委托人进行辩护。当检察官认定吴法宪将空军大权交与林立果，使其利用特权在空军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时，吴法宪的辩护人马克昌、周亨元，要求吴复述“交权”的动机。最初没人对这一要求的微妙有所反应。等吴强调交权是为了讨好林彪，他对林立果利用他授予的权力所搞的阴谋均不知晓时，人们才感到律师的机敏，原指控吴法宪对林立果利用职权准备武装政变应承担直接的罪责，因此被脱掉了。
然而也有个别专业功底深厚的老学者，由于感情方面的原因，加之缺乏法庭辩护的临场经验，在最初的法庭调查和辩护阶段不太适应，出现了辩护人角色的错位，在法庭上对被告比审判官、检察官还严厉，没有全力维护被告的合法权利，却时常将被告推向十分不利的境地。
尽管他是位令人尊敬的老先生，辩护组负责人和组员们还是认真地指出了他的问题。看到老先生为自己的失当伤心落泪时，辩护组的同仁也有点于心不忍，但法律不承认感情，原则不容人礼让。这位令人尊敬的老先生，经同仁的帮助，本人的逐渐适应，最终还是较好地履行了辩护人的职责，依然赢得同仁们的敬重。
开庭以后，不到庭时的李作鹏表面上总托着一本《安娜？卡列尼娜》，但看守的人员还是发现，背着人的时候，他在悄悄地写长篇辩护词。法庭方面得知此讯后，不免有些紧张，生怕他的长篇辩护词中有泄密，或有损毛泽东、周恩来形象的出格内容。
负责林彪集团主犯审判的副审判长黄玉昆，找到张思之，希望他以辩护人的身份，设法掌握李作鹏辩护词的内容。提出这种要求，严格地说是不符合法律条文的，但从保守国家机密，不使法庭上出现有损国家利益的情形考虑，张思之同意设法了解辩护词的内容。
张思之同李作鹏见面时，没说上几句，李就明白了张的意图。“我想既然如此，也就不必兜圈子了，直截了当地对李说，是否能让我看看他的辩护词，帮他顾问一下。李听后狡黠地朝我笑了笑，说：辩护词我写好了，已经缝在我的内衣口袋里了，没法取出来。我后来又试探了两次，李还是那句话。离开李作鹏处，我只好对黄玉昆表示无能为力。”
黄玉昆亲自出马见李作鹏，当时李的身体情况一直不太好，黄对李说：“你的身体不好，辩护词就不一定非要在法庭上念了，直接交给我们，效果是一样的。”但李不同意。法庭方面怀着惴惴不安的忧虑，迎来了李作鹏宣读辩护词的一天。开庭后，黄玉昆再次告诉李作鹏，可直接将辩护词交给法庭，李执意要自己念。
念着念着，李作鹏突然感到不适，医护人员随即进行护理。黄玉昆又一次劝李，注意身体，不必再念了，交书面辩护是一样的。但李作鹏坚持说：“我自己念，自己念。”还是自己念完了。在这个过程中，黄玉昆手心真是捏了一把汗，然而李作鹏的辩护词中，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内容，法庭方面这才把久悬的心放了下来。
我想请张先生对道听途说做个甄别或证实，
可他总是微微一笑／关于谁怕谁的辩论／
王海容要唐闻生瞪江青……所有的人都有些准备不足
作为辩护组组长的张思之，除了为李作鹏辩护外，不是他担任辩护的审理过程，也要给予关注，特别是对他差点为之辩护的江青的审理，即便不能到场，也仔细观看了录像。所以我总想从他那里“掏出”更多的东西，包括当年不曾透露而现今已不必保密的真相，作为辩护人当时感受最深的场面，一些至今不失警示意义的情节，以及对整个审判或某些微观环节的客观评价等等，哪怕能对我掌握的道听途说做个甄别或证实也好。
但作为一位资深的律师，他内心能迅速经法理尺度衡量得出的评价，以及对细节甚至有些小题大做的关注，并不轻易吐露。对我的刨根问底，他总是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是否定，是赞同，是认可，只有我自己去琢磨，当然如果我将之付诸文字，责任也必须由我负。但当张先生把他对自己所经历的主要案件爬梳整理，而后随手写下的感叹给我阅读了之后，我感到了他对我这个晚辈的真诚，以及他的人格力量。
“为了这次采访，我看了不少资料，也走访了许多人。我听说在一次审理江青案时，她攻击法庭，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在制止时说：‘江青，你这个反革命罪犯，应该惧怕我们’‘嗯﹖’江青一下没反应过来。‘是的，你怕我们。’曾汉周斩钉截铁。江青反应过来了：‘我怕你﹖哼，你怕我”不，你怕我’曾汉周很想在气势上压倒江青。结果两人在法庭上‘你怕我’了十余个来回。这时江青突然冷笑了几声：‘我会怕你﹖笑话。你问问坐在你边上的江华，我怕过谁﹖’曾汉周此时感到：江青的气焰，不是靠这种争辩能压垮的。在短暂的僵滞后，转移了话题。这种场面的出现，有点失水准吧﹖”
“那时刚刚重建法制，就碰上这么大、这么棘手的案子，所有的人都缺乏准备。”十余年过去了，张先生语涉往事心平气和。“的确，有些知情人告诉我，虽说案子审不审、怎样审酝酿了较长时间，可宣布公审后，许多准备都显得十分仓促。例如法庭布置：庭长、审判方、检察方都坐在台正中央，辩护人、书记员分坐在台前的两边，这种布置真有点史无前例。据说事前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并查阅了国际上的有关资料，认为如此布置不当，可最后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法庭，依然如故。您知道其中的内情吗﹖”
“我还真不知道这中间的内情，但这种法庭布置在以前的确没有见到过。”
“还有，出庭证人的选择，及其出庭举止的关照方面，也有不周之处。据说廖沫沙在法庭上同江青对骂了起来，证人深受迫害难免情绪激动，但法庭应尽量设法避免出现上述场面。另外因错误地选择‘长沙告状’作审案突破口，请王海容、唐闻生出庭，她们对法庭氛围、江青的狡辩很不适应。听说王海容退庭，对即将出庭的唐闻生说：‘你替我狠狠瞪瞪江青，她刚才瞪了我好几眼，真可气！’结果有关人员马上安抚王，又劝说唐不要感情用事。”
张先生也同意，从完善健全法制看，总结“两案”审理的经验和不足是有益的，有些问题在当时不一定能认识清楚，拉开点历史距离反而看得更透更深。但如今事件的大量纪实回忆有之，而认真反思的并不多。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三部分张思之：“林彪”“四人帮”两案的审判（6）
张先生的话，又让我想到一位老律师对“两案”的“苛责”。他觉得优秀的庭长，应是站在前台的导演，他应能自如地控制整个法庭，机敏而不露声色地平息法庭上意想不到的突发事变。像上述的情景，一位经验丰富的庭长是完全能驾驭，迅速让干扰审判进程的躁动销声匿迹。他向我叙述了他认识的一位“理想”庭长，那是５０年代沈阳审理日本战犯国际法庭的庭长贾潜。
我把那位律师的话，告诉了张先生，试图引起他对“两案”法庭的评论，可他却很恬淡地说：“那时，所有的人都有点准备不足。”的确，事后诸葛好当，可张先生从不愿扮演事后英雄的角色。
“两案”审理中，律师的作用是有所体现的／
李作鹏评价张思之“敲边鼓”／
张思之的“滚核桃”之思
“您刚才讲述的一切，使我感到在‘两案’审理中律师的作用是有所体现的，但我认为依当时的历史环境，这作用的体现是有限的。不少人说：辩护词是‘上面’定的，我想您的辩词，大概也要经‘上面’审定后您才能读吧﹖”
“你推测得不错，的确经过‘上面’审阅。当然，从法律规范上看，这样做没有法律依据。但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此案在中国也是无前例的，太特殊了。而且，作为辩护人，我一再坚持的几点要求，最后宣读的辩护词中基本保留了。除了前面讲到的申辩外，我坚持写上‘庭审活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不是多余的废话，庭审活动是否合法，律师有责任发表见解并要求法庭予以确认，从而加强律师制度对审判活动应有的广泛性的监督作用。另一点是应考虑李‘早年革命的历史’。辩护词中这个意思表达得极其委婉，因为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