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有的广泛性的监督作用。另一点是应考虑李‘早年革命的历史’。辩护词中这个意思表达得极其委婉，因为在当时说这话太艰难了。人们对动乱祸患记忆犹新，把许多怨恨集于他们身上，对‘文革’的反省也未深入到今天这个层次。若晚些年审理，我们的处境或许会好一些。当时能达到这个水平，的确不该再给予苛责，律师的作用是有所体现的。”
张先生告诉我，审判结束后，他和苏惠渔又见了李作鹏，征询他的意见。“他微笑着，把手从棉衣袖筒里利索地抽了出来，说了这么一句：‘你们的辩护，好比敲小鼓，可是只敲了个边，没敲到中心点上。”哦，敲边鼓？能不能说具体点？’我问道。可脑筋转得飞快的李作鹏，没正面回答，好像漫不经心地说：‘不怪你们！’显然，对审判他还是有看法的。即将分别时，他又冒出一句：‘写了首诗给你。’我听了有点情急，想马上看。不料他却告诉我：‘２０年后给你。”“‘那好，我等２０年。’我无可奈何。”
从李作鹏那里出来，“边鼓”之说便不断搅扰着张先生的思绪，使他联想到一首著名的山西民乐《滚核桃》的演奏，乐手们把鼓槌扬起，击打得有声有色，但始终在鼓的边缘处滚动，并不触及核心。闭目静听，宛如许多核桃在滚动。难道这是李对律师在法庭上作用的刻画，律师们不过在“滚核桃”﹖张先生心中很不自在，但又感到无以辩解。
直到今天，“滚核桃”之乐，仍时时敲击着张思之。他经常扪心自问：“作为律师，我及格吗﹖我能做到无愧吗﹖”张先生的核桃，似乎一下又敲到我这边来了：通过近期和一些中老年律师的接触，我深感中国律师制度的健全完善，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律师在审判活动中地位和作用的体现，还相当艰难。虽然新闻媒介一度把一些明星案炒得火热，有那么几个律师因之很风光。
张先生对我说；“我没有办过漂亮的案子。我经手的全部案件，事后想想，无一没有不足甚至失误。”他甚至把自己的律师生涯，戏称为“屡败屡战”。当张先生讲述了他的简单经历后，我内心也难以安宁。
１９４９年前，中国法学的摇篮，有“南东吴北朝阳”之说。张先生曾就读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彼时国民党法律系统内，该系毕业者居多，号称“无朝阳不成法院”。新中国成立后，１９４７年入党的张思之到北京市法院工作。但在审理“两案”前，只有一次半辩护实践。他的处女作，是因南斯拉夫一个法律代表团要求旁听法庭辩护，才登堂为一年轻的抢劫犯辩护。后半个案子是当年颇有点轰动的罗抱一离婚案，男方是很有前途的高级经济官员，女方是位模范教师，可未及结案，他却被“反右”骇浪卷入旋涡……
听罢张先生的经历，感到他“屡败屡战”的叹息，绝非因他本人无能。因为我最近常同律师打交道，我在报刊界的朋友，便纷纷求我约他们写点公民如何依靠法律保护自身权利的文章。可略知律师苦衷的我很清楚，这些“护法使者”自己依法行事的权利，亦不时会被侵害呢
我没有向内行的人了解过世界律师制度发展的历程，但我想其必然要比张先生的律师实践更坎坷，健全律师制度的蹉跎与艰难，绝非中国独有现象。谈论思索到此，我感到我们的话题仿佛越来越沉重，便转移了话题。
“作为一位资深律师，您能否谈谈律师应有的素质。我通过一些新闻报章对明星案或著作侵权案的报道，感到有些律师的确能言善辩，但他们似乎有点过于文学或感情的渲染，能赢得较高的印象分，这是一种趋向抑或是一种好现象吗﹖”
“论辩，可以说应该是律师的看家本领。如果一个律师法庭演说或写辩护词文理不通，言不及义，就太令人悲哀了。但如果仅仅是言语功夫好，可以哗众，律师个人赢得很高印象分，而委托人却不能得到实惠，那就把事情搞颠倒了。我赞赏高品位的辩护和演说，这绝不仅仅取决于对言语辞藻的驾驭，而在于律师人格完美的艺术体现，它包括思想、道德、品质、学识、风度、风格等等。如果在综合修养上有缺欠，不妨首先恪守老老实实按事实真相和法律原则办事的信条，也不要企图以言语辞藻来掩饰”
张思之又陆续谈到律师应有的求实精神、应变能力、缜密的逻辑思维等素质要求，并用他经历以及听说的案例为佐证。倾听之中，我脑海中再次浮出这种念头：在中国戴律师这顶荆棘之冠，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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