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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鲁迅诗人气质的形成过程中，从西方摩罗诗派和中国乱世诗人的两种文化系统中吸取了什么共同的东西呢？也就是说，这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在什么样的汇流点上与鲁迅诗人的气质发生共鸣，引起了怎样的变异呢？
中外摩罗诗人精神的凝聚点是：反传统反常俗的战斗精神和气质。鲁迅称赞拜伦代表的摩罗诗人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争天拒俗，反对一切伪饰陋习，敢于抒“两间之真美”，拒绝歌咏“顺世和乐之音”。他称颂易卜生“据其所信，力抗时俗”。以真诚反虚伪，以革新反保守，就是这种摩罗诗人精神的精髓。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与中国屈原以及魏晋以来的乱世诗人的诗人气质相通了。他以反常俗作为衡量中国诗歌“伟美之声”的标准，肯定了屈原“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的叛逆精神，而对于他“多芳菲凄恻之音”又表示不满。他称颂竹林七贤“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他们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德”和“传下来的礼教”，嵇康和阮籍则是这种反传统精神的代表。鲁迅认为嵇康的论文“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由于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非汤武而薄周孔”，终被当权的司马氏所杀害了《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从历史与现实的教训中得出，“蔑视古训”始终是一项刻不容缓的战斗任务。晚唐的皮日休、陆龟蒙的小品敢于对于上至皇帝下至习俗进行嘻笑怒骂的嘲讽，因而被鲁迅称之为“几乎全部是抗争愤激之谈”，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鲁迅作为一个旧礼教旧传统叛逆者的诗人气质，接受了来自两个系统的文化思想的熏陶。他的诗人气质，具有明显的中国民族的血脉。在爱国主义思想与文学家的人格这方面，鲁迅和中国文学史上以屈原为代表的壮烈不朽的诗人，“连成一个精神上的系统”冯雪峰：《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接触拜伦代表的世界上伟大抒情诗人精神系统的影响，又使得鲁迅的诗人的天才和气质“开始赋有着近代思想的性质”冯雪峰：《鲁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及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因此可以说，在鲁迅诗人气质形成的过程中，就表现了他蔑视传统和继承传统的统一，历史意识与当代意识的统一。在这一点上，说鲁迅“是一个受过西洋教育而不失其华夏灵魂的现代中国人”苏雪林：《〈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是确然无误的。就气质来讲，鲁迅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民族诗魂的代表。
《鲁迅其人》第二部分鲁迅诗人气质的形成与中外文化（3）
四
鲁迅是一个偏于内向的人。他“在性格上是内倾的”，“喜欢驰骋于思索情绪的生活”李长之：《鲁迅批判》。。怀着强烈的爱国之心，他在思索和寻求“什么是最理想的人性”这个萦绕心中的最重要问题的时候，便自然与西方的个性主义的社会思潮发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努力用这一思潮来调整中国思想界流行的崇尚“物质”与“多数”的偏颇。鲁迅的诗人气质同时受这一思想的熏陶，便产生了一种追求自省与趋内的精神特征。
家境的变迁，父亲的久病，鲁迅饱尝了世态炎凉带给自己内心的创痛。他自少年时代起就形成了内向的气质。这种气质发展成现代诗人的抒情的世界需要文化的熏陶。在鲁迅踏进文化活动之初，就面临着西方现代文化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两种价值系统的选择。最热烈的感情世界中进行着一场最冷静的思索。鲁迅清醒地比较了东西文化思想的歧异，鲜明地表示了自己感情世界的趋向。
鲁迅认为，西方精神界的明哲之士，其精神在“延颈方来”，他们“神驰所慕之仪的，日逐而不舍”；而中国以老子为代表的爱智之士，其精神在“眷恋旧有”，他们“心神所注，辽远在于唐虞，或迳入古初，游于人兽杂居之世”《坟·摩罗诗力说》。。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价值系统。中国古来不少诗人墨客，沿着这种道家的思想而走上消极遁世之路。鲁迅与此种精神表现了格格不入的态度。他洞观世界发展的大势，进行权衡较量，确认克服西方世界重物质和“众数”之偏颇的19世纪末兴起的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新思潮，乃是拯救社会堕落、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新宗”。“新宗蹶起，特反其初，复以热烈之情，勇猛之行，起大波而加之涤荡。直至今日，益复浩然。”《坟·文化偏至论》。鲁迅认为，这种重个人的思潮，带来了人的自我价值的认识和尊重，影响至于诗歌和小说中多以桀骜不驯人物为作品的主人公。这并非一两个文人想象构思的结果，而是社会文化思潮发展的必然的产物。“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悟个性之价值”。可见在这崛起的思想“新宗”中鲁迅最重视的思想核心乃是对人的个性的自觉和尊重。他把人的自觉与个性视为精神世界解放的最高尺度，看做是达到自己民族解放的惟一途径：“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坟·文化偏至论》。鲁迅这种当时无疑是最进步的精神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诗人气质吸取的思想渊源和发展趋向。
就哲学观与社会观来看，鲁迅的选择是庞杂的。叔本华的主观唯心主义，尼采的超人学说，易卜生的个性主义思想，都纳入他“新宗”的系统。就智性看，这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思潮。就感情看，这是对自我世界重新发现的趋向。鲁迅没有全面探讨和吸收他们哲学观的整体结构。他只是在这个思潮的框架中吸取时代精神和个人气质发展所需要的果汁。集中一点是：他们对个人价值的重新认识，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尊重个性价值和内心精神生活的趋向。由于重个性，必然要重新发现和尊重个人的价值；由于重精神，必然由外在物质世界而转向内心精神世界的探索。这两个方面恰好与鲁迅的主观抒情诗的气质的特征相契合。这些新潮对于鲁迅思想的影响过去已被许多人注视，而对于鲁迅气质产生的影响却往往被忽略了。
其实对鲁迅诗人气质的影响，就包含在介绍本身所产生的潜移默化之中。鲁迅对这些新宗思潮表现了感情上的契合。他在推翻传统的偶像时又钟情于新的精神偶像。他不无偏爱地谈到从尼采到易卜生代表的重主观学说在改变人们精神中的作用，认为“其说出世，和者日多，于是思潮为之更张，骛外者渐而趋内，渊思冥想之风作，自省抒情之意苏，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之心灵之域”。他认为，主观主义哲学的旨趣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唯以主观为准则，用律诸物”，一是“视主观之心灵界，当较客观之物质界为尊”《坟·文化偏至论》。。这里我们可以找到鲁迅所以倾向这一主观思潮在个人气质上追求的根源。鲁迅抛弃了以主观为准则绳律一切事物的唯心主义观念。他羡慕和追求那种摆脱了现实与自然束缚，获得自我心灵自由之后产生的“渊思冥想”的作风和“自省抒情”的意向。恰恰是这种心灵世界的沉思性和自省性，成为鲁迅一生诗人气质的重要特征。他的全部创作几乎可以说是他内心世界沉思和自省的果实。鲁迅的一些作品，无论是小说、杂文，或散文诗《野草》，在思想深沉与自我反省的深刻程度上，都远远超出其他作家之上，不能不说与他独特的精神气质的追求有密切的关系。
鲁迅确信，这种内心的自省的注重是一个精神界战士、一个诗人或文学家心灵境界的最高尺度。富有这样精神的人，哲学观上可能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把自己的主观世界视为审度事物的惟一标准。但是，从文学上来看，却可以产生具有充满自信意志坚强的人。他们“思虑动作，咸离外物，独往来于自心之天地，确信在是，满足亦在是，谓之渐自省其内曜之成果可也”《坟·文化偏至论》。。鲁迅所说的自省包括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反思检讨和主观世界的批判解剖这两个方面反省精神。这样的精神贯穿了鲁迅一生的战斗。他的严于解剖社会和严于解剖自我，客观世界的深刻剖析和主观世界的深入开掘统一的精神和气质，显示了一个伟大思想家的精神特征，同时也体现了一个富于深刻思想的抒情诗人的气质的特性。他的小说中充满对病态社会人生的严峻的剖析，字里行间又流露出主观世界沉思自省的热情。狂人、吕纬甫、魏连殳等形象背后都有鲁迅抒情诗人心灵剖析的影子。《野草》几乎可以看做鲁迅内心自省的对话。他内心的矛盾交战的声音和对社会现实不屈抗战的性格，编织在一种诗情的意象与境界中。鲁迅的杂感包含了更猛烈的战斗愤火，也往往蕴藏着自我的反省和沉思。由于这些作品是一个伟大沉思型的思想“自省内曜”的果实，就获得了别人所不大可能达到的诗意美的效应。
鲁迅作品的抒情诗人气质通过两个不可分割的两方面表现出来的：一个是对个人心灵和民族文化的深刻自省；一个是对社会现实的勇猛抗战。自省于内者愈深，奋战社会之力则愈强。鲁迅希冀出现的“明哲之士”，不是以调和为己任的中庸之辈，而是具有内心光曜意力超众的人。他们是“有勇猛奋斗之才，虽屡踣屡僵，终得现其理想”这样富于韧性战斗品格的精神界之战士。他们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刚毅不挠，虽遇外物而弗为移”。鲁迅认为，这样的人才可以成为社会的栋梁。内在世界的充实坚定是外部世界斗争精神的强大根源。鲁迅在《野草》和其他作品中所表现的韧性战斗精神，集中体现了他这种诗人气质的特征。鲁迅年青时之接近摩罗诗人，把他们视为创造中国精神界战士的模式，而且自己终其一生保持摩罗诗人的灵魂和品格，可以说与渴慕这种自省内曜的“真的人”的模式分不开的。
鲁迅后来创作模式有了很大的转变，由浪漫主义而转向写实主义。他的精神模式却始终如一：艺术实践始终没有丢掉“自省”这一宝贵精神。这形成了他诗人气质中一个最鲜明的特征：主观内心世界的无情开掘与客观世界的深刻解剖的统一。
五
鲁迅对20世纪文化的发展趋向进行总体性的思索，从人们心理上存在的不断打破稳定和平衡要求的角度，论述了由外部生活而趋向内部，由表面而趋于深邃的文化动向。鲁迅做出了这样精湛的文化预测：“意者文化常进于幽深，人心不安于固定。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沉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新生一作，虚伪道消，内部之生活。其将愈深且强欤？精神生活之光耀，将愈兴起而发扬欤？成然以觉，以客观梦幻之世界，而主观与自觉之生活，将由是而益张欤？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坟·文化偏至论》。这个高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