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格- 第26节

　　村子里，地位比普通老百姓略高的称地保，管一个或几个村子，职责也十分繁杂，不过，总的来说，是充当沟通地方政府与百姓的媒介，地保经常会陷入麻烦中。任何一种纠葛都会给他带来麻烦。假如遇到一个吹毛求疵的地方官，有时甚至会因为没有汇报他不可能知道的事情而被打得血肉模糊。　

　　地位比地保再高的是县官。在百姓眼里，他们是中国最重要的官吏。在百姓面前，他们是老虎；在上级面前，他们又是老鼠。一个县官至少要处理六大方面的事务，他既是民事、刑事司法官，又是行政司法官、验尸官、财政长官和税务官。一个官员要处理这么多事务，当然不能细致入微，明察秋毫。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说，这都是超负荷的，使得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处理好。况且，很多县官只一门心思想着如何捞油水，对任何公务都不感兴趣。因为公务繁多，彼此又不协调，即使县官有良心，也难免犯不少错误。一些事情处理失当，他总是难逃其咎。大部分县官要依靠师爷或随从来帮助处理日常事务，与所有中国官员一样，县官总被想像为对辖区内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也能随时防患于未然。为做到这一点，每个城市或乡村中，每十户划为一甲，每甲设保甲长。每户门前挂有一个小牌子，上面注明户主姓名和该户人口数目。这种户藉制度，有点像古代撒克逊人十户区或百户区制，它有利于确立责任区，某个保甲区内一旦出现可疑的陌生人物，第一个发现的就迅速报告保甲长，保甲长立刻报告地保，地保再报告给县官，县官马上采取措施，“严密搜捕，严厉惩处”，这种简易的保安措施，使所有的地方犯罪，还未发生就被发觉了。这不是靠陌生人长相可疑，而是靠住户固定。这一制度还使良好的民风代代相传。　

　　显然，这一措施只有在住户固定的地区方能奏效。然而，即使在中国这样人口最为固定的国家，保甲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个法律上的假定。有时，在一个城市，以前从未见过门前挂牌子，可突然有一大，每户门上都挂上了。这就说明县官来了，他想加强这方面的管理。有些地方，只有冬天才挂上，因为冬天最危险，坏人最多。不过，据我们所知，该措施只是昔日的经验，现在徒具形式而已。实际上，也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连续走几个月，几千里路，沿途挂牌子的住居，不足百分之一。　

　　前面可能说过，中国的保甲制度和所谓的人口调查紧密联系在一起。假如每户的门牌一直都准确地标明该户的人口数目；假如每个地保都有一份其辖区内人口的清单；假如每个县官都准确地将这些清单上的数字汇总——对整个帝国人口的准确统计就会非常容易，只要将这些一连中的数字加起来就行了。可惜，这些都是“假如”，而事实上，几乎没有一个可以实现。门牌根本不存在。当某个地方官偶尔需要人口总数时，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完全依赖的众多地保，都不能保证提供一个准确的数字，他们对此都毫无兴趣，因为人口调查没油水可捞。因此，对中国人口的准确统计，只能从想像中虚构了。即使在文明程度较高的西方国家，人们也总是把人口调查与税收联系起来。在中国，它更是令人们疑神疑鬼。如果各地不能持久投入地实行保甲制度，就绝对不可能准确地统计出人口的数目。　

　　地方官犯点小罪，可能平安无事，也可能遇到大麻烦。即便如此，只要找有势力的朋友说说情，或者明智点，花些银子，也就完事了。就算丢了乌纱帽，也会把原因归结为他的辖区内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事。在中国，这现象极为普遍。　

　　接下来有必要阐述一下官僚阶层是如何实行责任制度的。在翻译过来的北京《邸报》中，这样的例子每期都层出不穷。几年前就曾披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值班的士兵偷了自己看守的大约三十箱子弹，卖给了一个做罐筒盒的。后者认为那些子弹是部队多余的次品。案发后，士兵被打了一百大板，流放边疆服苦役；负责仓库的小官，虽然允许交钱赎罪，减轻处罚，仍被打了八十大板，革去官职；买主因考虑是出于不知情，免于处罚，不过按常规，打了四十小板；管理这些士兵的连长，因为“纵容”犯罪，也被撤职，听候审判，但这家伙很聪明，及早悄悄地溜走了。上表奏折的刑部受命决定对该部队最高指挥官的处罚，他对此案也有责任。由此可见，每个人都是这条锁链上的一个环节，谁都不能以不知情或难以防止这类犯罪为借口，逃避责任。　

　　北京《邸报》中，每年都有上报河流泛滥的奏折，像这类事情更能说明中国人互相负责的品质。1888年夏，直隶省附近的永定河泛滥，河水从山上冲下来，一泻千里。官员们看来是闻讯就赶到了现场，冒着生命危险，奋力抢救。可惜，人难胜天，他们不过像暴风雨中的蚂蚁一样，栖惶无助。尽管如此，李鸿章也不为之所动，仍请求皇帝立即摘去他们的顶戴花翎，或者保留官职，取消贵族身份（这是朝廷不满时最常用的手段）。直隶总督也一再上表请求将自己交付刑部，依罪处罚。同样的河水泛滥后来还发生了几次，每次都有同样的表章，皇帝也经常命令有司记录“备案”。几年前，河南省修复河堤以使黄河回归故道的工程失败了，自巡抚以下的大批官员遭到罢黜和流放。　

　　中国人的责任感十分强烈，即使天子本人也不例外。他经常发布诏书，承认自己的缺点，把暴发洪水、饥荒和农民造反的责任归咎于己，并乞求上天宽恕。他要对上天负责，这和他的臣子对他负责一样，十分现实。皇帝失去了皇位，就表明他失去了“天意”，上天要将皇位交付应该登基的人。　

　　中国人的责任观念与西方观念最相抵触的是一人犯法、株灭九族，太平天国起义中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最近，土库曼斯但穆斯林起义的首领雅库·贝哥也是被满门抄斩。这种做法并不仅限于镇压起义上。1873年，“一个中国人被指控盗取皇陵中的陪葬品，结果全家四代，上至年近九旬的老人，下至几个月大的婴儿，全被杀掉。在这个案子中，除罪犯一人外，其余十一人全是无辜的，根本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参与了或知晓罪犯的行动。”　

　　中国人的责任观常被视为其各项制度永恒不变的原因之一。它就像脚镣手铐，束缚着每个人，各级官员也因之为他们从未参与或根本不晓得的事情受到处罚，这就不能不破坏各种公正原则，并直接导致了上上下下所有的官吏都掌握了一套弄虚作假的手段，如实汇报情况，还要受到严厉惩处，完全颠倒了公正原则，违背了人性。因此，官员们发现不能控制犯罪现象或觉察得太迟的时候，即使本该负责，他也要掩盖真相，以逃避责任，过分要求人们彼此负责足以说明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弊政和缺乏公正。我们对此一直都很关注。　

　　每个致力于研究中国问题的人都会发现，中国官僚体制中还存在着另一个弊病，那就是官吏的俸禄不能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求，一点微不足道的津贴也很少能全领，并且还要作为各种罚款交回去，最后，连衙门中日常的开支都不足以维持。做官的，没有其他门路可走，只好贪污受贿，以摆脱困境。　

　　中国人的责任观不符合公正原则，已是昭然若揭的事实，也令我们时刻难忘。可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忽略了其优点。　

　　在西方，一个人被证明有罪之前，是清白无辜的。你也很难将责任强加到某人头上。一列满载旅客的火车，因超重压断了桥梁，不可能归咎于某一个人。一座高楼倒塌了，压死了很多人，尽管建筑师会受到指责，可他表示当时他已做出最大努力，也没听说过他将因此受到处罚。一辆装甲车翻倒，或者一次军事行动因准备不足，遭到挫败，人们也只是指责整个体制，从不针对某个人。中国人在社会公正方面远远落后于我们，可是，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学习他们古老的经验吗？它可以便我们每个人都严格地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从而维持国家的安全。　

　　中国人的责任感对居住在那儿的外国人也十分重要。家里的“僮仆”能随时取出任一把勺子、叉子，任一件古玩；负责家务的总管，除自己可以欺骗你之外，不允许任何人欺骗你；那些买办，虽有大权，但又对每一分钱，每一个职员负责——只要我们和中国人打交道，就永远会遇到这类人。中国客店的老板，很少有善良的，尤其对待外国旅客方面。可是，我们听说一个老板，为了把一个空沙丁鱼罐筒盒还给一个外国旅客，竟追了半英里，他以为那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他认为应该那样做，可不像美国的旅店老板，他们总是冷冷地通知旅客：“本旅馆对丢在大厅里的脏靴子，概不负责。”　

　　要是举荐了某人，就要对其品质、行为和欠债负责，中国人普遍承认这是一种社会义务。外国人要想与中国人共事，就不能忽略这一点，一个中国监工，不论处在哪一位置，都会对每一次录用或解雇下属负责，这种情况会对事情的各个环节产生特殊的影响。在与中国人相互交往的漫长历史中，外国人一直本能地对这一点非常欣赏。传说从前有一个银行里的买办头，因为“男僮”让蚊子钻进了经理的蚊帐，竟将他叫去好好说明原因，如果中国人看到外国人对下属从不负责，或者不重视“应尽的责任”，肯定认为极不适宜，假如想学会，更要花很长时间。　

　　中国人有许多令人赞叹的品质，其中有一种是天生的尊重法律。我们不知道，是社会制度造就了这一品质，还是它造就了社会制度。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人无论从先天的本性，还是从后天接受的教育上说，都是一个尊重法律的民族。在讨论民族的忍耐美德时，这一点已有所涉及，不过，它与中国人责任感之间的联系值得特别注意。在中国，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对他人负责，这一重要事实要时刻牢记。虽然一个人应该“远走高飞”，可他逃脱不了自己的责任；即使他逃脱了，他的家庭仍不能逃脱，这是铁的原则，它虽不能保证使一个人改邪归正，却常常可以使他不致于变得十恶不赦。　

　　中国人很怕进官府，打官司。它也能说明中国人对法律的尊重。尤其是文人，他们一被召到官府，就吓得胆战心惊，噤若寒蝉，大气也不敢喘一口，即使事不关己，也会如此。我们就确实知道一个文人，被请去作证时，吓得像患了癫痫病一样，浑身抖个不停，最后竟昏倒在地，回家不久，就死了。　

　　中国人对法律的尊重，与共和政体所表现的精神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精神是由历来就追求共和政体的人们创造的，学院法规、市政法令、国家法律，全都遭到默默地抵制，仿佛追求个人自由不是当代最大的危险，反而是最大的需要。不过，个人或社会完全应该把阻止，揭露虚伪和欺骗当成应尽的职责，并将这一点视为对中国人处理各种社会事务之方式的最大抗议。可是，在基督教国家，无论目不识丁的人，还是举止文雅，有教养的人都有意无意地轻视法律，仿佛不需要法律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