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教养的人都有意无意地轻视法律，仿佛不需要法律维护公众的利益，并且违抗法律要比遵守法律更能体现法律的尊严，这难道很光彩吗？我们的法律既没有被取消，也没有贯彻实施——这种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反常状态已使所有的法律都遭到了公众的蔑视，我们对此能作何辩解？还有，在过去三十年，犯罪率迅猛增长，很多地方，人类生活的神圣感已经显著淡化，我们对此又作何解释？对于统计学无能为力的事，做出武断的评价，完全徒劳无益。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城市生活比美国的城市生活更安全——北京就比纽约安全。我们也相信，在中国旅游比在美国旅游更安全。应该记住，从总体上说，中国人和美国移民一样无知，怀有偏见。他们也容易受盅惑，聚众滋事。可是，令人奇怪的是，这种事并不经常发生，对外国人也没有生命威胁。
中国人相信，人的思想、行为会影响上大的意志。为了给父母治病割自己身上肉的做法，就体现了这一观念。在讨论中同人的孝顺性格时，我们已经谈过了。我们不准备坚持这种观念是正确的，可有一些支持这一观念的事实仍值得一提。中国18个省的面积与地理环境和美国落基山以东的地区很相似。美国气候变化无常，就像小麦乔里．弗莱明对乘法表的评论：“令人难以忍受。”霍桑评价新英格兰时，也说那儿“没有气候，只有各种人气的范例”将波士顿、纽约、芝加哥的气候与中国同一纬度地区的气候相比，就可以看出，同一些地理书对美国气候的判断一样，中国也有“严寒酷暑”，因为在北京所处的纬度上，年温差大约有l00华氏度，这必然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气候温度。
可是，在中国，同样的冷温变化并没有导致像伟大的共和国——美国那样的变化无常、难以预测，而是宁静平稳、井然有序，很适宜于她那古老稳定的社会体制。钦定的帝国历书体现了天、地、人三者的和谐统一。我们不清楚，在辽阔的帝国疆域内，是否各地百姓都同样信服它。不过，在我们所熟悉的地区，它的确能告诉人们有关天气的信息。“立春”那天，春天会翩然而至。在不同的几年中，我们都发现，“立秋”一过，气候会明显发生变化，再也没有了夏天的燥热。而在西方国家，不期而至的霜降会给人们突然造成危害，一年十二个月它都会不定期地出现。为避免这一点，中国历书将“二十四节气”之一定为“霜降”，日期为12月23日。在这一天之前，一点霜花都看不见，而到了这天早晨，地上就会蒙上一层薄薄的白霜。以后的每天早晨也都会有霜，我们观察这个现象好几年了，很少看到有提前或推迟三天的。
在中国，这些非生物性东西的出现有规律，合乎理性，生物的出没更是如此。很多年，我们都注意到，在早春的某一天，窗棂上点缀着几只苍蝇，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在那儿看到苍蝇了。每逢这时，只要打开帝国的历书，就一定会发现这一天是“凉蜇”。
据说，讲英语的民族，人的血管中流淌的是肆无忌惮的血液，它使我们蔑视法律，不服约束。布莱克斯顿说：“我们强健的英国祖先认为，只有在特定的时间，人们才能自由的活动。”不过，也正因为我们勇敢的祖先，个人自由观念和人权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得到确立。
但是，虽然这些权利已经很好地确立了，难道我们就不需要多强调个人意志服从公众利益、不需要维护法律的尊严吗？在这方面，我们不是有很多东西应该向中国人学习吗？
第二十四章 相互猜疑
没有一定的互相信赖，人就不能在有组织的社会中生存，这是个勿容置疑的事实。对中国这样一个组织高度严密、复杂的社会，更是如此。尽管人们都承认这一点，仍有一些现象需要注意。这些现象并不符合我们的观念，可对于了解中国的人来说，却是十足的事实。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是中国人的相互猜疑，这一性格特征其实并无特别之处，所有的东方民族都具备。不过，中国的天才们无疑大大地改变了它的表现形式。知道一些与己无关、但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事，就会十分危险，它会引起极大猜疑。中国人如此，其他民族也不例外。
相互猜疑，在中国经久不衰。最引人注意的是帝国各地的城中均围着高墙。汉语中，“城”一词本身就包含着被墙所围的意思，就像拉丁语中的“军队”一词也有训练、锻炼的意思一样。帝国的律法规定每个城市必须用一定高度的墙围起来，不过，它和许多其他法令相同，没有形诸文字，坚决要求实施，因为有很多城墙没有任何保护设施，任其颓毁。在太平天国起义中，有一个城市曾被起义者攻破，并被占据了好几个月，尽管城墙没有被全部摧毁，可从那以后，十几年都没重修，还有许多城墙不过是薄薄的一层泥墙，连狗都可以任意爬进爬出。所有这些颓败的现象只反映了帝国的贫困，一旦有危险警报出现，首先就是修城墙。而修城又成了官吏或暴发户掠夺的最便捷的途径。
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城墙，是因为政府不信任百姓。尽管从理论上说，皇帝是百姓的父亲，他的臣僚也被称为“父母官”，但所有的人都清楚，那只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就像说“加”或“减”一样，百姓与统治者之间真正的关系是孩子与继父间的关系。整个中国历史充满了起义，如果中央政府及时采取适当行动，大多数起义显然可以避免。可是，政府并不想及时采取行动，也可能是它不希望这样做，或者有某些原因使它不能这样做。起义正在悄悄地准备着，政府也知道，可官员们只是像乌龟一样地把头缩进壳里，或者像刺猬一样团成球，立刻躲进现成的防御城堡中，把动乱留给军队去收拾。
与其他东方城镇一样，中国居民住处周围也建有高墙，这是他们相互猜疑的另一表现。外国人对中国人谈起伦敦、纽约这类城市，若故意说这些城市是“有围墙的城市”，会感到十分为难。使一个可能对西方感兴趣的中国人理解，西方人的住处周围没有任何防护设施，也并不容易。中国人会立刻认为，那些国家没有多少坏人，尽管他没有什么根据。
在中国农村，人们一般拥挤地住在一处，这也可以说明中国人相互猜疑。这些农村实际上是微型城市，它防御的不是外来敌人，而是彼此防御。据我们了解，只有一些山区例外。那些地区土地贫瘠，养不了几户人家。他们又实在太贫穷，根本不用怕贼。巴伯先生描绘了四川的情况：“地主和佃户各自住在自己的田舍里，他们宁愿分开住，而不愿将住处挤在一起。”如果这个例外是因为古老的四川比其他省更期望和平，那么，它就恰恰证实了巴伯先生所说的：这种期望已经历了太多痛苦的失望，特别是太平天国那段日子，尽管在此之前曾有过很长一段和平时期。巴伦·梵·瑞恰斯芬也很赞成巴伯先生的观点。
中国人，包括其他东方人，在观念上和实践中对待妇女的态度，也是他们相互猜疑的最重要的表现。其观念已经人人尽知，就是花上一整章也讨论不清其中的一点。女孩子一到青春期，就变得像“私盐”一样危险。订婚之后，就更加不能外出见人了。极细小、单纯的事都会招来恶毒的流言蜚语。“寡妇门前是非多”，也是公认的社会真理。尽管中国妇女比印度、土耳其的妇女享有更大的自由，*但仍不能认为中国妇女能获得较高的尊重。妇女普遍遭到歧视，处于从属地位；一夫多妻制和纳妾制也一直存在一一这些都表现出对妇女的不尊重，可是在西方，尊重妇女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中国表达对妇女看法的俗语也许被视为长期经验的总结，随处都可以听到。女人被说成是天生下贱、目光短浅、不可信赖的货色，还被当成嫉妒的化身，人们常说：“妒莫过于妇人。”这里的“妒”想传达的意思，是和它读音相同的一个字：“毒”，这种观念，有诗为证：
竹林蛇口
赤蜂尾上
狠毒莫若
妇人心肠
另外，歧视妇女的观念还渗透在文字中。作为客观的表现形式，它经常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位杰出的中国学者，为了回答笔者的问题，仔细研究了一百三十五个以“女”字为偏旁的常用字。结果发现，其中十四个为褒义，如“好”、“娴”等；其余三十五个为贬义，八十六个为中性。那些贬义字囊括了汉语中最恶毒无耻的意义，如虚伪、欺诈、堕落、不忠、自私之类。三个“女”字组成的
* 可这种自由不能以表面现象来判断。一位在印度德里居住了若干年的妇女，来到山西省首府定居，她评判说，通常中国街道上的妇女人数要少于印度。不过，事实与这段注释并不矛盾。奸字，表达了“与未婚者私通、通奸、诱奸”等等意思。
据说，不信任别人有两个原因：一是不了解对方；二是了解对方。原因不同，中国人的处理方式也不同。中国人天生具有联合的本领，如同化学原子化合一样。他们彼此不信任是以含蓄的方式表达的，只要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这一点。媳妇煽起家庭成员之间的不断猜疑，为了分配共同的劳动成果，她们总是使出浑身解数，挑拨丈夫与家庭间的关系。
不讨论家庭生活了，它可以写上整整一章。现在让我们看看没有复杂家庭关系的人。家里的仆人，假如不是由某位富有责任心的人介绍来的，彼此之间总是保持武装中立。可假如其中一位有劣迹传出来，他首先不是问自己：“主人是怎么发现的？”而是问：“谁告诉他的？”即使他心里清楚，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是他干的，他的第一个念头仍是别的仆人在排挤他。我们认识一位中国妇女，有次她听到院子里有人高声谈话，脸色就马上变了，怒气冲冲地从屋子里奔出去，她认为，人们是在愤怒地议论她。可事实上，只是有人在买一堆谷草，嫌卖主要价太高。
某个仆人被意外辞退，他肯定会满腔仇恨，这也是由猜疑引起的。他怀疑除他自己之外的每一个人，即使他知道所有的理由中，任何一条都足以使他被辞退，他仍会坚持有人说了他的坏话，坚持说辞退他是毫无道理的。他必须挽回“面子”，他猜疑的天性必须满足，外国家庭的仆人也会发生这类事，不过程度不同，因为中国仆人知道如何欺骗善良的外国人。但在中国主人那里，他想都不敢这样想。因此，很多外国人一直雇用着早该辞退的仆人，他们不敢那样做。他们也知道，单单提出辞退就会招怨树敌，其中主要是那些受过指责、“不光彩”的仆人。外国人没有勇气将他们赶走，以免失败后，情况更糟。
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中世纪奥地利的一座城市遭到了土耳其人的围攻，眼看城池就要被攻破了。在这危急关头，一位姑娘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很多箱蜜蜂，就把它们搬到城墙上。这时土耳其人已快爬到城垛子上了。群蜂飞出，敌人潮水般地退却了，城市被挽救了。中国人的策略常常和这个奥地利姑娘一样，成功对于他们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