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管钱的和管账的是同一个人，夏征、秋征时，村干部一个星期到餐馆吃四五次饭。”奇怪的是，他一查就“下课”了。
何先贵被免职以后，镇里与村民之间常常因为税费问题发生冲突。由于村里很多人都外出打工了，耕地出现了大量的抛荒现象。眼看着夏粮征收的季节又到了，新剅村种种迹象表明夏粮征收将会是一场艰难的“战役”。
为了打赢这场征税“战役”，镇里决定重新启用被多次贬职免职、但是在村民中威信很高的何先贵。免职半年后，2001年5月，何先贵的村主任职务恢复。
两个月后，浩口镇召开夏征资金的结账大会，新剅村完成的征粮任务排名全镇倒数第二名。
对此，镇领导非常生气、失望，严令何先贵必须在大会上作深刻检讨，检讨自己为什么收不上钱来。
“收不上钱来，是能力问题吗？”我问何先贵。
何摇头，说：“我是下不了手，也不好意思开口。村民已经很不容易了。”
据何回忆，当年的相当一部分税费是乱收费。镇里关于农民负担有两本账。一本是湖北省农民负担卡，上面标明的每亩平均负担是157元，这是给上级领导检查看的；另一个据实收的账本是镇里的交款通知单，单子上的负担总额是亩平均260元左右，每亩地增加农民负担103元。镇里不仅乱收费，还强行向村民推销伪劣种子，使得当年的早稻严重减产。对此，村民们怨声载道。
“我是村民们选举上来的，我要为村民们考虑……”难得的沉默之后，何先贵说：“你说难不难，朱记者？税收上来了，对不住村民，村民肯定要罢免我；税收不上来，镇里要撤我的职。我左右不是人，横竖这个村主任是当不下去的。”
何先贵作检讨的第二天，镇指导组的干部在村支书家里宣布：“经总支研究，报镇委同意，老何下去休息，财经工作由村支书一肩挑。”
这已经是何先贵这个村主任第六次被镇里免职。村民哗然。何几次上上下下，把村民弄糊涂了。遇见何先贵，经常有村民关心地问：“老何，你这个主任现在还当着吗？没撤吧？”
复职、撤职，再复职、再撤职……何觉得自己太窝囊了，在村民们面前再也抬不起头来。146
意志消沉的何，开始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老婆吵架。老婆干脆外出打工，几年不回家，把孤苦伶仃的何先贵一个人撂在家里。
何的亲兄弟是镇自来水公司的经理，在镇里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看到何的状况，亲兄弟气急败坏，扬言如果何再与镇里作对，就与他绝交，从此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何先贵四面楚歌。
就象家门口晒的白菜，何被晾在了一边。蒸干了水分，褪尽了鲜亮的绿色，蔫了。
此后，爱说爱笑的何越来越沉默寡言，并开始酗酒。喝的是乡下那种度数很高、价格很低廉的白酒。醉了便人事不醒的倒头大睡。酒醒后，一个人到地里象牲口一样拼命的干活。
再后来，“众叛亲离”的何先贵认识了姚立法——一个一见面就主动表示要帮助他、不收取一分钱费用的陌生人。何说当时他很纳闷，因为这个陌生的好人竟然是个人大代表！新剅村也有人大代表，在他的印象中，他们不过是每年开两会的时候，到市里的豪华宾馆里住几天。“至于老百姓的死活，他们才不管呢。”何说。
在姚立法的帮助下，何的事情被《南方周末》等媒体披露，并引起省民政厅、市民政局的高度重视。
2002年，新剅村进行新一轮的村民选举，何先贵没有继续参加竞选。八上八下的折腾消耗了他所有的参政热情。
“我不想再折腾了，伤透心了。我现在开个自行车修理摊，很自在，比当村主任挣钱多。”何先贵对我说。
吃完一顿丰盛的晚餐，何先贵送我们到村口。当我们的车即将离开的时候，何对姚立法说：“姚代表，我们村附近有家化工厂，污染很厉害。你能不能帮老百姓反映一下。”
我插嘴说：“老何，你还这么热心肠啊？”何回答说：“哎呀！看不过去了。女记者啊，你们是不是曝光一下？老百姓多么不容易啊。”
此时，太阳完全下山去了。天边霞光万里，气象万千。渐渐的，夜色弥漫，凉风徐徐。
汽车在黑夜中行进。
我看见星星点点的萤火虫在车窗外上下飞舞。黑夜吞没了一切，却吞没不了萤火虫闪闪的荧光。
我知道，萤火虫的命运最长只有七天，非常短暂，犹如昙花一现。从这些小精灵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力量。
我突然间觉得王知海、何先贵们，就象一只只在夜空中闪烁的萤火虫。装点夜色，几乎成为了他们这一代中国民选村主任的宿命。他们的上任、撤职、复职，他们的辛劳、愤怒和泪水，他们的上访……这一切，似乎都是宿命。
在与宿命的抗争中，他们拼尽全力，绽放出绚烂和光亮来。
民选村官的宿命
从王知海、何先贵那里，姚立法得知了更多的关于民选村主任被非法撤职的事情。
2002年二月到五月，深感震惊的姚立法开始对全市300多个村进行新一轮的摸底调查。
三个月来，早晨五六点钟起床后，姚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电话听筒，开始“嗒嗒嗒”的拨打电话。经常性的，一个电话要说好几个小时才能说明白。
想多睡会儿觉的妻子隐忍着，痛苦地用被子蒙住头。
每天长时间通电话，使姚一段时间内只要看到电话，手臂就会条件反射的酸疼，耳朵开始嗡嗡叫，嗓子也开始发干。三个月里，姚喝掉几公斤胖大海，家里每个月的电话费用从几十元猛涨到一千多元。通过电话核实、组织专门人员调查等方式，姚立法揭开了潜江村民自治中另一个更大的黑幕：几乎每个乡镇都曾经肆无忌惮的非法撤换民选村官。
调查结果表明，截至2002年5月1日，共有269个村庄非法撤换民选村官，占全市村庄总数的81。8％，其中有187名村委会主任被非法撤换，占56。8％；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副主任、委员被撤换的达到了432人。
渔洋镇七一村2000年夏征没能完成任务，乡镇干部给村干下达最后通牒，务必在当天深夜12点之前，借贷数千元一次性交清，否则免职。由于村干部已经为完成税款借贷了好几万元，再也不敢借了。结果全部被免职。镇里连夜找人谈话，第二天就重新任命了五个村干部。
杨市办事处金银和村主任姚述荣2000年4月24日上午还在开会，下午就被免职，理由是时年43岁的姚年龄过大。姚手中还有当村干部时为完成上交任务而借贷的借据6万多元，债主天天上门逼债。
张金镇蔡台村蔡宗政当选村主任的第二天就被降职为副主任，随后该村连续撤换了三任村主任。
熊口镇瞄场村的王绪成当选村主任后，镇党委书记竟然决定“新的村委会试用期3个月”。几个月后，镇领导又以“形象差、素质低、试用期群众反映不好”为由，将王绪成等3人全部撤换……
被撤换的村官中有冯贵松、王富国等9位在职的市人大代表和数十位乡镇人大代表。调查报告中，忧心忡忡的姚立法写道：被撤换的村官中，大部分是群众基础较好，提倡村务公开、民主理财、抵制增加农民负担、维护村民自治权利的人。
村官被非法撤职后，接替他们职务的，没有一个人是经过村民的选举产生，全部是由镇党委、镇政府、村总支等组织或个人违法指派任命的。“谁当村官，村民说了算”，是法律对村民的庄重承诺。但是，在潜江市，这个法律的承诺象个美丽的肥皂泡泡，被某些乡镇干部满含酒气的嘴轻轻一吹，立刻破灭了。
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实施，全国9亿农民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民主选举村官。媒体欢呼声一片，评论说草根民主终于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扎根了，泥腿子们享受到了比城里人更为直接、实在的民主政策。
姚立法的调查报告，是中国第一份关于农村民主质量和村民自治的翔实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无疑给盲目乐观的国人浇了一瓢冷水。此后，报告中罗列的数据经常被专家学者和媒体引用，成为观察中国基层民主一个独特而权威的角度。
调查报告中，姚请求民主打假。他说：潜江市是受到民政部命名表彰的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市，是开展村民自治活动中涌现的典型，是按照民政部确定的标准，经各级政府层层评出来的。以我之见，这里有一个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打假问题。
说到民主打假，熟悉历史的人应该知道，这是中国共产党曾经的优良传统。
早在1946年2月1日，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刊登左翼作家茅盾先生的文章《要真民主才能解决问题》。文风极为辛辣，对当年的国民党政府进行了无情的抨击。
文章写道：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聚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这是真是假，我们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乔治·奥维尔在著名的《1984》这本书中有一句名言：“在普遍撒谎的年代，说出真相成了一种革命行动。”
当年，茅盾先生的真话无疑像是一场革命行动。五十七年过去了，人大代表姚立法决定说出真话，再一次戳穿潜江市“村民自治模范市”的谎言。在调查报告中，姚疾言厉色：“任意撤换村官就是否定民主。”
先是大面积的非法选举村官，然后是大面积的非法撤换村官。“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市——潜江成了一句空话！
随后，市民政局也多次进行调查核实，并多次向潜江市委市政府汇报。一份汇报材料这样写道：几乎所有的乡镇、街道办事处都有随意撤换当选村干部的现象。从乡镇到管理区，从党委到政府的领导，似乎谁都可以对村委会干部动刀子，说“砍”谁就砍谁。
今年以来，由于上述问题引发的上访案件不少……造成了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造成了基层的不稳定。
不稳定的迹象早已显现。
渔洋镇七一村主任秦绪明被撤换后，镇里任命了H某、Z某担任村主任和村治保主任。结果由于新班子暴力征收农业税费，打伤多个村民。
杨市办事处金银河村村主任姚述荣被撤换后，办事处任命被村民称为“二流子”的P某担任村主任。P上任一年多，对村民实施暴政。在夏征工作中，强行要求农民夏天一季交完全年的农业税，强行到农民家拖粮食，并打伤12个村民；P还私自砍伐村集体的九棵水杉准备卖掉……P的暴行激怒了村民，大家抬着九棵大树集体围堵市委大院，希望政府尽快解决问题。
面对市人大代表姚立法的呼吁，面对市民政局一份接着一份的报告，面对逐步升级的农民上访，潜江市委市政府束手无策。事实上，这根本就是他们无力解决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