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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知海坚决不服。倔强的他此后走上了漫漫的上访路。可是，每一次，市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要么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着他，要么打发他说“你回去吧，下次再说。”
西湖村是潜江市最偏远的乡村之一。没人能体谅年近50的农民王知海从乡下来一趟城里有多么的不容易，他甚至穷得连来往的16元车费都付不起。
最后，充满戏剧性地，通过孩子的舅舅、市人大某部门主任“偷偷”的介绍和引荐，王知海认识了姚立法。此前，这个孩子他舅，一直对人大代表姚立法的多管闲事表示不满。
王知海对我说，万万没有想到，关键的时候，反而是无亲无故、素不相识的姚代表，为他的事情跑前跑后，花费了很多时间不说，还为此得罪了很多当官的。当他窘迫到身上一分钱都没有的时候，姚代表还多次为他垫付车费，请他到自家去吃饭。
经过调查，姚立法震惊的发现了一个巧合：就在王知海免职文件下达的前一天，12月12日，西湖村理财小组刚向镇领导汇报过村里混乱的财务状况：
1．白条入账数目巨大。村账中几乎一半以上的账目都是用材料纸、烟盒、草纸写的白条，村支书签字入账。
其中，有几张白条的金额高达几千元。这几千元钱究竟是用在什么地方？是用于村里事务还是入了村干部个人的腰包？没有任何说明，就糊里糊涂的入账了。
2．请客送礼的数目巨大。
从1998年到1999年9月的一年多时间，西湖村的送礼金额高达六万多元，各项餐饮费用的总额是八万多元，两项的总额是十四万元。
1996年，西湖村被市委、市政府定为贫困村。全村总共有250多户人家，14万元的请客送礼吃喝费用，每家每户一年平摊将近600元！这600元，相当于当地一个农民年平均纯收入……
几年之后，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查出的财务问题，不少与镇领导有关。一年将近15万元的送礼开支，大部分送给了镇领导。比如镇委书记的胞弟推销茶叶，200元一包。村干部大力支持，买下10包，但2000元的茶叶钱算在了集体的头上。
据了解，这种茶叶的市场价很便宜，每包至多卖10元钱。10元一包的茶叶能卖到200元，价格翻了20倍，和茶叶商的兄弟是镇党委书记不无关系。
王知海领导下的西湖村查村账，竟然查到了镇党委书记的头上！此后，麻烦接踵而至。
据说，12月12日，听完西湖村理财小组的汇报后，镇干部个个脸色铁青的离开了西湖村。
第二天下午，免职的文件就送到了村主任王知海的手中。
王知海被免职一个月后，由张金镇委镇政府任命的新村委会主任走马上任。村里的财务清理工作被勒令彻底停下来，查出的村帐问题也迟迟得不到任何解决。2000年初，在了解王的情况后，姚立法立刻提交了一个建议案《关于＇王知海主任当选无效的通知＇无效的建议》。
与此同时，王知海的好朋友、同村村民熊承军悄悄给湖北省省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反映村主任被免职、村账混乱等一系列问题。这封信得到省长的批示，并层层批转到潜江市有关部门。
人大代表的建议案和省长的批示起了作用。半年后的8月和10月，潜江市民政局两次向市政府打报告，专题反映村主任被乡镇随意撤换的问题，其中提到了王知海被非法免职的问题。
8月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张金镇选举委员会以文件形式通知王知海主任当选无效，是一种长官意志支配下否定选举成果的错误行为。”
在这份报告上，潜江市某副市长批示：“拟同意专题研究，迅速采取措施解决。”但是，纠正一事始终不见落实。省长、副市长的批示和市民政局的调查报告，到了张金镇形同一纸空文。
又几个月后，在姚立法的帮助下，王知海对张金镇政府提起行政诉讼，但潜江市人民法院裁定认为，“起诉人的诉讼请求应由当地政府机关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调查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不予受理。王知海上诉到汉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司法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两级法院对案件不予受理的裁定，几乎使王知海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
王知海四处碰壁、投告无门，已经无路可走了！他坐在姚立法家的破沙发上失声痛哭，象个满腹委屈的孩子。“如果不是我心宽，我死都死过好几回了。”尽管时隔几年，王知海依然情绪激动，眼圈发红。
再后来，《中国新闻周刊》《中国青年报》等报刊杂志对王知海的免职事件进行了报道。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2002年8月30日，因为给稻田喷洒农药，王知海轻微中毒，请了个赤脚医生给自己输液。
正当王知海昏昏沉沉的躺在竹椅上的时候，两个不速之客——张金镇新任的镇党委书记和镇长走进王家大门。他们代表镇党委镇政府来向王知海道歉，并且于当天晚上让王知海官复原职。
此时，距离王知海被非法免职已经两年零九个月。这两年多时间里，几乎每一天，王知海都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
可是，当这一刻到来的时候，王知海丝毫高兴不起来。再过一个月，就到了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时间，他这个复职的村主任只有一个月的任期了。张金镇政府选择这样的时机让自己官复原职，王觉得诚意不够。
离开西湖村的时候，姚立法带我去见了王知海的好朋友、给省长写信的村民熊承军。
熊瘦弱矮小，好像刚刚耕地回来，裤子湿漉漉的，头发有些凌乱、沾了些泥浆。熊家是座泥瓦房，四处裂了很多条缝，蜘蛛在房角肆无忌惮地编织蛛网。
熊手里拿着一个破旧的小收音机，和我们聊天的时候，还时不时地把收音机贴在耳边，眯缝着一对高度近视的眼睛，仔细地听着什么。
看着这个其貌不扬农民，我努力想象着他给省长写信时的神情。我见过那封信，字迹相当飘逸、潇洒，措辞也非常得当、有分寸。
回潜江市的路上，姚立法对我说：其实，如果我们周围的环境能稍微好一点，象王知海和熊承军这样的农民，都能为国家做很多事情。
我点点头。一路感慨。
八上八下的何先贵
在政治生涯大起大落、“八上八下”这一点上，潜江市浩口镇新剅村村主任何先贵和我们国家曾经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同志有着惊人的相似。
所不同的是，邓小平同志在人生的起起伏伏中，韬光养晦、运筹帷幄，他波澜不惊的政治家风范被传为佳话。曾经的村主任何先贵，不是政治家，却身处政治的激流漩涡中。面对镇里前后八次、反反复复的撤职复职，心力憔悴，羞愧难当。
“上面说复职就复职，说免职就免职，跟捏面筋一样。”何先贵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时神情沮丧地说。
以下是何先贵的从政简历。
1989年，被镇里任命为村主任，工作两年，被镇里免职。
1994年，被镇里任命为村委会副主任，工作一年被镇里免职。
1996年，被镇里任命为村委会主任，几个月后，被镇里免职。
1999年9月28日，何先贵被村民民主选举为村委会主任。
2000年春天，何先贵被镇里降职为分管农业的副主任。
2000年底，何先贵被镇里免职。
2001年4月，何先贵被镇里恢复村主任职务。
2001年6月，何先贵被镇里彻底免职。
何把前几次的免职归咎为自己不懂得拍马屁和请客送礼，所以不被镇领导看好；把1999年以后的几次免职归咎为自己在农业税征收工作中的不力表现。导致浩口镇领导频频拿何先贵“开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浩口镇领导频频违法的行为，有关部门为何不加以制止和纠正？
2004年7月，采访完西湖村王知海返回潜江市的途中，我和姚立法来到新剅村。
我们的车刚刚到新剅村口，一个五十岁左右、精瘦的男人从斜刺里像箭一样的冲了过来，一把握着姚立法的手：“哎呀，姚代表…姚代表…好久不见啊！”两双黝黑粗糙的大手握在一起足足有一分钟之久。
何在村口的高速公路旁边开了个修理自行车的小铺子，人来人往，生意不错。据说日子也过得相当不错，至少比过去强多了。
“姚代表，听说你们要来，我昨天晚上一夜没睡着。啊呀！那些日子，真是一辈子都忘不掉……”何先贵对姚立法说。
接着，何掉转头来问我：“你是北京来的记者吧？我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了。村里有个小孩在加拿大读书，回来后告诉我，他在加拿大的报纸上看到我的事……”
何滔滔不绝，从我们见到他的那一刻起，话就没有间断过。看得出来，他是个性格相当开朗的人。
“一大早，我就让老婆去镇里买了两条新鲜的鱼。你们今天一定要在我这里吃饭。”何对老姚说。
姚立法还没有来得及答应，何又对我说：“女记者，过去，姚代表从来没在我家吃过一顿饭，连水都没喝过几口。今天是托你的福啊。好好写姚代表，他是一个活雷锋。”
听着何一路喋喋不休的说着，我们来到他家门口。这是一幢上下三层的楼房，好像刚刚粉刷一新。
我们的到来，让何的家人立刻忙得不可开交，杀鸡的杀鸡，烧鱼的烧鱼，泡茶的泡茶，就连年龄不大的小孙子也拎着竹篮去菜园里摘菜……一幅忙乱但其乐融融的家庭景象。两年前的此时，何先贵给《南方周末》记者的第一印象却大大不同：“三番五次的撤我的职，我在群众中抬不起头来。”49岁的何先贵神色黯然地说。9月10号的下午，何家锅灰灶冷、陈设零乱。门外，是一片疯长的野草。
1999年9月，新剅村民主选举村委会主任。何先贵由于“能力强、敢说话”而当选。
村民当时很高兴，原来他们听到的消息是——何先贵只是“陪选”，村主任的人选镇里内定是一个姓郑的村民。
不料到了2000年春天，在没有召开村民大会的情况下，镇里驻村指导小组的干部前来宣布：因工作需要，经请示镇里同意，免去何先贵村委会主任职务，降职为分管农业的副主任。
何被降职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知情人说法是“新村长耽搁了秋征”。
原来为了搞创收，1995年镇里某部门鼓动村干部高息贷款买养老保险，这笔钱最后成了村集体的债务。1999年何先贵上任以后，债主每天上门逼债，何先贵只得向村民借钱还掉了这笔债。而秋征开始后，借钱给村里的村民已经没有钱交秋征款了。何先贵不愿意对村民采取强制交税的手段，镇里下达的秋征任务因此没有完成，给镇里留下了工作不力的印象，所以被降职。
2000年11月底，仍然是没有召开村民大会的情况下，何先贵被镇里彻底免职，连村委会副主任也不让当了。关于这一点，《南方周末》的报道称：何先贵感到非常委屈，他说这次是查账害了自己。他曾经向选民承诺要整顿村里混乱的状况，“村里管钱的和管账的是同一个人，夏征、秋征时，村干部一个星期到餐馆吃四五次饭。”奇怪的是，他一查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