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决心要为这些疑问寻找到答案。为此，2004年，七月闷热的一天，我来到地处江汉平原、被太阳灼烤的潜江市。
在姚家的大铁门上，我看到了那句著名的留言：“姚代表请您将材料从门缝底下塞进来。”留言是白色粉笔写的，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了。
姚立法的家是一套普通的三室一厅的房子。当我们走进房门的时候，姚的妻子在脸盆里用手戳洗衣服，因为洗衣机坏了。姚妻的背后是一台老式的电风扇，“吱吱吱……”地乱叫。
虽然已经不是人大代表，可是姚立法家里的电话依然忙碌，几乎是不间歇地响个不停。潜江的老百姓有事情，似乎还习惯找曾经的“姚代表”说说。
沙发很硬，表层的皮已经破裂了，露出了海绵；窗户上那个被官员不懈地指责为寒酸的破洞还在；茶几上、饭桌上、沙发上、卧室……到处都是姚立法的材料。
在屋子里，我发现少了一样东西：锦旗。在我的印象中，凡是帮老百姓做事的人，屋子里通常挂满了锦旗。锦旗上，尽是溢美之词。
“你这里怎么一面锦旗都没有？”我不解地问。
“没有。很多人要给我送锦旗，我统统拒绝。我自己喜欢做这样的事情，我做的时候很快乐。我要那个东西干什么？”姚立法说。
第一次见到姚立法本人，他比我想象中精神多了。皮肤微黑、发红，是那种很健康的肤色。
“你身体好象不错。”
“我的身体好得很，平时很少生病。”姚立法说，“很多人没有见到我之前，都以为我肯定很苍老、憔悴，样子没法看，要么就是个光棍汉。大家都想错了。”
说完，姚立法和妻子都大笑起来。
“有时候，我还真希望他生个什么病，这样就不会天天往外跑了。”姚妻补充说。
我向姚立法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他能带我去拜访所有被媒体提到过、据说被他帮助过的人。姚立法痛快的答应了我的要求。
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挥汗如雨、马不停蹄的穿街走巷，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农村的土路田埂上，我们几乎走遍了潜江的城市和乡村。
这期间，哪怕是最偏僻的一个角落，一户人家，姚立法都能轻易的找到，根本不需要打听问路，就象是回自己家一样。有一次，姚立法甚至提醒我“小心，前面我记得有个大坑，你的高跟鞋怕是不好走。”
我问姚立法，他的记忆力怎么那么好？姚立法淡淡的说，这路都走过多少遍了，肯定能记住。
这些天，我们拜访了很多人。有破衣烂衫的农民、经济拮据的下岗工人、头发花白的退休教师、行动不便的残疾人…。
当我和姚代表的身影出现在他们的家门口，我总能听见一声欣喜的叫唤：“姚代表，你来了。”这叫唤如此温暖，就象是很久没见面的好朋友，乍一见就冲口喊出对方的小名。
不知道为什么，每走访一户人家，就会让我回想起一封读者来信，那是两年前，河北的一个农民写给姚立法的。
信中说：“我真是羡慕潜江的老百姓，有您这样一个人大代表为他们打抱不平，为他们说话。……哎，谁来为我们说话呢？”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似乎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可以用潜江老百姓的话来解释：姚代表没有占着茅坑不拉屎，他对得住“人大代表”这几个字。而这一点，在当今的中国，是很了不起的。
毫无疑问，姚立法刷新了我们对于人大代表曾经的记忆。他让我们听到“人大代表代表人民”这句话的时候，不再打哈欠，不再昏昏欲睡，不再有听到谎言似的反感……
观察家们从姚立法的身上看到了中国政治的希望和前途，他们认为“姚立法这些人其实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一定意义上的平民政治家。”
但是，对于这么一个姚立法而言，这些答案似乎远远不够。
所以，几年来，我仔细的阅读姚立法那堆起来将近半米多高的各种建议案和竞选材料；我核对那些建议案中出现的上百个人和事；我认真整理自己采访姚立法的60多盘录音磁带，甚至琢磨他说话的语气；我逐一分析围绕姚立法的所有是是非非、不安恐惧和赞赏褒扬；我遍访京城研究中国民主政治和“姚立法现象”的专家学者……
为了那个答案，我竭尽全力的孜孜以求。但是，我得承认，自己失败了。
转型中复杂的中国，要看清楚一个敢于大声说“我反对”、努力参政议政的人大代表的面容，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新鲜尖锐的“姚立法现象”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国人大制度进行新一轮的思考：在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大代表和人大、政府、选民、选举单位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人大代表如何履行自己的监督职责？如何更加规范的参政议政？人大代表的专职化在现今的中国是否有必要……
2004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当我采访结束，准备离开潜江的时候，全中国大雨连连。
北京的公共汽车像轮船一样行使在水漫金山的街道上。
潜江姚立法家的小院，也是积水严重，水深到了膝盖的位置。为了让我这个女记者安全出行，姚立法请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把我拉出去。
三轮车的司机和姚立法都是打赤脚走在积水里，他们的理由都一样“雨鞋穿着也没用，不如省省。”
回到北京后，我见到了久违的、灿烂的阳光。姚立法打来电话说，潜江市那边的天还很阴沉，没有开晴的迹象，这雨可能还得下一阵子呢。
但无论是雨天，或是晴天，生活还得继续……
第七章 微尘的舞蹈
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民主制度不断健全，民主形式日益丰富，人民充分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正在与时俱进，不断呈现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摘自2005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
蜜蜂采蜜，没有料到自己会酿出一个浩浩荡荡的春天。某种程度上，姚立法就象那只勤劳的蜜蜂。
2003年，潜江市涌现出41个自荐参选人大代表的人，人数竟然远远超过了首都北京。在这个据称是知识分子、政治家云集的国际大都市，只有22名自荐参选者。
北京人大代表自荐竞选者主要以大学生、有产者、高级知识分子为主，而潜江市41个自荐竞选者中，有退休教师、普通农民、下岗工人、村干部……他们生活窘困，不是有产者，也没有受过多少文化教育，代表着更为广泛的人民。毕竟，有产者、大学生、高级知识分子，在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奢侈的称号。
媒体眼前为之一亮。《中国新闻周刊》称之为“潜江之醒”；《南方周末》在报道的时候，用了一个很煽情的标题《姚立法及其追随者》。自荐竞选者王述光，竹根滩镇群爱村的农民，60岁。在潜江市，城里人不知道他姓甚名谁，都叫他“收破烂的老头”。
第一次见到王述光的时候，他戴着一幅老花眼镜，眼镜架上还贴着价签“3元”；脸上皱纹很深，总是带着微微的笑意。
村里发生了很多让人生气的事情，比如村干部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让一个穷村子背上一百多万元的村级债务，再比如村干部在收税的时候，总是动粗……王大爷觉得非常不合理，但是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收破烂的过程中，经常能收到废旧的杂志和报纸。
有一天，在一张废旧报纸上，王大爷看到了关于姚立法的报道。这张废旧报纸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我起初不太相信，潜江竟然出了这么一个专门为我们老百姓说话的人大代表。”王大爷说，“现在报纸上的假新闻很多的。”
尽管将信将疑，王大爷没舍得把废报纸卖掉。晚上回家后，他一个人坐在昏暗的电灯下，捧着报纸反反复复琢磨了很久。心疼电费的老伴儿为此催了好几次，让他早点熄灯睡觉。
“后来，我就想啊，不管是真是假，我得去打听打听。万一有这么一个人呢。”王大爷温和地笑着说。
机缘巧合。一天，王大爷推着自行车走在潜江市街道上，无意识的听见两个老头正小声地议论姚立法。他安安静静的站在一边听完，两个小时后才离开。
“你当时没有向他们打听一下姚立法吗？”我问。
“我不敢问，我怕他们说我偷听他们的话。你不知道，城里人很看不起收废品的人。觉得我们很脏，还有的骂我们是小偷。”王大爷说。
“他们聊姚立法聊了两个多小时吗？他们都说什么？”“他们说，潜江多几个姚立法这样的人大代表就好了，腐败分子也就不会这么多了……我从他们的话里还知道，姚代表住在潜江市电视大学里面。”王大爷说。
第二天，王大爷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早早来到潜江市电视大学挨家挨户收购废品，想见见那个姚代表。
在一扇门上，他看见了这么几个字“姚代表请你把材料从门缝里塞进来”，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他“咚咚咚”地敲了几下门。
“请问，这是姚立法代表的家吗？”王大爷问。
“是啊，你是哪一位？”里面有人应道。
“我是竹根滩镇的一个农民，我们村里有些事情想请你帮忙。”王大爷说。
话音刚落，铁门打开了。
“快请进来吧。”姚立法说。
“姚立法没有怀疑你的身份吗？”
“没有啊。他很热情。”王大爷说，“我进门以后第一句就问他，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不能去参加村委会主任的竞选。他很肯定地告诉我，能。”
收购废品一两年了，王大爷在城里第一次受到这样的礼遇。被请进家门，坐在了沙发上，手里还捧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开水。
“走进姚立法的家，你的印象是什么？”
“哎呀，我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书的海洋。那里农村方面的政策和法律真是太齐全了。好多政策法律，我过去听都没听说过。”王大爷两眼放光，表情兴奋。
此后，几乎每周，王大爷都定期到姚立法家里去，向他请教法律问题，借阅法律书刊。
深受姚立法的影响，2002年，王大爷向村民发放竞选村委会主任的材料。在竞选词中，他承诺一定要查清村账，抵制不合理的税费，坚决和党中央的政策保持一致。王姓在群爱村是个小姓，大爷一生低调，在村民眼里是个“胆小如鼠”的人。这次，他公开竞选村主任，出乎大家的意料。
“过去，我活得糊里糊涂，镇里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现在不会盲从了，因为我懂得了很多的法律。”竞选的时候，王大爷对村民说。
王大爷最终当选。村民们你一元我一元凑了些钱，足足放了半个多小时庆祝的鞭炮。
当选后，一向低眉顺眼的王大爷开始雷厉风行的开展工作。镇管干部找到王，希望村里给他报销5000元的生活开支，被王以没有政策依据拒绝了；镇里违反规定，向每个农民征收5元钱的热休款，也因为拿不出国家的法律规定，被王顶了回去。
渐渐的，镇里干部发现这个平时为人老实的王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