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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的，镇里干部发现这个平时为人老实的王老头越来越难对付，群爱村也成了镇里最让人“头疼”的村庄。
再后来，王大爷站出来自荐竞选市人大代表。
“人大代表有反映老百姓心声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很多代表只是举手代表，他们没有履行一个人大代表的职责。”王大爷说，“如果我当选，我一定要为老百姓说话。我第一要反映农村娃上学的问题……”
41个自荐竞选者中，还有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他就是姚立法多年来并肩作战的老朋友——泽口镇退休教师严清金。
关于严老师，姚立法的评价是：他平时生活很节俭，在马路上见到一个塑料袋、一个易拉罐都要捡起来去卖钱。
据了解，自从退休后，严老师为群众调解纠纷和代理诉讼200多起，不收一分钱代理费，自己倒贴两万多元替老百姓打官司。当地有个和严老师有关的顺口溜：“烟酒不来，也不打牌，为民请命，仗义疏财。”
“当人大代表实施监督和反映问题的空间更大，效果更好。能帮百姓更多忙，对自己也是一种保护。”严老师说，这是他参选的直接动机和诱因。
“您认为一个合格的人大代表，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我问。
“最基本的素质是，他要有国家主人翁的姿态。不能做‘三手代表’：碰着招手、会上举手、领导讲完话后拍手。”严老师说。
在姚立法的指导和帮助下，严老师拟出了独具特色的人大代表“竞选纲领”。
“竞选纲领”中，严老师写道：人民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我是诚心诚意要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的，我愿意将余生献给选民朋友。下面，我向大家说几件旧事。
就在大家的身边，曾经发生过农民交不起加了码的田钱而被残酷殴打的恶性案件。对这种案件，有两个不同的代表人物，其所持的态度截然不同。
白衫代表说：“对于抗缴田钱的刁民就要狠狠地整。”
布衣代表说：“对于交不起超负荷田钱的农民，如此殴打是违背党的旨意的。”布衣代表代理农民状告肇事者行政违法，使肇事者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就在我们教师的身上，曾经出现过扣工资订报纸而不敢吭声的情况。对这两种情况，也是这两个代表人物，他们所持的态度大相径庭。
白衫代表说：“为了大家学习时事政治，扣工资有好大个要紧？”并称道这是一种关心。
布衣代表说：“这不对。订不订报，订什么报，是大家的权利。未经同意扣工资，是违法的。”此后，布衣代表为遏制这种不合理行为而奔波……
如果我当上人大代表，我将是一个布衣代表，我将这样做：
1．坚决拥护、坚决支持、努力协助和认真监督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
2．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反腐败。哪里有腐败分子露头，就无情打击。
3．关心群众，经常走进选民家里，嘘寒问暖，开展社会调查活动，了解情况，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必要时提出议案，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督促解决问题。4．办实事，选民们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一定不袖手旁观。
5．继续义务性的贴钱为群众打官司，讨说法，维护选民同志们的合法利益。
6．定期向本选区的选民汇报代表工作，接受选民的监督
7．本人模范遵纪守法，规范言论行为，竭尽全力不断改造世界观和人生观，豁出老命为社会为选民同志们贡献余热。
严老师的家是80年代建的一幢老式砖房，屋里挂着几张已经发黄的老画。一张是鲁迅先生的肖像画，另一张是五六十年代的宣传画，上面写着当年的革命口号：我们现在思想战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当我见到严老师的时候，他正抱着自己的外孙逗小狗玩，老伴儿笑眯眯的站在一边。屋外阳光灿烂，空气清新，菜园子里的辣椒、苦瓜、茄子都开花了，蜜蜂嗡嗡，蝴蝶飞舞。
“严老师，您是否想过和别的老人一样，在家安享晚年呢？”
“这个社会总是要进步的，象我们这些小人物，钱再多也带不进土里。我们的力量虽然微弱，对国家总还有些用处的。”严老师说。
还有十来个自荐竞选者来自董滩村。
几年来，在姚代表和严老师的帮助下，董滩村的村民讨回了公道，并且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了村干部。公正的选举，使得原本干群关系极度紧张、村务陷入混乱的村庄面貌一新。在这样的变化中，董滩村的村民民主意识空前高涨。
董滩村村民张家立，自幼患小儿麻痹症，属于一级残疾，妻子同样是残疾人，家庭生活非常困难。他竞选的目的就是“想看看残疾人有没有竞选人大代表的权利”。
当行动不便的张家立表示要竞选人大代表，当地领导不屑地说：“你是什么东西，还想竞选人大代表！”张不卑不亢的回答：“我是中国公民，我当代表，就是要为残疾人说话。”
自荐竞选者关明山是个下岗工人。“我曾经对政治没什么兴趣，当听说姚立法是个人大代表的时候，我起初对他没什么好感。”关明山说：“因为人大代表也是当官的，天下当官的都一样，不是贪污就是腐败。但是，姚代表的所作所为，改变了我的看法。”
拥有30多年工龄的关从湖北省轻型摩托车厂下岗后，除了领到两万元的“买断费”，再无任何补偿，政府也再无任何救助。和他一样困苦的下岗职工，在潜江为数不少。
“假如能当上人大代表，我一定向各方反映广大下岗职工的疾苦，说出他们的心里话，要求政府依法解决他们的困难。”关说。
几乎所有的自荐参选者都表示，一定要代表自己所在的群体说话。对外，他们统一称呼自己是“中国公民”。
“民权”“法治”“监督”“腐败”“参政议政”“依法行政”“公民的责任意识”……当这些词语从衣衫破旧、头发蓬乱、面有菜色的农民和下岗工人嘴里不断冒出的时候，我得坦率地承认，我很震惊。
在这个有着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度里，法治意识和公民意识实在是太稀罕的东西！
长久以来，在我们的国民中，一些糟糕的品质正逐步蔓延。人们屈从于人性中固有的世俗和浅薄，屈服于功利主义，每个人都混入毫无责任感的人群中，舒舒服服地过自己的小日子。
引人注目的是，潜江市这41个自身温饱还没有解决的穷苦人，却有造福天下的胸怀。
还记得100多年前，梁启超伤心绝望的说：中国人一向只知为臣、为隶，不知为一国之国民。故国民意识无从谈起。
据《炎黄春秋》载文，五十多年前，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我是参加制定的，我也不记得……我们基本不靠这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他后来还说：“《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
仅仅几十年之后，一个既不通火车、也不通飞机的小地方——潜江，竟然冒出了41个手持宪法、积极竞选人大代表、准备参政议政、发誓要做个好公民的老百姓。
“姚代表说得对。我们不仅要将神圣的一票投给自己信任的人，我们自己也要参加竞选，争取公民的权利，监督政府依法行政。”他们说。
据《南方周末》报道：11月2日，在姚立法的召集下，41名自荐竞选人来到潜江电大，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湖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由姚立法主讲，两个多小时的学习中，大家提问、讨论，气氛热烈。
随后，大家满怀信心地投入了竞选——散发材料、宣传法规……
在投身竞选的日子里，41个热情似火、心怀梦想的人，经常聚在姚立法的家里，商讨竞选事宜，开始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之旅。因为有了彼此，旅途上，他们不再觉得孤单。
11月28日，41名自荐竞选者和姚立法一起落选，无一幸免。
中国与世界研究所所长李凡认为：潜江市所出现的农民和基层群众试图用竞选市人大代表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的做法，是走法制化道路的一种尝试。
农民愿意用法制的方法来解决政府面临的问题，用合法的方式来维护他们的权益，搞“议会政治”要比走“街头政治”好得多。这是我国政治文明进步的表现。
既然潜江的农民们已经要走合法的道路，就应该予以回报和鼓励，而不是全体封杀。封杀的结果只能是让农民对政府彻底失望，而逼迫农民走“街头政治”，再上“梁山”……
学者李凡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根据公安部披露的数据，我国群体事件的数量从1994年的1万多起上升到2004年的7万多起，参与人数从1994年的73万人上升到2004年的376万人次。由于缺乏利益代言人，一旦权益受到侵害，成千上万个群众，自发走上街头，和强权斗争。由这种“街头政治”酿发的恶性事件，处置难度极大。
与这些群体事件中被动维权的群众相比较，潜江市41个自荐竞选者，彰显出难能可贵的主动维权意识和国家主人翁意识。
写作的时候，一束束带着俗世香味的阳光透过窗棂直射进来。我看见亿万微尘在阳光里舞蹈，如此曼妙、忘我、不顾一切。
这些微尘，微小到肉眼几乎看不见，可是，他们一刻不停地舞蹈！证明自己的存在，展示自己的舞姿。
我想，姚立法、严老师、王述光、曾详均们，就像是政治世界里的一粒粒微尘——渺小、微不足道、人微言轻。他们从来不是光芒万丈的政治明星，也不是号令群雄的领袖人物，但是，僵硬、沉闷的中国政治舞台，因为他们的“舞蹈”，而显得生动、有活力，也因此，有了希望。
后记
当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又发生了很多事。
最值得一提的是，湖南电视台办了个《超级女声》的节目，全国几亿电视观众如痴如醉的参与了这次电视选秀，他们用手中的电话、手机和鼠标选出心目中的超级女声。一个娱乐节目，火透大半个中国。
2005年10月3日，超级女声的冠军李宇春，竟然作为亚洲英雄人物出现在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不是因为她唱得有多好，长得有多帅，而是因为她是民意的代表，是“庶民的胜利”，“体现了一种民主运作的模式”。她是中国人自己“选举”出来的新时代女性偶像。
打开很多与超级女声有关的网页，发现诸多评论都和民主扯上了关系。一个原本轻松的娱乐节目，就这样被赋予了沉重的政治意味。
下面几条著名的新闻都和人大代表有关。
2005年3月8日下午，东北某省的省人大代表侯建军，酒后驾驶高档的越野车走在大街上。由于车的倒车镜被一个老人刮蹭，他竟然一路开着车追撵老人，把老人撞倒后，又驾车逃逸。老人当场死亡。
2005年9月3日，河南省副省长、省人大代表吕某，因为雇凶杀妻，一审判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