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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小说主要以新闻记者江南的见闻为视角，以上海事变发生前后为背景，以鸟见泽老人一家及周围的人物为描写的中心。鸟见泽在日俄战争中负伤致残。这次他的儿子烈又将去上海战场，女儿吉子在酒馆当服务员，邻居夏井是工人。依夏井的看法：战争“对谁有好处呢？对资产阶级”。而“俺们是无产阶级”。镇上的其他人也认为“夏井说的也有道理”。吉子接触的一些新闻记者也议论说：“现在这种社会，不‘左’倾的人，就是没有正义感和良心的家伙。”还有人说：“日本还是打输一次为好。”当江南作为从军记者启程前往上海的时候，送行的人中还发出了猴子般的叫声，以示嘲弄。人们都骂日本，毫不顾忌地说军队的坏话。他们认为，在支那，“战争都是日本人挑起的”。“现在的战争，就是祸害”。烈被征兵并将被派往上海前线的时候也不想认真地打仗，他说：“我反正是跟在坦克后边走，跟在人家的屁股后头走。”然而，当这些日本人来到上海战场后，以前的观点完全改变了。烈所属的部队担负进攻江湾镇的任务。在这支部队中，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为了完成使命和任务，随时准备牺牲”。烈也觉得，“军队这种形式，平时都是挨骂的。但是在这里却是作为人的最高的精神之所在”。于是，他并没有消极地“跟在坦克后边走”，而是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向前。烈的灵魂终于在战场上得到净化，他对以前自己参加罢工感到羞愧。中队长指着士兵对前来采访的江南说：“他们都是‘爆弹三勇士’，不同的只是有没有那样的机会罢了。”面对此情此景，江南感动了。他想：“战争真是太好了。因为战争没有生，也没有死。——在这里，只有人性之美，只有勇气。”在上海的战场上，日本的官兵们简直都不想回日本了。……
在这篇小说中，与其说直木三十五写出了“日本的战栗”，不如说它写了“日本的疯狂”，是日本的疯狂的战栗！这是一篇赤裸裸地鼓吹对华侵略，美化法西斯主义侵略战争的作品。在直木三十五看来，战争既可防止日本人赤化、又可焕发日本人的民族精神，还能够“净化”一个人的灵魂，结论是：“战争真是太好了”。直木三十五在这里表现的所谓“战争观”，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主义战争观。直木三十五显然是试图通过这样的小说，将“自己的战争观”变成所有日本人的战争观。不幸的是，后来的无情事实证明，这样的战争观竟真的被日本的大多数国民接受了！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上海》与《北京》：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七七事变前的日本文学中，较早透露出全面侵华战争信号的，是横光利一的《上海》和阿部知二的《北京》。图6横光利一（右）在中国
横光利一（1898～1947）是日本的现代主义流派“新感觉派”的核心作家。这个流派的作家，特别是横光利一本人，擅长描写现代都市的喧哗与骚动。1928年4月，横光利一曾到上海旅游了一个月，同年底开始在《改造》杂志上连载，1932年出版单行本。这部长篇小说被认为是“新感觉派”的集大成的作品。《上海》以中国的五卅运动为背景，描写了几个幽灵般在上海滩上徘徊的日本人的形象。这里有背负着爱情的创伤、对生活感到绝望的上海银行的职员参木，有贩卖木材的商人甲谷，有自称“国粹主义者”的甲谷的哥哥甲谷高重，有收购医用死尸以供出口的“亚细亚主义”者山口，有山口的情妇、俄罗斯人奥尔迦，还有中国女共产党员芳秋兰。参木钟情于土耳其浴室的女招待阿杉，但遭到夫人的嫉恨。后来阿杉被甲谷强奸而沦为妓女。参木也被银行解雇，到了一家日本人开的纺织厂工作。在那里他被潜入工厂的美貌的女共产党员芳秋兰所吸引。在上海工人暴动的混乱和危险中，参木两次救出了芳秋兰，于是两人相爱，拥抱接吻。后来参木听说芳秋兰因被同伙怀疑为奸细，生死不明。参木来到贫民窟寻找阿杉，他似乎在阿杉身上看到了秋兰的影子。……
这部作品以令人眼花缭乱的、跳动的、闪闪烁烁、浮光掠影的新感觉派的写法，表现了五卅运动前后上海的混乱情形。横光利一似乎想表现各种势力、各色人物在上海的纠葛与沉浮，虽然他在单行本序言中声称要尽可能忠实于历史事实，要人们了解五卅运动的“真相”，但他的立场和偏见决定了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中国、对上海的了解和理解显然是皮毛的和肤浅的。他把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写成了一场乌合之众的暴力活动。在对中国共产党员的描写上，尤其反映了横光利一的偏见、可笑和幼稚。在他的笔下，甚至策划工人暴动的共产党员芳秋兰，在暴动中陷入危险时，竟需要日本人来救她。更值得注意的是，《上海》还明显地表现了横光利一的日本国家主义的倾向。关于这一点，他在序言中已经谈得很清楚了。他说：“那一年蒋介石掌握了政权，以那次事件为契机，他在东方的政治舞台上变得引人注目，今天这已成了历史的事实。当时在上海的日本人的生活还不太为人所知。（中略）现在，日本和支那的战争尚未平息，如果考察一下这个作品的主题和现在的战争的关联的话，那就可以想象东洋的命运会有多少曲折。”原来，横光利一着意要表现的，就是通过日中战争背景下在上海的日本人的活动，来表现日本在中国推行的“东洋主义”。从这一主题出发，横光利一在《上海》中，不但对中国人的形象作了歪曲的描写，而且通过书中人物之口，对中国作了恶意的评论，如甲谷高重说：“谎言对于支那人来说，算不上谎言，这就是支那人的正义！如果不知道这种正义观念的颠倒，就不能了解支那人。”更有甚者，横光利一还正面描写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山口的军国主义言论：
——然而，只有日本的军国主义，才是把东洋拯救出来的惟一的武器，难道不是吗？舍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看看中国吧，看看印度吧，看看暹罗吧，看看波斯吧！承认日本的军国主义，这才是东洋的公理。——
山口在人行道上一边走着，一边想起前些天的亚细亚主义者的会合，并为此而兴奋。那一天，支那的李英朴以日中签订的《二十一条》为靶子，破口大骂。对此，山口立刻回答说：
“支那也好，印度也好，只有认可日本的军国主义，亚细亚的联合才有可能。然而， 日本要求把南满的租借权延长到九十九年，就对此愤愤不平，那我们岂不是一定要毁掉东洋吗？我们必须记住： 日本由于租借南满九十九年，就保证了九十九年的生命。”
就在《上海》出版单行本的两个月后，日本终于悍然发动了吞并“满洲”的“九·一八”事变。可见横光利一笔下的山口的这些露骨的军国主义言论，绝不是个别人的高谈阔论，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的。
再看阿部知二的《北京》。
《北京》的作者阿部知二（1903~1973）在1935年夏末到北京旅行，在北京逗留了一年多。在1952年东京河出书房出版的《阿部知二作品集》（全5卷）第一卷的“解说”中，阿部知二回忆说：“因为那是我初次到外国去旅行，所以对风物的印象特别新鲜。古都的魅力，很快把我吸引住了。然而，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已经着手侵略活动了，不安的空气笼罩着那里。即便是迂腐的我也感觉到了。那忧郁的美的幻影，直到回国后还久久地留在脑海中。”他还声明，《北京》“不过是我的幻想的产物，我绝不是抱着观察和研究中国的意图来写作的。（中略）它只是从我过去的感伤的旅行中产生的幻影。”诚然，阿部知二也许并不是着意描写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前夕北京城的气氛，但是，《北京》从头到尾却透露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抑紧张的空气。作者通过主人公大门勇和他的中国房东王世金一家人的接触，特别是他与王世金的儿子、北京某大学哲学系的教师王子明和王家的女家庭教师杨素清，以及和在京的日本人的交往，反映了1935年前后处于日本威胁之下的北京城的情景，——日本的飞机在北京低空盘旋，北京周围的紧张局势，北京学生的抗日活动，对日本在北京的傀儡政权的“弹劾”运动等等。作品的第四章，写到了大门勇和日本的一个名叫加茂的青年在王府井一家茶馆里交谈，加茂极力劝说大门勇到长城看看，因为——
“……只有长城，才是如今日本民族的一条新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生命线，您对这条生命线看都不看就要回国，真是太遗憾了！”加茂站了起来，用演说的语气大声说道，不时地用拳头敲击着桌子，使周围桌上的中国人都为之惊愕。
…………
加茂露出了得意洋洋的神情，继续说下去。内蒙方面的形势，还有以河北为中心发生的事态，——于学忠的辞职，第51军、第2师、第25师和保安队的撤退，国民党委员会的阻止，对于日本的进出， 以苏联为背景的共产势力的拼命抗争，红军由南方经四川迂回到达陕西方面，因而对北方增加了压力，等等。加茂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讲着。
“总而言之，先生，现在，一场猛烈的暴风雨正在孕育中啊！”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里传达出的是全面侵华战争即将爆发的信号。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大陆开拓文学”的背景
“大陆开拓文学”是以日本在“满洲”（我国东北）的移民侵略活动为背景的。早在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就在我国东北地区开始了移民侵略活动。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历届政府，都把向满洲移民看做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把它作为和俄国争夺在东北的霸权、长期侵占东北、并以东北为基地侵略整个中国内地的重要途径。满洲移民方案的始作俑者，是东宫铁男和加藤完治。早在1926年任奉天（即沈阳）独立守备队中队长的时候，东宫铁男就提出了向满洲移民的初步设想。“九·一八”事变以后，他任吉林铁道守备司令部顾问，来到长春，再次向关东军作战课长石原莞尔提出了移民方案，其要点是：让武装的农民（在乡军人，即复员军人）来北满洲定居，在从事农业的同时，主要是为日本关东军提供后援，维持当地治安，抵挡苏联的南进。和东宫铁男的“武装移民”方案相补充的，是所谓“农本主义”者加藤完治为代表的“农业移民”方案。其要点是通过向广阔的满洲地区大量移民，摆脱当时日本农村严重的经济萧条，解决日本国内的土地矛盾，把满洲建成日本的粮仓。他说：“我确信，把勤劳的日本农民移居到满蒙的天地，让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