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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同志在文研所这个阶段（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到“文革”结束），由于我的专业与他所研究的内容相距甚远，我又是一个不用功的人，因此对他的学术思想本身不甚了了。但在与他和他家庭的接触中，却逐步了解了他的家庭和成长背景。我一直认为，家庭环境、自幼所承受的家教对一个人的为人治学态度、对一个人的性格以至人格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元化得益于父母姊妹、妻子岳家可谓大矣。元化的画传已经出版，其中对这方面有详细的介绍，这里我不作过多重复。他的父亲王芳荃先生留学日本、美国，同情革命，大半生都任教于清华，与王国维、陈寅恪同事，与梅贻琦、赵元任诸先生更是通家之好。元化少年时代生活于书香清华，深受“清华精神”影响，因之对于清华感情深厚，诸大学中他独崇清华。他的母亲桂家更加了得。这位出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太太不仅诗词歌赋都来得，还曾随夫去过日本。她的兄弟姐妹中多人留学美国和英国。元化深受姨母们的关爱。而元化自己的姐妹大多毕业于燕京。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元化在这个环境——家庭环境和清华校园中所受到的熏陶、所接受的教育可想而知。元化又是个独子。他上有三位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在这些知书达礼的女性的包围之中，他所受到的宠爱，又是可想而知的了。每当元化发耿脾气的时候，我常常不伦地想到贾宝玉。他绝没有贾宝玉的多情，他一生专情于妻子张可，也是文坛美谈。但是，我总不免联想到那种“全家宠爱在一身”的境况。八十年代，一次我陪宗璞去看他。两位成长于清华园的作家讲到童年往事时，宗璞说，梅贻琦夫人讲到过当年清华园里称他为“老天爷”。这三个字太妙了，活脱脱道出一个又调皮、又任性，无法无天，也许还有点跋扈的公子哥儿形象。这与我最初见到他时的感受一脉相通。这个性格的来源，出自楚人的血脉。元化父母都是湖北人，元化自己常讲楚人性格暴烈。扬雄曾以“风飙以悍，气锐以刚”来形容。这种血性造就了他刚强、正直的一面，而家庭过分的宠爱，生活条件的优越，又助长了他的任性，而且养成一种众星捧月、惟我独尊的少爷脾气。关于后者，我这里讲一个小插曲。“文革”刚刚结束，一天早上我有事去他家。他正拥被坐在床上（当时他可没有客厅，只能登堂即入卧室），面前置放一个托盘，他正在床上用英式早餐呢！在那种非常时期，他仍保持如此的生活习惯。当时我脑子里立即跳出了四个字：落难公子。
这样的家庭环境，事事有人打理，也容易形成不谙世事、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遇到突然事件缺乏应变和承受能力的弱点。也就是说既狷傲又脆弱。我不知道我如此说是否有些夸张。从我认识他开始，我就发现他禁不住有些人的讨好（此人后为肃反小组成员，参加他的抄家，将抄出的东西作为笑柄散布）。及至走出厄运之后，这一弱点更加明显。他家来客走马灯似的川流不息。切磋学问、问学求教的固然不少，但也有不少是对他有所求的人。他似乎来者不拒，有时还有求而应。他对朋友有时倒很讲原则，而对我们看起来不必应承甚至不以为然的事，倒是经不起再三纠缠、拗不过人情面子而应承下来。我们有些朋友都觉得这不仅浪费他的时间，而且有些事处理得也不尽妥当，不免劝他学会拒绝。他十分无奈地说，我这人在这方面十分无能，可以说是窝囊。别人坚持不休，我就不好意思，不知该怎么办了。然后叹一口气，又说：我就是缺少这样一个帮我挡一挡的人。自认“窝囊”，需要一个帮自己“挡一挡”的人。这又道出他一切都需靠人打理的依赖心理。
第三部分 我所认识的王元化第24节 我所认识的王元化（2）
尽管如此，刚直，不能屈从于任何压力，冒杀头的危险也要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他的本色。“文革”中期，1970年又发生了一件出乎人们意料的事。一天，他突然主动站出来坦白自己有“翻案”思想，结果再度惹出祸事，并且牵累到家人。这件事与我还有一些关连。
“文革”开始，我们这些人统通被赶进“牛棚”，他算是算过旧账的“死老虎”，与我们这些新揪出来的“牛鬼蛇神”还有些不同。如果他“老实服罪”，埋头劳动，一切遵守命令，也许不会发生大问题。但是他按捺不住“破门而出”。1970年，我们都在郊县劳动，在张春桥命令下，上海要进行一次深挖“黑线人物”运动。上海作家协会（当时叫“文化四连”）造反派、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将我重新“挖”出来批斗（这一公案的详情我在此就不多说了）。我事先得到几位“革命群众”打过招呼，（当年“革命群众”实在不是铁板一块），告诉我将在次日早上“天天读”的时候，把我重新揪出来批斗。因此我倒事先有思想准备。斗争会进行到最后，班组“天天读”的负责人照例要做一个“杀一儆百”的总结发言，当他声色俱厉地喝道，我警告你们全体牛鬼蛇神，不要翘尾巴，翘尾巴是没有好下场的。话还没有落音，只见王元化突然站了起来，大声说：报告，我不但有翘尾巴思想，我还想翻案！一下子全场鸦雀无声。时在隆冬，我却感到全身冷汗淋淋。我抬起头，定定地望着他，真想大声喊，你这是干什么！他们只是要把我重新“揪”出来，有你什么事！而他对一切都熟视无睹，还接着往下说，把我定为反革命分子，我一直思想不通、不服。我一直等着翻案机会。这几年我埋头研究莎士比亚，我又担心我对马克白斯、李尔王、奥赛罗的分析被怀疑为自己不满情绪的流露——这时会场上有人带头喊起口号：痛击翻案风、打倒反革命分子王元化等等，打断了他的话，于是，本来针对我的批斗新高潮转向了他。当时我简直对他的“迂腐”感到愤怒。对我的批斗是张春桥钦定在劫难逃，你这种自投罗网、自找苦头算是什么！对这些人、这种运动讲什么忠诚老实。他的问题自然升级，“死老虎”变成“活老虎”。抄家、审问又重新来过。他居然将他“翻案”的心理过程、他十几年来的苦闷情绪全无保留地倾泻出来，弄得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然后有一天下午，他突然离干校出走了。造反派去追，原来他准备回上海去取莎士比亚全集。不少人都觉得他精神崩溃了，而且想起在反胡风运动后期他一度患过心因性精神病。当然某些造反派骨干分子还想藉此扩大事态，不予承认。幸亏当时未进牛棚、当年参加过肃反小组工作的茹志鹃挺身而出说了话，并且坚持带他去精神病院作了检查，才算没有酿成更大的悲剧，这里我横插出几句，就我接触所及，当时的革命群众，工、军宣队当中，仍有头脑清醒，明事理、知是非的人。我个人也曾受到过这些“好心人”，有的甚至是夙不相识的好心人的关照和精神支持，至今我对他（她）们心怀敬意。
我觉得这次事件与拒绝承认胡风反革命集团性质的事同出一辙。通过这次事件，可以进一步看清他性格中的两面，既刚烈、神经却又不够坚韧粗壮。他的刚直的本性容不得虚伪。他既不能为自己把别人诬指为反革命，他也无法忍受被人冤枉为反革命。长期的委屈愤怨使他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出来。而这种爆发的形式，又显示出他诗人气质的一面：神经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有时会失去自我控制而崩溃。这一行为不但给自己带来更严重的后果，还危及妻子张可。她不但作为妻子必得接受审查，还要受到强制揭发的折磨。更严重的是，张可是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莎氏戏剧的教授，所受的牵连就更大了。
张可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从反胡风到“文革”，她跟着担惊受怕，吃了那么多苦，从无一句怨言。王元化自己曾说：“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无穷的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我那时因遭到屈辱是敏感的，对于任何一个不易觉察的埋怨眼神，一种稍稍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始终没有使我会受到刺激的任何情绪的流露。”她不但没有任何抱怨，而且对他呵护有加。
自从这次事件之后，我与他的家庭有了进一步的接近。我不仅去他在皋兰路上的他自己的家，有时还去富民路上他母亲的家。当然是秘密的。两个家庭，三个保护神般的女性。张可自不必说，关于这位出身名门，才貌双全，性情温厚的女性，近来介绍得够多了，我在此不再多说。他的母亲当时已过八旬，头脑不仅清楚而且冷静，对儿子的关切溢于言表，但对他的处境也清清楚楚，在“四人帮”粉碎之后，谋求平反办法的时候，她的意见都极有见地，而且她还直接给周扬写了申诉书。这真是一位刚毅而有见识的老太太。和他母亲同住的是他未婚的三姐桂碧清（从母姓）。她干练豁达，不但照顾着父母，而且以照顾元化全家为己任，简直像半个母亲。这个家庭真是遮风雨避严寒，她们让人想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不但是由于她们对于亲人的义无返顾的奉献精神，还有她们的教养。这也就是元化所以近乎天真地害怕“恶”、厌恶粗俗，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中崇尚美好精致的来源了。如果没有这三位女性，我想不会有元化同志的今天。我太懂得这种爱和温暖的重要了。它能让人生也能让人死。因为我也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如果没有这样的父母兄弟的支持，我想我也肯定过不了“文革”这一关的。
每次进入这个温馨的小天地（这个家庭的室内布置也始终是雅致整洁的），我们不但反反复复研究国家、个人的将来的命运，讨论元化的文章（如“韩非论稿”）和他的请求平反的报告，有时她们还有好饭招待。无论张可还是碧清姐姐，都做得一手好菜，无论中式西式都来得。吃着碧清姐姐做的意大利式沙拉，张可做的乡下浓汤和咖喱鸡饭，悄悄地讲着话（那时大家都总是觉得隔墙有耳，说话都是轻轻的）。“文革”以来，多年没有这种“聚会”了。加以我又是个喜欢西餐的人，简直不知今夕是何年了。真不知该说元化幸欤、不幸欤？在政治上，他半生坎坷，而在家庭生活中，他却得到幸福女神的如此垂青和眷顾。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又经过一段艰苦的过程，他的问题才得到平反，恢复了正常的工作权力，而且在1983—84年还当过一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当然，这期间磕磕绊绊的事在不可免。比如，他牵连进周扬撰写纪念马克思一百周年文章的公案，比如他曾主编新启蒙杂志事。在社会大转折、大变动时期，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一切都要经过实践检验的号召下，长期被禁锢的各种思想开始活跃。
1984年王元化与吴强等会见日本学者相浦杲、相浦绫子夫妇
前面的思想，不一定合乎时宜。显然，一切只能惟上级意图是从的仕途于他仍然是不合适的。最后，尘埃落定，他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的位置，专门从事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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