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思想，不一定合乎时宜。显然，一切只能惟上级意图是从的仕途于他仍然是不合适的。最后，尘埃落定，他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的位置，专门从事学术研究。
应该说，回到独立思考的学者生活中去，使他得到一个幸福而辉煌的晚年。可惜的是，就在他1979年即将平反的前夕，张可高血压中风，并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这成为他晚年幸福中无可弥补的遗憾。
七十年代末，他写作上出现了第一个高潮期。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有如井喷般地磅礴而出。除去前面讲到过的《韩非论稿》外，引人注目的还有《龚自珍思想笔记》。以我一个门外人的体会，这篇文章也许可以说是《韩》论的继续。（说老实话，我在这一部分讲到元化学术思想方面的成就，全属班门弄斧。这只是从一个尊敬他的门外人，来讲一些自己对于他学术品格的感受）。“四人帮”将龚自珍也定为法家，元化认为这是“将政治强加于学术的虚伪”，他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还他本来面目。他还写了一系列论黑格尔美学的文章，特别是其中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有关“知性”的发挥和论述，引起文艺理论界的极大兴趣。他在这一时期的压阵之作当属“文心雕龙”研究。元化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采取了以西方古典哲学、美学与中国古代文论相互阐释的方法，不但另辟了蹊径，取得了带有开创性的成果，由此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而且大大推动了国内国际对于“文心雕龙”的研究，使得这一尘封已久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瑰宝重放光彩，也由此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了一门显学。
进入九十年代，元化更加远离一切杂务，摒除了种种干扰，真正静心于学问之间。他思考的中心则已从文学转向文化史、思想史。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不是可以说是对于政治民主和对于新文化传统两个方面的再思考？他对这两个方面的再思考，是不是可以说都涉及了各自的最根本的方面？关于前者，他于1992年写成的《与友人（李锐）论公意书》和后来陆续完成的《社约论三篇》，对于一直被人们奉为法国大革命宪章、民主法典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卢梭所主张的“公意说”，提出了质疑和深入探究。他说“公意被解释作比每个社会成员本身更准确无误地体现了他们应有却并未认识到的权利，——其实质不过是悍然剥夺了个体性与特殊性
的抽象普遍性。以公意这一堂皇名义出现的国家机器，可以肆意扩大自己的职权范围，对每个社会成员进行无孔不入的干预。”“卢梭在设想公意超越了私意和众意，从而可以通过它来体现全体公众的权利、意愿和要求的时候，他原来是想通过它来为人类建立一个理想的美好社会，可是没有料到竟流为乌托邦的空想，并且逐渐演变为独裁制度的依据。”请原谅我引用了这么长的两段话。这几篇文章，不知别人如何，对我可说是如醍醐灌顶，轰毁了自己对于民主、自由的极其浅薄的理解，并引发我的重新思考。
关于后者，那就是他对于五四运动的再思考。自1966年起，他多次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再估价》的问题进行演讲。他在肯定“五四”在个性解放、人的觉醒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同时，还认为“五四”只是停留在民主的表层，那时的民主思想是先天不足的。他提出要对当时流行的四种观念进行再认识，一是庸俗进化论观点，二是激进主义，三是功利主义，四是意图伦理。他不但在文章中，而且在大会小会上反复阐明自己的这些观点。
1992年王元化与作者在上海“孤岛”文学研讨会上
这些观点令人耳目为之一震，引起了学界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最为可贵的是，他在进行历史的回顾和理论的总结的时候，不回避对于自己过去的认识也进行严肃的反思。他对历史的批判是尖锐的，对自己的剖析也是无情的。他说自己是“五四”运动的儿子，这场文化运动的正面的、负面的影响他都接受过。尽管他后来屡受“左”风的打击，几乎是摧毁性的打击，但他坦承自己也曾激进、也曾偏狭、也曾“左”过。他不对自己“文过饰非”。对这一点，我非常敬重。
现在文坛学界，不乏挂羊头、卖狗肉的人，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对别人是一套，对自己又另是一套。元化先生在学术上做到了心口如一，对人对己如一。这是需要勇气的，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学术上。
元化先生的治学态度的一丝不苟的作风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他不仅大量阅读，对一些研究的重点著作还再三再四地反复阅读，阅读中不但做了大量的笔记，还在书上圈圈点点。书上的眉批边注密密麻麻、五颜六色——他每披阅一次所用的笔就换一种颜色。他的每一篇文章都可说是耗尽心血之作。
元化先生在性格和为人处世方面，也许还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弱点，但是，哪个人敢说自己没有弱点呢？然而，作为学者来说，他在学术思想上确实做到了诚实、勇敢、不阿世、不趋时、不屈从于压力、也不对自己护短，坚持住了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不断地发展自己的思想。对于学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种精神更可贵？这大概就是元化先生所以获得人们尊敬的最主要的原因，我想。
2001年
第三部分 我所认识的王元化第25节 仁者之风
——记钱谷融
去年初夏，听到钱谷融先生的弟子们准备为他做八十大寿的消息时，我着实吃了一惊。钱先生也八十岁了。八十岁还带研究生，还走南闯北地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每到一处他还兴致勃勃地寻芳览胜，还寻找当地著名的美食。年过耄耋，谈话为文仍然思路清晰、观点鲜明，已是大不容易的事，而钱先生则对于生活也还保持如此强烈的兴致，全无老年人的懒散与淡漠，则更令人羡慕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年届八十高龄的钱谷融先生，仍然焕发着他一贯的风采，体现着他不老的精神风貌。
我非常喜欢为自己敬重的前辈做寿，特别是参加那种属于自愿结合的私人性质的生日聚会。我虽未曾在钱先生门下受过业——说来惭愧，我还在六十年代初参与过对钱先生的“伤害”，但我仍兴高采烈地向钱先生的弟子报了名：做寿一事算我一个。不巧的是，在他老人家生日的前夕（我真不好意思用老人家几个字。永远戴着一顶蓝灰色法兰西帽子，泛着红光的脸永远带着愉快的笑容，一派潇洒而自得其乐的样子的钱先生似乎无法与“老人家”的称呼挂上号），我离开了上海一段较长的时间，无论如何也无法参加他的寿庆了。虽然临行前再三拜托了机关同事，一定代我送上一个花篮，回来后也听说，钱先生在答谢中特意提了我的花篮，但我仍感遗憾。
我第一次见到钱先生是在1960年春寒料峭的时候，就是在那场有名的上海作家协会四十九天批判会上。这场批判实在荒谬。从钱先生自己和其他人谈到这段公案的文章看来，其间过程不仅钱先生本人，而且文艺界很多人都不很了解。请允许我在此多饶舌几句。这场批判是由中宣部统一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打的旗号是“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重新估价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大意），实在的用意则是“破除对资产阶级文艺的迷信，以攀登无产阶级文艺高峰”。在上海展开的这场批判虽由作家协会出面组织，实际上是由市委宣传部直接指挥的。既是要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首先就得找出批判的对象，寻找符合批判要求的有代表性的论点和人物。自下而上几经筛选，钱先生的《文学是人学》被定为重点。另外一位重点是蒋孔阳先生，翻译家罗稷南先生也被扫到。这场批判，不仅旷日持久，进行了四十九天，而且声势浩大，调动了各大学文科——复旦、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中文系的学生到作协参加批判。年轻人气盛胆大，什么过头话都敢说，被当时的领导誉为“小钢炮”，因而备受瞩目。我当时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分工联系作协，因而自始至终参与了这场运动。到运动后期，由于中宣部认为上海组织得来势凶猛，可以此为导火线推动其他城市的批判运动，曾指示上海起草一个长篇新闻稿统发全国。后来由于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考虑到以如此简单的方式横扫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国家的“国宝”，特别是苏俄的“国宝”，涉及国际关系问题而作罢。这就是这场批判运动的背景和来龙去脉。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见到钱先生和蒋先生的。当然，当时钱先生脸上没有我后来总是看到的那种温和的笑容，他的神情也不潇洒。但是，从他脸上也未见愤怒或惊惶失措之色。在一片歇斯底里的叫喊声中，他只是低眉敛目木木地坐着，倒是我心中满怀忐忑不安。我自己也是由十九世纪俄、法文学哺育长大的，而且自知一直被目为没改造好、“小资产阶级尾巴没割掉”的人，自己一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但自从反胡风、特别是反右（反右期间整个文艺处被部领导批评为“右倾”）之后，自己惟恐“掉队”，再遇运动就紧跟慢赶，惟恐旗帜不鲜明。对于六十年代初这场批判中的主要论点，比如越是“精华”越反动，对读者的毒害越大；比如主张文学以“人”为中心，就是反对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就是反对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比如将“人性”、“人道主义”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所专有……自己既感到惶恐迷惑，又听得胆战心惊，越是觉得自己思想跟不上，越是在汇报会上或写报道时表现得宁“左”勿右。当然，无论怎样“表现”，到了“文化大革命”仍然在劫难逃。这些都是题外之话了。不过由此我一直对钱、蒋先生心怀愧疚。因此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我第一次见到钱、蒋二位时，第一件事就是向他们道歉。他们两位都全不在意。钱先生满面笑容地截断我的检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钱先生粲然而温厚的笑容，再三帮我开脱责任，让我释去愧疚。在这之后，他不仅对我心无芥蒂，而且凡我有事相求，不论在我做编辑时请他写文章，还是在我编《世纪的回响丛书》烦他写序时，他总是有求必应给我以帮助。
不仅对我，对于其他“伤害”过他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他无不如此。他很少回顾那一段往事。尽管他没戴上右派的帽子，但是却因思想异端当了足足三十八年讲师而未晋升。在他偶尔谈及我在文章中提到的那段历史时，他从不表现个人的不平，总是平静地将造成种种荒谬状况的责任归之于整个政治大背景。他认为那些当时大叫大喊批斗他的年轻人，都是受了骗，被利用，他原谅了他们的幼稚和无知。有时我都觉得他过于不记恨，是不是太温情，或者说是不是有点没有原则了。其实不然，他在为人和为文方面都是原则分明的，在为人方面，他对善与恶、是与非，都是清清楚楚的。最明显的是他对学生的态度。他可以称得上桃李满天下了，他的弟子们，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不论是哪个年代受业于他门下（有意思的是，他在担任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