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2”大战，我认为是我军炮战史上的“得意之笔”！也是各兵种合成作战的一次完美的“合奏”。敌人制订了大规模反扑战略方案，从河内等地调上来了王牌部队，我们事先得知了，只不知他什么时候来，规模大到什么程度。我们所有炮兵睡在炮位上，炮弹准备得足足的，指挥员全都枕戈待旦……这是那次胜利的先决条件。
到7。12凌晨五时，前沿报告，XX地域有了动静，我们师的几个主要领导三分钟分析完情况，九分钟后全线开火，集中覆盖了三个地域。立刻得到前沿阵地和观察所报告：“敌人跑了，快堵尾！”“敌人上来了，快拦截！”敌主要进攻方向盘龙江河谷被我两头堵死，反复轰击，真是尸模遍野，火光下的河水血红血红！
几小时后，各炮阵地都告急了，炮弹快没了！有的阵地只剩下了六发炮弹。前昆明军区张司令员在麻栗坡，虽很近，他不来我们指挥所，说：“我不能干扰你们的指挥。”我给他打电话：“司令员，我们已打了XX万炮弹，现在炮弹快完了，可又正在火候上，不能停呀！”张司令员说：“放开手打，我已经给你们运去了三个XX万发，够不够？”我差点没喊出“祝你万寿无疆！”后来我才知道，有五个地州的汽车出去正向我们阵地运送炮弹，当天，其它车辆不许通行！后面，军委派了飞机给前指弹库补充库存！
7。12大胜之后，两天我们前沿阵地臭了起来，前沿部队都喊恶心，什么也吃不下，指导员们发出了“为胜利而吃饭”的号召，无济于事。飞机从北方运来了除臭剂，不管用。又开展了一个掩埋敌尸的比赛活动，但只能在靠近我阵地几十米内活动，光这地段也埋不完。于是我们向越军发射了“通告”：
越军二军区指挥部：
我军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允许你们到我军阵地前沿将死亡越军官兵的尸体运回，以告慰他们的亲属。
你方来运尸的人员，每次不得超过五十人，要在白天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打着“红十字”旗帜来，不携带武器。只要按此办理，我军决不开枪开炮，确保你方人员的生命安全。
特此通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边防部队指挥所
1984年7月16日
2。我在炮前观见到的越南兵
——杨仕春（炮兵营长）
1984年对老山之敌开始炮击是4月2日，我是二连长，按规定炮兵连长都在炮阵地前某个高处负责前观，也就是指挥你的炮打哪里，纠正射击偏差。
炮击前，我看到越南兵打排球、出操、吃饭、解手。我们炮一打，他们吱吱哇哇乱叫乱跑。
很快，越军炮火反击，炮弹飞过我们头顶，落在我们正在修路的民工群中。
我们看不到它的发射点，因它隐蔽在一个大山后面，但我听到了发射声，又看到炮弹在落点的爆炸力，分析出可能是哪种炮，再根据弹道飞行路线和时间，估计了它的发射点。当时我并无把握，只是把这个分析和估计报告了炮指。不一会，我们的炮火对那里实施了压制射击。我听到了那里轰隆隆炸开了，烧开了，几天后才知道我们打光了敌一个榴炮营，报销了它一个大弹药库。
炮兵观、通、炮、驾是一个整体，不能说功劳是哪一个人的。
我在前观几个月，换了几个观察点，都不是人待的地方，因为只有敌人认为哪里没法待人，那里才是我们相对安全之处。有个地方山崖像把刀，刀尖上有个能立下一个观察镜的石包，我们看准了，但敌人也注意它哩，刚上去，敌人炮弹呼呼地揍过来了！
在另一处，我刚进行观察，身边扑地一声，我从崖下跳下，滚进先挖好的一条壕沟。弹片没伤着我，但气浪把我震麻了。事后医生从我身上挑出了89颗大小石子。
我们在一个步兵留下的暗堡里住了好久。暗堡是石头水泥板垒的，还结实，但怎么也睡不下七八个人，侧身睡，三四个人已经挪动不了啦。于是我们把不够一人高的暗堡分成两层。怎么分？集中被包绳结成网状，几头拴牢，搭上树条子。睡下了，但里面臭烘烘的。这样的“笼子”关七八只鸡也嫌窄呀，何况是七八个长期不换衣、不洗脚的人？
蹲监狱也比这好！
有年春节我回安徽探亲，火车上很挤，过道上都堆满包袱坐满了人，人人抱怨人太多，出门难。我也坐过道，觉得“幸福”极了！经受了在老山的苦，再没有什么苦吃不下的！
吃的不要说了。没有水，煮面条只能放下刚好把面条打湿的水，煮出的不是面条，也不是糊糊，是锅巴块块。
越南兵也很能吃苦。炮击前，我们只离它一百多米的地方观察。观察镜里，我们能看清他们脸上的汗珠。他们上很陡的山不歇气，跑得很快，都是光脚丫。我还看见他们分饭吃。一人一碗，没有多的，碗里只有大米饭，没有菜。也不知他们怎吃得下，而且还有那么大腿劲。要知道这是在炮击之前，而不是战中，我们可是在米饭管饱，还得讲究个伙食调剂呐。
7。12那天，我也看见越南人一股劲向前冲。好多兵在我们火网下倒下了，后面的人就回头，但不是往回跑，而是跪下朝后面叩几个头，大概是告别故土亲人吧？然后又抱着枪往前冲！负伤倒下了，只要没死，还是一瘸一拐往前来。
我也看到他们冲上来的人和我们战士拼搏。明知不行了，还大喊大叫，我真没见过他们有举手投降的，我们抓到的都是被我们按倒的、抱住的……
说实在话，我很佩服，也很同情越军士兵的吃苦精神，也感到：一个民族只有顽强的精神不够，还得有个好的制度，人民能掌握自己命运，有充分民主权利……不然，这种吃苦精神只能是成为它受苦受难的枷锁！
我也看到几个越南伤兵一步一步往回爬，在我们观察镜里我看得很清楚，有的伤很重，有的抓了树叶、草往嘴里塞，我可以随时呼唤我们的炮只用一两发小炮就能打倒他们，但我没有这样作，相反，我暗暗地祈愿他们的人能来救他，使他们安全返回……但是没有人来。几个伤员谁都没爬回去，最后一个死在第三天，他爬回到一道河桥边，再也爬不动了……
3。炮兵的苦累
——刘少荣（炮兵副连长）
打仗前营里派人来叫我开会，原来是布置第二天就出发。我回排一宣布：立刻清装，一律不许往家写信，也不许打电报、寄钱……大家都感到问题严重了，但没有语言，只是眼睛发神。过后又都写了决心书。我看得出，决心书不等于真实思想。有的人一夜之间变了相，偷偷哭的不是一两个。但这又不能说他们怕死，不愿打仗。如像以后战场上表现很出色的新兵夏文荣，这晚上就哭过。人的感情很复杂，不能根据他哭过就断言人家害怕，就是害怕也不等于他在关键时不勇敢。
说内心话，那晚上我的想法也很多，我是成都人，1980年高中毕业考大学时只差几分。我们班是快班，考上了28个。我吃亏就在有几道题我觉得太容易，想放到最后作，交卷时搞忘了……在新兵连，干部都说我文化底子好，一致推荐我当卫生员。卫生队长来领我时，正赶上一个老乡塞给我一个烟头，叫我尝尝味，我刚接过来往嘴巴上含，卫生队长进了门，一挥手：不要！这口烟改变了我一生的道路。我好后悔！现在我不后悔了！战争给了我更重要的东西。这是真话。
出发前的一天，我和战士们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买了好酒好菜好烟，一面吃喝一面唱歌，朗诵诗：“生当为人灯，死亦作鬼雄”……我讲，自古以来的英雄豪杰都是战争打出来的，一个人、一个民族精神力量的表现和铸造都靠战争……我就这么作思想工作。
开进时，我遇到成都人从未见过的大雾与狂风暴雨。许多地段上，六吨半重的大炮是我们排用力气推过去的。一个炮掩体加弹药所、坑道、防炮洞几百方土，一个班9个人一夜完成，靠的是一人一把锹。这么大的劳动量是任何人都难相信的。
我们累到什么程度！新战士夏文荣上前线前体重126斤，炮战三月后，骨瘦如柴，我估计至多还有90斤。肉到哪去了？他是装填手，炮战激烈时他每分钟装7—8发。每发炮弹80斤，几乎与他的体重相等。最后，他的手推不动炮弹入膛了，只能用胸部顶，整个胸部顶烂了。从炮膛退下来的药筒本应用送弹棍挑开，为了抢时间，他用两手抱起甩，药筒滚烫，他把自己衣服、被褥都撕了，打上一盆水，用湿布包上两手甩药筒。每一次都听得“吱啦”一声，湿布干了，还冒烟。他的两手烧烂了，吃饭时握不住筷子，只能像孩子一样握勺往嘴时拨。吃了又吐，因为他的嘴上沾满了黄油，那是取药包时由于药包上的布带易断，且他的手指不能张合，只能用嘴咬住药包角往外拖，药包上沾着密封盖上的黄油，黄油很腥，糊得他满嘴满脸都是，使他不断地恶心呕吐，吃下去的不如他吐出的多。
不是不照顾他，而是一门炮少了哪一个人炮弹也打不出去。
7。12那天，夏文荣正抱着一发炮弹入膛，敌炮打来，将他仰面击倒了。他那双被烧得焦黑的双手依然紧紧抱着那发炮弹，他的脸上依然糊满了黄油，还有两块大燎泡，一条烫伤的口子。
夏文荣是云南昭通人，牺牲时只有18岁。
在那种紧张艰苦的环境里，我们连每个人的忍耐力发挥到了极限，体力消耗也到极限，而不是只有夏文荣一个人如此。连长杨仕春战后脱了上衣照了张照片，头部像个骷髅，胸部肋条一根一根的，叫人看了害怕。他现在恢复了。据他说他爱人看到那张照片时问：“这是谁？”他说：“这是一张医用的人体骨骼图。”
我们撤回营房，都赶急往家发报，接着我就收到几封我母亲病危的电报。我连忙向上级请假赶回去，一推开门，大家都愣愣地看着我，谁也没认出我是谁，只有病床上的母亲叫出了我的名字，全家人都哭了。我现在至少有120斤，回家时只有86斤。我原来有个女朋友，见了我一副很害怕的样子，很委婉地说：“我在大学功课紧张，再没心思考虑别的，希望我们以后兄妹相称。”我说：“既是这样，我就再不打搅了”。
没有多少文章写炮兵，可能都认为炮兵生活太平常。任何一个没到过激战中炮阵地的人，想象不出炮兵的苦和累。
4。可供选择的炮阵地生活镜头
——座谈会记录
陈副团长：
写打仗的电影、电视炮兵的镜头很少，至多就是一个字“放”！有个电视据说有炮兵镜头，我们赵团长好高兴，大早端个小板凳坐在电视机前等。一放，他气吹了……他一直在说，要找一些人把我们阵地生活凑一凑，编个电视剧，我们自己演，他演自己，演团长。可惜，他今天不在家。难得有作家来，我们就来凑凑镜头，供作家选择参考。大家谈时要真，不要艺术加工，那是作家的事……
石朝强（副连长）：
我说一个镜头。为了安全隐蔽接敌、突然开火，根据最后一段开进路狭窄弯曲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