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朝强（副连长）：
我说一个镜头。为了安全隐蔽接敌、突然开火，根据最后一段开进路狭窄弯曲泥泞，我们把炮体放在车子上，炮管朝前，固定好，伪装好，趁黑夜大雾弥漫时闭灯缓缓前行。每边车踏板上站一个人，打着蒙布的手电筒用微光照着路边……大炮不直接拉到阵地，先在山梁背后隐蔽好，等把阵地挖好了，到炮击前夕才推炮入阵地，人手不够，动员全村的青壮年来帮忙，结果全村男女老少都来了，我们给大家说好，不许出声，不许有亮，谁暴露了要追究责任。老天不帮忙，头晚上下过大雨，这晚上还是淅淅沥沥。推炮要先上坡，再下坎，梁子上是包谷地，几步地就陷进去了，又拴上绳，手抬、肩顶，往前推挪，包谷地踩成了大泥潭，可它还是往下陷。老百姓真好，铺板、门板、新旧木板都扛来了，朝炮轮下塞了一块又一块，再抠出来往前垫。大家都成了泥包蛋，分不清军民，也分不清男女老少。从晚七时推到午夜三时，炮就位了……两个多小时后开始向敌全线炮击……
陈副团长：
头天晚上，前面两个观察所报告，敌清水河方向有拖拉机声，次晨，两个观察所又报告，我阵地前方出现敌一个大土包。赵团长判断：是坦克！命令四连打出一发，四营报偏左，团炮群报偏右，两家互相指责：“扯球蛋！”团长说：“你们别吵，再仔细观察。”四连又打了一发，“土包”上伪装网烧起来了，果然是一辆坦克，接连又是三发，把它击毁了。四营这才发现，他们发现的是另一辆，立即开火将它打掉了。这时，又有两个“土包”轰隆隆动起来了，步兵团的炮火又打中了一辆，一辆逃脱。过后几家争吵不休，都说是自己打的。易副师长说：“都是我们师打的，争什么？”直到现在，三辆坦克还摆在原地，地雷多，没法把它拉回来。
姜桂武（炮团政治处主任）：
赵团长指挥“鬼”点子多。有一天，九连刚撤出阵地，敌炮火急袭过来，把工事翻了个面，联络中断。赵团长急得直跳：“完了，我的九连完了！”炮袭过后，九连报告：“无一伤亡！”团长高兴了：“你们别动！还在老地方待着！”九连不放心，问团长说：“团长，敌人可是发现了这个地方呵！”赵团长还是那个话：“待着，别动！”以后多少天，不论炮战多激烈，他就是不给九连任务，让它沉默。敌人也真不往那儿打炮。到关键时刻，九连突然开火，给哪个目标哪个目标完蛋！打出了一个“老山英雄炮连”。
阵副团长：
老赵和步兵团长张又侠在一张地图上指挥。他们对地形熟。敌人进攻步兵二连阵地，已经突破前沿到了主阵地下100公尺处。
——老赵，快打呀！
——太近了，不能打！
——你打，我叫第一道堑壕隐蔽，第二堑壕给你看着。
老赵当时穿短背心，只裤腰上扭个烟盒纸，方位、坐标全在纸片上，直接给炮连下达口令，炮火正好覆盖在二连阵前敌人头上！打完了，二连大喊：“炮兵万岁！”老赵在额上刮下一溜溜的汗水：“妈哟，好悬吔！”
7。12打敌人大反扑，上级指示了射击区域，但炮火该集中砸在哪一点上呢？赵团长问张又侠：“假若你是敌人，你在哪？”“在这！”“好，我就打这！”结果正打在敌人进攻隐蔽地！
炮火一响，老赵就打开他的录音匣子，录炮声，碰巧还能录上敌人的喊叫声。
赵团长叫赵寇斌，30多岁，河北人，大个，方脸盘，叫他演电视电影，还真能行。
李勇（炮连指导员）：
敌人炮击，战士王天民钻进了猫耳洞，又一发炮弹把他的棚棚——弹药箱上头盖牛毛毡的歇凉地（猫耳洞闷热，那里多多少少要凉快些）——炸飞了，他要出去，我一把拉住他：“你不要命啦！”他哭着喊：“我箱子里还有50块钱！”那天很险，敌炮削下了半边山崖，我们连留在洞外的东西荡然无存。王天民50元钱只找到两块拇指大的碎片，一排长一块表剩下一块铁皮，二排长一床毛毯成了一堆黑绒，好多人只剩下身上的一件短裤，我们都认为那天完了，幸好，敌人轰了一阵，就没后劲了。它越南不行，炮弹不够，不像我们看准了一个地方就干净彻底收拾它。听说越南兵有首歌：“越南炮一响，中国炮成王！”
姜桂武：
一连指导员正指挥射击，敌人一发炮弹打来，气浪把他推出几公尺，掀到土坎下。排长见他耳鼻冒血，怎么也推搡不醒，大喊：“为指导员报仇！”全连都应合着大喊：“为指导员报仇，放！”炮弹发狂一般向敌人射击。指导员醒过来突然出现在排长背后：“报什么仇！我没死哩！”从排长手上接过小旗继续指挥：“大家注意，节约炮弹！别乱球打……”
李勇：
打老山，我们的炮阵地在著名的死亡线——三转弯一带，比较暴露，用望远镜看敌人占据的老山主峰，662。6高地就像在我们头顶上方，伸手能抓到似的，我对团长说：“我们能回去一半的人炮就不错了。”在这种情况下，团里除了采取绝对隐蔽性措施，保证我炮火一响就叫敌人无还手之力的优势外，就是在加固阵地工事上下功夫：我们连连续挖了三晚上，用弹药箱垒石筑地下墙，上头盖木头、沙袋。这种工事如果打几天就撤是可以的，但我们住了几个月，真够人受呀！下雨时头上滴水，下方成河，太阳一晒，里面成了蒸汽锅，有时温度高达四十以上，气都喘不过来。雨天不能穿雨衣，它防雨但不透汗不透气，能把人捂臭了；晴天大汗如洗，衣服裤子能拧出水来，所以大家都只穿一条短裤，晚上只能睡在两根木棒上。久了，一个个都睡白了，面无血色，弯腰驼背，没一个人不病的……
石朝强：
总攻炮击准备期间，大家又紧张又兴奋，喘气都不敢大声，好象喘重了敌人会听得到。有晚上，一条胳膊粗的大蛇从上方木头缝里向我们隐蔽的工事垂下了头，在我们头上摆来荡去，谁也没动，不敢喊，更不敢跑出去，有个战士很勇敢，一把逮住蛇脖子“嗖”地一刀削去了蛇头，，解了危。
炮击后，一个河北藉小战士肩部负伤，排长把他推进洞里歇息，又给他包扎，他一直说没事没事，一点儿不痛。排长刚转身，他大哭大叫起来，排长问：“咋了！”他掏出一封揉得皱巴巴的信给排长。排长这才知信上说他父亲死了，排长问：“你咋才想起哭？”他说前几天接到这封信一直没功夫看，刚才才想起来拆看。排长抱住他，比他还哭得凶。
姜桂武：
我处宣传干事陆仕佼，一心要复习功课，争取大学函授毕业文凭，他什么都丢了，但《文学概论》《政治经济学》什么的却带到了猫耳洞，洞时潮湿，每本书都成了半尺厚几斤重的“砖头”，他照样学，工作也肯干，写了很多阵地通讯。战后，他果然考上了，且门门成绩优良。他说：考试作文题叫“教训”，他写的就是他自己在十年文革中成天喊口号荒芜了学业的教训。他称自己是“愚味的一代”。我说，你是“奋起的一代！”“猛醒的一代”！“大有希望的一代！”
李勇：
炮兵最怕的还不是敌炮轰轰，而是蚊子嗡嗡，夜来蚊子真多，猫耳洞的炮弹箱墙面上一片片污血，是战士们打死的蚊子擦在上面的。炮阵地上流行一首歌：“猫耳洞的夜静悄悄，大群的蚊子嗡嗡叫，年轻的战士头枕着炮弹，睡梦中发出唉哟哟的哼叫……”
5。在猫耳洞最难受的是思念
——王迤南（炮旅参谋长）
1979年作战，我弟兄三人，一个姐夫都上了前线，在主力部队。我父亲是老八路，他说：机会难得！一个国家的兴旺决定于它的经济实力，但没有战争，就培养不起有民族意识、坚忍不拔的新一代！但母亲受不了啦，在我们出征之后，她就成了个泪人，安眠药也不能使她入睡。我到了前线，最担心的是母亲能否挺过来。
但我们几个人都安全回来了。
从那时起，我一直在边境作战。1980年在河口方向，次年打扣林山，以后老山作战，从连长到现职，加起来好几年蹲在猫耳洞里。我也跑遍了所有属我指挥的炮阵地，所有山头的观察哨，我没有觉得受不了的苦累，只有当我在猫耳洞躺下来，上级没有下达什么任务，我们的炮火沉寂下来时，我就感到日子太难受了，对亲人的思念扰得我白天心烦意乱，晚上常常通宵不眠。
我身边有个参谋，一个通讯员，他们以为我不会休息，脑子里不停地围着我们当时指挥的几个炮营和几个观察所转。我要对他们说，我想妈妈呀！他们准会以为我开玩笑，可这是真话呀！最恼火的是不能写信，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我就希望电话响，拿起来一听说有任务，就什么都忘了。
有一回地方同志转来一封家书，我不知看了多少遍。不说焚香拜读，但看前我尽力把手在胸前擦净，点燃一颗烟，一字一字品味，每次读，心里都怦怦地跳。
老山作战期间，我的孩子出生，因为爱人日夜牵挂我，也是吃睡不宁，孩子早产。我又多了两倍的思念。
因为思念，我在猫耳洞蹲不住。总想找个什么地方走动一下，或转移到另一处，说来很巧，至少有两次我都因为这种莫名其妙的烦燥离开猫耳洞而逃脱了挨炮，说不定是脱离了死亡。
仅这次次作战我在前线足足呆了一年。
由于我自己对亲人思念之深，我也能理解战士们这种情感。一个新战士常常哭泣，班长批评他：“尿泡”。我说：思念是人们最高尚的感情，他思念但他战斗表现一点不含糊就是两个高尚，如果他战斗表示突出就是三个高尚。这个新战士表现果然越来越好。
一个老战士辗转接到家里的信，未婚妻到了他家侍奉老人，他围着阵地跑了几十圈，过后激动得哭起来。别人对我说，他好像疯了。我叫他来我的猫耳洞里，说：“恭喜你，先敬你三壶盖酒！”他喝下酒，抱着我：“参谋长，你是个好大歌，你最知心知意。”后来战地高了邮箱，能和家里通讯了。他家里给他寄来了烟，他给了我两盒，说是家里人的心意：回敬你们参谋长大哥三杯祝贺酒！
一个战士少年白头，家里给他寄来了染发剂。他说现在没时间染发，把它寄放在我那里。不久。他牺牲了。我把染发剂放到了他的墓前。
我们家寄来的是我的孩子哇哇哭、格格笑的录音带。没事，我就放这录音，一遍又一遍听，这是我最大的安慰，最悦耳的乐曲。当然都是在猫耳洞无别人时才播放，我不能叫战士们看出我这个参谋长有副婆婆妈妈的心肠、也怕触发他们的思乡之情。
有一次半夜两点，电话响了，我拿起听筒：我是XX号，请讲。传来的是一个女人的哭声。当我听出是我爱人，心都快跳出喉尖了：“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妈妈好么？孩子好么？”她笑起来，说：“我认识军区总机的一个人，想找你，她说试试，还真找着你了，什么事也没，我只想听听你的声音……”我正要说话，敌人打炮了！她在电话里听到了炮声，又喊又叫：“你说话呀，说话呀！”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