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知他永无来日，我怎能这样漫不经心？我一向自诩看人处事入木三分，竟然未察觉到任何异样；他分明是在向我告别，我如何就没有丝毫预感？
半年过去了，几次向认识他的朋友打听，都说不知去向，突然就觉得凶多吉少。我不禁作了很多猜测：下海？出国？还是遭遇了什么不测？
又过了几个月，终于有消息从不同渠道传来，断断续续地，我以零散的信息加之联想，大致拼接出了这一年里发生的故事。
去年开春，他被查出晚期肝癌，知道来日不多，他不愿拖累别人，决定一个人把不幸咽下。住院前，他先和相知六年的女友断交，表现出一种义无反顾的绝情，使她相信他不再爱她；接着把姐姐的骨血“小东西”交给她爷爷奶奶，再将唯一的亲人——清华毕业的妹妹送到美国，不知不觉就到了5月。
最后和上司长谈。他表示“这里挣钱太少”，说要到南方打拼。递辞呈，交车钥匙，还BP机，大步走出工作了十年的单位，然后从容不迫地打回一个传呼：“我于今夜12点离开北京。如果回来，还会在此效力……”曾花了三个多小时苦口劝留的上司突然惊出一身汗，再打电话过去，已经没有人接听。
该安排的都安排了，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他觉得自己可以放心地走了，便带着剩余的积蓄住进医院。后来，朋友们在病历上查到他两次手术的记录，据说他经过与病魔的殊死搏斗，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
他就这样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消失得令人难以置信。
他对所有的人都说“如果我回来”，他是抱着生的希望走的。
大家都说他太刚强。其实他刚强，也脆弱。一个人吞下所有的痛苦，他是那样刚强；不忍心让别人为他难过，他又是那样脆弱。
他好像从来就是为别人而生的，很小就知道什么是负重。十六岁那年，当飞行员的父亲死于空难，他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以后，母亲和姐姐相继死于癌症，他为她们支起生命中最后一片天空；然后抚养姐姐的遗孤，照顾上学的妹妹，他年过三十，依旧孑然一身。
现在轮到他自己面对死亡，就像一只蜜蜂，在自己无法酿造生活的时候，他愿意悄悄死在外面，不给别人添任何麻烦。
他把不幸深埋在心底，一个人扛起全部苦难，就是这样一个凛然而残酷的抉择，连女友都被瞒得死死的，让她对他失去信心，以为爱情是那样不堪一击。
因工作关系，我认识他六七年了。他玉树临风、剑眉星目，是一个俊朗的小兄弟；他性情随和，极有人缘，是一个讲义气的好朋友。每当单位有事，呼之即来；工作之外，交往也多起来，渐渐地成为朋友，托他办事尽管放心。
一次，我求他为一位好友做月老，他多次牵线搭桥，一心玉成，对方略有迟疑，竟然不依不饶，他的古道热肠，令我感动不已。还有一次，大家结伴出游，驾车数十公里，一路侃下来，游玩的情景历历在目，在金海湖边和小贩讨价还价，在卡拉OK厅狂歌劲舞，天南海北地聊到夜深人静，妙语连珠，兴致酣然。
那次还拍了很多照片，可惜其中竟没有一张见他的照片，因为他始终把照相机镜头对着别人。
不知他怎样挨过生命中最后的日子。我希望他不是孤独的，而是有人相扶，我想象，他有一位非一般意义的朋友，和他一样侠肝义胆，一样铁骨柔肠。我相信他是在他面前发了誓的，为了朋友的重托披肝沥胆，守口如瓶。
如果他真有这样一位挚友，我愿向那位义士遥遥致以崇高的敬意。
直到今天，我还心存幻想，但愿所有的传闻都不是真的，有一天他会突然回来，再一起合作，一起聊天，一起郊游。他的名片还在我的名片夹里，只是那个早就烂熟于心的呼机号码，我已是百呼不应。
即使真的与他是天上人间，我想我也不应该悲伤，我的好兄弟，他原本是不希望朋友们悲悯，才悄然离去，他不想干扰大家的生活。
为了他最后的心愿，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珍惜生命，好好地活着。
“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
谨以此文纪念好友陈明先生
后记：这篇短文大约写于六七年前，本以为它已经为朋友的故事画上句号。没想到事隔多年，当往事渐渐被淡忘的时候，这个令人伤感的故事有了结局：2006年一个夏日的早上，上班后接到的第一个电话竟是关于他——他的遗骨在他居住的大院地下室被发现，公安局的结论是自杀。
不难想象，八年前，在被病痛折磨、求生无门的绝望中，他选择了轻生，以求一了百了。
作为他的生前好友，我们最后能为他做的，是让他入土为安。
2006年10月19日，几位朋友相约，在北京昌平的德陵公墓为他举行了一个简朴的葬礼，愿他的灵魂在青山松柏中安息。
逝者如斯，生者苟且。朋友的故事告诉我们，越是热爱生命，越是不能承受生命之轻！
少时识长者 老来交小辈
我是在一个弥漫着民主气氛的家庭中长大的，童年是随外祖父母在安徽大学校园里度过的。那时家里来了客人，只要不谈公事，小孩子就可以不回避。最难得的是，大人说话，孩子可以插嘴，这就养成了我日后话多的毛病。所以小时候，听大人谈话就成了我的一门功课。六十年代中期，我回到北京父母身边，国事、家事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家长和访客脸上常常沉着阴云，适合我旁听的话题越来越少，外面的世界开始吸引我的注意。
独立生活以后，我先是插队，后来工作，所结识的同事，多已三、四十岁，有的年龄超过我一倍以上。我十九岁时，在经过一年医学基础知识培训后，被送到当时的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进修。由于大学停办，连续几年没有医学院和护校的毕业生，医院青黄不接，进修学员便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
我就是在那里，结识了一批在当地临床医学领域颇具影响力的长者，并在一段时间里与他们保持着经常的交往。他们以自己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阅历，为我上了走向社会的重要一课。
蔡澄教授是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陕西扶风人，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相貌相当英俊，长得有点像欧洲人。他正式场合说标准的普通话，聊天时则操一口地道的关中方言。我轮转到外科后，很快把他看成可以信赖的大朋友，连我学说陕西话都带了扶风口音。
那时候，医院原本严格的管理体系遭到破坏，医护责任不分，专家也值一线夜班。每当蔡澄上夜班，我们就一起去吃夜宵，二院食堂的馄饨味道好极了。平时，有美食家之称的蔡澄也常邀我们“下馆子”改善生活。医院附近最著名的是“厕所食堂”，一间门脸不大的小饭铺。据说那原来是一个厕所，后来填了茅坑，盖成食堂。听了这段历史，我们都不愿意去那儿吃饭。蔡澄却说，咱们学医的，“进出口”都一样，分那么清干什么？菜好吃就行。还别说，“厕所食堂”的饭菜真不错。后来，只要蔡教授去，我们享用所有的菜肴都由他买单。进修回来后，我吃胖了不少，这是题外话。
蔡澄医术精湛，他在心肺、纵膈等心胸外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造诣很深，是西安医大体外循环心脏外科手术的奠基者之一，手术极其漂亮。那时候看手术是我们的一项重要活动，我经常在下夜班后泡在手术室里，胸外、脑外、普外，骨科，一台接一台地观看。而看他的手术最为享受。我有一位同事，体检时发现胸部病变，我拿着X光片找蔡澄，他一看就判定：“中心性肺癌，早期，需要及时手术。”
病理报告证明了蔡澄的诊断，经手术患者渐渐康复，至今还健康地生活着。
蔡澄十分爱好文艺，当时我们单位有一支水平不错的业余演出队，我进修前就是那里的成员。有一次，演出队参加调演，我邀请蔡澄前往助兴。那天门禁森严，以前每次都对我放行的看门老头居然不肯通融，弄了个扫兴而归，觉得非常对不住蔡教授。他却安慰我说，没关系，全当出来散散步，这不是挺好吗？
后来领导知道了这件事，一个劲抱怨我为什么不直接找他，觉得怠慢了这位大牌专家，很过意不去，特地让我请了他一次。当时快过年了，领导还专门拨了一批年货，苹果、花生、瓜子什么的，让西医二院的职工享受和我们一样的“福利”。那时候副食品非常匮乏，我的一次失误，换来皆大欢喜。以后，我们系统的患者，无论转院、会诊还是找专家看病，只要我出面，全能搞定，由此赚了个“外交部长”的美誉。
蔡澄教授后来成为西安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当年有一次上夜班时，他曾亲手抄写过一张歌片送我，是当时正流行的西哈努克亲王谱写的一首歌：“敬爱的中国啊，我的心没有变，它永远把你怀念。”字迹非常工整、漂亮，那张歌片我至今保存完好。
我在西医二院结识的另一位长者是病理教研室的陈金典教授。他是河南人，身材不高，举止儒雅，眼镜片后面闪烁着睿智的目光，一见面就愉快地对我们微笑，听他说话别提多有意思了。
我的第一堂解剖课，就是陈教授上的。他的第一句话是：“同学们，请大家肃静、向遗体捐献者行注目礼，以表达我们对他的尊敬。”站在阶梯上的一排排学生，一下子安静下来，从此，我再也没有在解剖课上说话或做小动作。而我上其他课，从来都是一心二用的。
白被单下覆盖着不知名的遗体捐献者。随着课程的进展，白被单被掀开，露出死者的遗体。从头颅、躯干到内脏，陈金典一边解剖，一边用低沉的声音从容不迫地讲述，被单始终遮盖着死者的耻骨联合部位，给他留下最后的尊严。
讲到取肺叶组织标本时，陈金典一句话就说明了原则：“上小下大，左三右四。”就凭这八个字，即使到现在，只要看一眼大小不等，被切成三角或四方形的肺组织标本，我就能准确无误地辨认它来自哪一片肺叶。由于景仰陈金典的缘故，我非常重视这门课，晚上经常一个人在解剖室观看各种标本。一次，放射科杨荫清教授读片回来，路过病理科，看见灯光下只有我一个人，面对泡在福尔马林中的人体器官研读，大为惊讶。从此我与杨教授交往渐多，进放射科也如履平地了。
再说陈金典。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堂“爱情课”，也是他讲授的，当然不是公开课。一位上海医学院毕业、在某县地段医院工作的进修医生，看上了一位也在进修的北京姑娘，我的好朋友。这位姓项的医生害上单相思以后，不知怎么被陈金典知道了，他鼓励说：“追，一定要追！”他的理论是，爱情就像做学问，穷追不舍才能成功！据说陈夫人郭真教授就是他当年千辛万苦、不屈不挠地追到手的。名师出高徒，尽管开局不利，那时候几乎全中国的女孩都不爱上海人，我的朋友很是犹豫。但好事多磨，项医生展开猛烈攻势，坚持不懈，到底追上了自己心仪的姑娘。后来他考取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