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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到它时，我简直不能相信，世界上竟有这样壮美、放达而又凄婉的歌，曲调古老、简洁，歌词虚无，却意味深长。它在诉说什么？开天辟地的盘古？还是炼石补天的女娲？亦或是矢志填海的精卫？
人类的第一声引吭，讴歌的是创造了人类的劳动。
讴歌劳动的夯歌似乎容易使人伤感，却也容易使人在伤感中振作。粗糙的杠木压在纤弱的肩上，坚韧的麻蝇嵌进细润的肌肤。当我们蹲下去扶着同伴的肩，紧咬牙关，双腿颤抖着奋力站起来的时候，伞头便长吼一声“抬起来啰！”接着，一声号子震天动地。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是沉重。
歌声中，人们的精气聚敛在一起，步调一致，风雨同舟，生死与共。那种能移山填海的力量，像胎儿在母腹中的躁动，像车轮在铁轨上的轰鸣，像火箭在卫星基地的腾空，那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像一切奇迹的源泉。
记得有一年发洪水，我们断粮了。一碗黄豆，一捧大米，我们十几个人竟坚持了整整三天。一次我孤身与狼邂遇在山里，周旋半日竟奇迹般地生还。老乡说我命硬，我说那是我命重啊。
沉重，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命运。生活的磨难，使我们的血液中被浸入了一份苍凉的责任，又有一丝不堪重负的潸然，它承载着无以释去的生命之重，伴我们兢兢业业地感受生活。尽管在情绪浮躁的时侯也会到舞厅去寻找轻松的感觉，但是，即使逍遥在歌舞升平中，那种承重之感也无法离我而去。
我们这一代，注定要终生负重，就像那首虚无古朴的夯歌。
叩问人性
想写这个题目，有赖于我当过知青、穿过警服，并从医多年的经历。回忆这段经历，需要把时光回溯到上个世纪下半叶。
和许多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少年一样，我曾经狂热地向往国防绿。比大多数知青幸运，我只插队两年，因一次额外招工进了“公检法”，虽然没有马上穿上军装，也算圆了当兵的梦——那时的警服和空军服相似，仅以帽檐上是国徽而非红星为区别。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顶戴国徽似乎更为神圣。
于是，十八岁那年，我的头顶被国徽照耀着，走进了一面后来对我产生巨大影响的高墙。
那墙里其实是一所医院，但因有着高墙电网和森严岗楼而与众不同。
我的警服外面罩着白大衣的警医生涯，差不多延续了二十多年，其中虽有几年在外学习，但我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却始终没有脱离这一特定环境。
一
大墙里的医院也是医院，也有内科、外科、手术室等；唯一的不同是，它独一无二地设有一个叫做“管教科”的机构。
我对人性最初的叩问，就是从管教科一摞摞卷宗开始的。
管教科长是一个瘦小精干、沉默寡言的中年男子，姓吴，陕南人，复转兵，文化不高。他偶然发现我是一个精力过盛的无事忙，能写又快又整齐的钢笔字，便认定奇货可居，像对待任何可以无偿利用的警力资源一样，我被他开发成了管教科的编外秘书。吴科长非常精明，管人很有一套。“没有人天生甘心失败，‘号子’里也得争高低。”这是他能够有效管理服刑人员的全部理论基础。
在这里，住院的病人被称为“病犯”。一样的体温脉搏单，一样的病历首页，一样的病程记录，只是所有的病历夹里，都有一页案情记录。另有服刑的医生、护士和技术人员，从事同样的专业，但身份和待遇与我们截然不同。
高墙里面是一个小社会。几乎社会上所有的行当，里面都具备。可以这么说，在外边干什么，进来大多还干什么，比如工人开机器，农民耕种或烧砖坯，医生看病，教师授课；还有理发的、钉鞋的、修表的以及裁缝、大厨，各就各位，各司其职。
当时他们穿的服装用两种不同颜色缝制，裤腿一红一蓝，上衣中分，泾渭分明，号称“阴阳服”。
他们称我们为“政府”。当我第一次被人在姓后边贯以“政府”，有了一个听起来陌生、古怪的称谓时，曾极其不知所措。
最初，我很戒备他们，内心有一种深深的鄙视、警惕和恐惧。
因为工作，渐渐和他们熟悉，知道了许多人背后的故事，这些故事比后来某些媒体制造的心灵独白什么的，不知道怪诞和离奇多少倍，它们更真实、沉重和不可思议。二十多年里，每一个来做检查或者治疗的服刑病人，都有机会等待我对他们病史、家族史的询问，而这种询问，很自然就会转到诸如“你怎么进来的”这类话题中。粗算起来，与我谈过话的病犯，应该不少于上千人次。至于与那些在医院工作的服刑医生、护士和刑满释放留院就业人员，接触、交谈的机会就更多。
被长期监管的人，常常会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喋喋不休，要么沉默不语；碰上前者，我多半洗耳恭听；碰上后者只好循循善诱，后来我便落下了热爱说话和好为人师的毛病。
接触多了，交往便随意起来，有时甚至像对待普通同事那样，偶尔也会开个玩笑。
但是，对他们，你不能轻易相信，当然也不必时刻怀疑。
二
由于管教科长的厚爱，以后的若干年里，我得天独厚地阅读了数以万计的案例。我对法律概念的一知半解，归功于管教科档案柜里不断吐故纳新的卷宗。那时，几乎所有病人的案情都由我摘抄，直到几年后管教科长调走。当然，我的劳动并不全是义务的，科长工资低，子女多，负担重，我“笑纳”了许多他家无力购买的肉票、蛋票和糖票，使我得以在食堂寡淡的大锅饭之外，偶有香肠、茶蛋或者奶糖调剂。
每当面对厚厚的卷宗，我和管教科长总是各有期待。他希望我迅速将冗长的文字变得一目了然，而我却常常长时间地陷入对案件本身的思考。那些比任何小说、戏剧、影视作品都曲折、凶险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例，经常使我的信仰遭受严重打击，认为我们这个时代，人性已经退化，人类正在堕落。
但是后来我改变了这种看法，并且相信人性是可以解读、人类是可以教化的。
有一个时期，我的岗位在心电图室，几乎所有新入院的病人都要在这里进行心电图检查。
连接病人四肢的是红黄蓝黑四种颜色的导线，电极被置放在他们心前区；隔着肌肤，他们胸膛里跳动着的是与常人无异的心脏；只需几分钟，就可以从一张从机器里缓缓吐出的窄纸条上，判断病人心脏的功能——纸条上的曲线，可以披露心跳的秘密。但是，那些电极却无法穿透他们的胸腔，读取他们心灵中的秘密。
一开始，我习惯先看病历，再看病人；后来改为先看病人，再看病历——我想检验自己通过目测对病犯案情的判断是否准确，就像我希望通过交谈，判断他们言论的真实性一样。
起初看不出什么差异，渐渐在与对方同时察言观色中——服刑人员观察“政府”的兴趣可能比我对他们更为热烈和透彻。我开始感到了他们面相上反映出来的或毫不遮掩，或刻意粉饰的不同特征。
我相信，性格会影响人的行为，也会影响人的面貌。表情是心理的反映，面貌是表情的沉淀。一个人的行为，是肢体对思想的图解，无论怎样掩饰，也不可能把内心世界完全藏匿起来；同样，无论怎样表露，也会遮蔽起一片心灵死角。
一次，我从一个八十六岁的老头目光中捕捉到一丝淫意，猜想他犯了“花案”，只是不解这把年纪如何卷入风月场？后得知他的罪名是猥亵幼女；还有一次，我感到一个身体健硕、五官周正的青年眼里的一丝寒光，并注意到他面部隐隐抽搐的肌肉，怀疑是“血案”，看了卷宗，果然是过失杀人。
当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比如那些外表斯文者，往往被认作是职业犯罪，其实绅士模样的，也做下了五花八门的案件，甚至手上沾血。
后来，我调任理疗科医生，还做过一段心理咨询。依然是在翻开病历前，阅读每位病人的体表——他们的身高、面貌、表情、姿态、口音，无不显示着遗传或后天的生命痕迹。
他们大部分都很年轻，聪明、健康、敏感，甚至英俊。
比之常态社会，高墙里的人际关系更为错综复杂，这些违法精英个个来者不善，病房三天两头出案子，管教科经常要进行侦破。和一般人际环境相比，他们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更加炉火纯青和登峰造极。到后来，我们这些渐渐熬出年头的“政府”，可以说是曾经沧海，见什么也不怪了。如同面对一套你已熟知并能分解动作的拳术，无论操练者把那路数表演得多么眼花缭乱，你也知道那一招一式的说法和来路。
长期不懈的观察，训练了我的眼光。解读一个人的颜面，倾听一个人的表达，判断其可信程度、生命背景和人性特征，渐渐成了我的一种癖好，或者说是一种能力。
三
我相信犯罪是可以预防的，而且，相对于改造来说，预防可能更为有效和更为人性化。
和从事管教的专业警员相比，警医与病犯同在高墙里的那种没有对立情绪、若即若离的关系，更容易获得他们的信赖，也更容易保持与他们的对视和互审。
后来我发现自己不可救药地丧失了作为警医最为重要的“阶级立场”，同情起这些被剥夺了自由的同类来。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同情，并非指冤假错案——那是一个更为沉重和需要发掘的话题。我同情的是那些在任何国家都会被绳之以法的真正罪犯。
他们也是父母所生，当他们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曾经和我们一样，并没有注定要成为罪犯。在他们成为自己故事的主人公之前，往往也是无邪、无辜的。
一个婴儿从出生到长大，特别是在受教育的最佳年龄，没有人告诉他要彬彬有礼，他就永远不知道什么是礼貌；没有人提醒他要讲卫生，他就永远不认为随地吐痰有什么错；没有人教会他要自食其力，他就永远不觉得嗟来之食怎么不好；没有人要求他与人为善，他就永远意识不到伤害他人是不道德的；没有人对他进行生命教育，他就永远不懂得珍惜自己，热爱父母、亲人，尊重自然界所有的生灵。
多次向大墙里的人诘问，你当时没有觉得自己的行为触犯了刑律吗？答案是多元的，或是知道，但一时冲动，没管住自己；或是不知道，从未听说过，这就是犯罪；只有很少一部分真正的亡命徒——具有强烈的反社会、反人类情绪。也就是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原本是可以避免犯罪的。
第一位和我坦诚对话的罪犯，是医院的外役犯，因文革私设公堂致人死亡被治罪。谁也不相信一个出生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文质彬彬的青年会出这种事。他说：我当时昏了头，他们审人我记录，目睹了一个生命的终结，还以为是革命行动。后来同案犯被正法，他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半辈子就这样完了。但他对母亲极其孝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罪犯皆恶人的概念第一次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