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满江。他是1932年考入北大理学院的，入生物系。也许因为他的籍贯也是燕赵（河北省博野县），与我多有来往的什么人是中学同学吧，我们虽不同院（他也就不到红楼上课）而相当熟。他外貌可谓得其中，不高不低，不胖不瘦，戴眼镜，对人和和气气。很用功，到我将毕业的时候，他已经越过吸收普通知识，进而为专门研究，记得问过他，说正在做合两个鸡蛋黄的什么为一的培育试验。这有什么重要，我不懂，但我知道在研究生物方面他已经造诣不浅，所以敬重他。因为敬重他，就曾向他请教一个大问题。是在红楼后面钻图书馆的后期，我的头脑里曾有一次大波动，是忽然感到疑古考古，所注意都是身外事，人首先应该弄清楚的是“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茫然了，自己想不明白，自然就想问人。牛满江是研究生物的，人是生物中的一个种属，问问他，也许能够明白吧？于是找到他，问：“由你们研究生物的看，生物活着有没有目的？”他想了想，说：“除了传种以外，像是没有其他目的。”他的答复显然不彻底，但对我后来的改行治人生哲学，却有不小的帮助，或者说，我接受“天命之谓性”而不问天何以如此命，正是他的答复的翻版。由这个角度看，他给我的确是太多了。毕业以后，或再以后，他东渡太平洋，仍研究生物学，既躲过加多种冠的危险，又成为美籍华人中的佼佼者。曾不只一次来中国，与童第周合作，研究什么尖端的项目。我没有去看他，因为我至多是“北冥有鱼，其名为鲲”，他已经是“化而为鸟，其名为鹏”。但我听到他的名字，还是充满感激之情的。
王光汉。他是教育系学生，1931年入学，与我同年级。在校时期，连他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是50年代中期，不知根据哪个高位之人的幻想，决定变南口至八达岭一段（旧传四十里）为花果山，由国务院系统的诸多单位负责。我们出版社直属教育部，分的地段是三堡车站略南以东的半山上。规定职工一年去劳动两次，一次半个月。青壮先行，盖房，我们中年以上的后继，登山种树。我去了两次或三次，遵命干这个干那个，至于能否变成花果山，心里想，只有天知道。万没想到人真能胜天，不很久之后，竟也知道并不能变成花果山，于是如一切幻想破灭的大举，以不声不响的方式收回成命。我的多日劳动白费了。但也不是毫无获得。这是：一、更加明白山中生活并不像隐士设想的那样好，因为既要有人供应生活资料，又要有可意之人陪伴。二、曾利用一个秋风送爽的假日，与王光汉（在教育部工作）等游居庸关。王是河北省中部某县人，高个子，不丰润，有点像农村的庄稼汉，负责养鸡。鸡一百多只，不生蛋，而且陆续死，他仍坦坦然。这是说他很老练，所以大家都叫他王老汉。且说劳动半个月，有一天真正休息（与不劳动而在屋里写总结，作感受八股不同），于是与王老汉约，南行去游居庸关，还有两个人参加，大名不记得了。早饭后启行，沿公路，天气和景物都好，不很久就到了。到之前，向东下望关沟，见远处有个新装怀抱小孩的小脚妇女骑驴，后面一个男子步行跟着，王老汉停住，看得出了神。我叫他，他不隐瞒情和意，说：“我最爱看这个。”我怎么也想不到，在红楼四年，在都市生活二三十年，心却还放在百年以前。世间真是太复杂了。下公路我们到关前，进门洞看了佛像和西夏文雕刻，登上云台，向四围望了望。想到关以西的李凤姐墓，时间还早，我提议去看看。西行登半山，找，不见，问人，答不知道，只好罢了。不久与王老汉作别，其后就断了音问。有时想到他，连带想到那位骑驴的，也曾觉得可笑。其实，迷而不悟，也许是更值得珍重的生活之道吧？
《流年碎影》 同学点滴（4）
孙以悌。大约十年以前，我写过他，收入《负暄琐话》。我同他不认识，写他，是因为我在校时期，他是出现于红楼的奇人，毕业之前不久跳海，是学校出现的奇事。他于1930年考入史学系，原籍安徽寿州，听杨向奎说，早已住在无锡。我那篇写他的奇，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学问，连名教授钱穆、蒙文通等都惊讶，如此之精而且博，不知道他是怎么学的。一个方面是人生观，他熟悉古事，对于其时许多人都迷恋的考史却没什么兴趣，而常常说：“人应该以众生为念。”挂念众生，是佛家思想，不停止于思想就要修菩萨行，可是他像是因什么事而绝了望，终于如托尔斯泰，出走，到天津，上了南行的轮船，后来人不见了，船上只剩下行李。都推想他是跳渤海了。因为他造诣特高，人人惋惜，破例，为学生也开了追悼会，还借《史学论丛》的篇幅，为他出了专刊，印了他一部分著作。我是看了专刊上的照片，才知道是我住在第三院宿舍，早晨在地下洗脸室，经常遇见，光头穿灰布长衫那一位。他人往矣，却使我因他而常常想到心安理得之不易。他走的想当是认真的一条路，我呢，无此雄心壮志，只能随所遇而安，或干脆说自欺，对比之下，不能不感到惭愧。
徐芳和陶维多。转为说女的。她两个是我们班的“唯二”女性，平常提到总是连着说，所以这里也就可合则合、可分则分地写。且说我们班是大班，人三十出头，“唯二”，按比例说就太少了。这使我有时想到生不逢时，比如晚生几十年，女子上学成为家常便饭，有些班甚至阴盛阳衰，不才如我，也会有中不溜儿的佳人来跟前表示好感吧？可惜那是几十年前，我们一大群看两个，就如在天上了。这结果是，四年之久，我同她二位，大概没交谈过一次，因而所知也就很少。远观的印象当然有，徐身材中等以上，白净，有点风流成分；陶则矮小，沉静，表现为老老实实。插说一件事，是每有一个年级毕业，就印一次同学录，推举毕业同学十几个人负责编，凡本年毕业的交照片一张，钱币一元。我们毕业那一年，照旧规办理，可是都没拿到同学录，听说是主办人贪污，不给印刷厂钱，印刷厂就不交货。拿不到同学录，会有多种损失，其中之一就是，比如徐芳和陶维多，就说不清其年龄和籍贯。毕业以后呢，没见过一次面，稍有所知，都是听来的。较早是抗战初起在武汉，有人在什么宴会上见到徐芳，颇出风头。后来像是还到了台湾。生活总是在高层次飘，至于详情，因为消息都是零碎的，就难得连缀起来。现在还健在吗？在哪里呢？不知道。陶维多则正好相反，是前期迷离，后期明朗。记得是90年代初，一次与先则文改后则语委的高景成先生闲谈，不知怎么一来就谈到陶维多，原来近些年她在语委工作，住西直门外昌运宫，不幸于1989年逝世，还开了追悼会。这样，近，也就咫尺天涯了。
马珏。我也写过她，收入《负暄三话》。她念的是北大预科，1936年升入本科政治系。我在校时期，她是学校的大名人，甚至北京的名人，因为头上有两顶帽子，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先生的女儿小，校花大。花，谁都想看看，我未能免俗，狭路相逢，也看。印象呢，长身玉立，面庞白嫩，确是够得上一个“娇”字，娇，我不为泥做的诸君讳，都爱。但爱是“情”方面的事；还有“理”，就不能不打打算盘。即如我，近在本班的徐、陶二位尚不敢靠拢，况远在他班的马珏乎？所以同出入红楼近三年，连相视而笑的机缘也没有。她于1934年春未毕业离校，到上海结婚，名花有主，我逐渐也就把她忘了。万没有想到还有交往的机会，是她的在山东枣庄工作的儿子杨衡善是我的读者，看到我写马幼渔先生的文章（收入《负暄琐话》），就来信，说他妈住在他那里休养，他的姐姐杨康善在北大工作，前不久他妈并曾在北大朗润园住很长时期云云。我也住朗润园，因为不知道，就交一臂而失之。但我们通了信，她并寄来上学时期的照片，说希望我能够想到昔日。其后她连遭不幸，先是丈夫病故，不久腿又摔伤。希望她还来北京住，看来不容易了。1992年的冬日吧，据说是枣庄的住处有困难，她竟来北大到她女儿家住。其时她女儿住燕东园的新建楼房，离我的住所不很远，我当然要去看她。她拒绝了，说行动不便，俟养好些再说。我推测，这是怕我对比今昔，心里都不好过。这其间，我送去新出版的一本拙作，劝她好好养病，待好转我去看她。一拖就拖到1993年秋天，是一天的下午，她女儿来，说看她母亲，可否一会儿就去。我去了，她拄着双拐走来，靠近我坐了约半小时，一直拉着我的手不放，眼泪汪汪的。我没想到她这样念旧，也很感伤。其后不很久，她就到医院去疗养，我未能再去看她。大概是1994年末，听她女儿说，病终于没有转机，挨到十一月，下世了。她生于宣统庚戌，属狗，卒于甲戌，仍是狗年，也可以算作始终如一了吧。生而为人，总不免一死，但如她，有写作之才，富于情，又早年见闻多，而没有及早拿笔，终归是个不小的遗憾。
金石。她1932年考进北大，入外国语文学系学英文，与杜文成同班。我对她有印象，是因为她是运动员，而且打篮球，在我上学时候是罕见的。她是沈阳人，个儿不高而粗壮，头大，上下一样宽，恕我直言，实在不能算漂亮。离开学校以后，各奔前程，也就都忘了。是80年代后期，有一天，我在出版社的办公室，有个老年妇女推门进来，自己报名，说她是金石，问我还记得不记得。我说记得，请她坐下。当然要说说多年来的情况。她丈夫姓刘，近些年一同在合肥工业大学工作。她当年在北京的住宅还有，在地安门内油漆作，所以告退以后，也常在北京住。知道我在出版社，是因为她女儿有时来音乐编辑室帮忙，偶然谈起，疑惑是旧同学，立刻跑来，果然不错。她不愧为运动员，虽然比当年瘦了些，腰板儿还是挺直，走路轻快。她很热情，问完我的情况，接着问还有哪些同学在北京。我只告诉她杜文成，因为其他人，或病或行踪不定，以不去打搅为是。她记下杜文成的住址，说第二天就去。又说她家不远，希望我去看看，何时去，先告诉她，她准备饭。我去了不只一次。她也常来，有时让查一些典故，就顺便看看我。了解越来越深，我觉得她有个最难及的优点是，以出嫁的女儿为喻，实心实意顾娘家。听到哪个同学在哪里，只要她能走到，必立刻去。每年五四校庆，她一定参加，希望借此机会能够见到几个北大旧人。我呢，很惭愧，多年住在北大而不参加校庆，与她相比，就成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了。
莫国康。她是广东人，1929年考进北大，入教育系。这里写她，不是因为与她有什么瓜葛，而是，不怕人笑话，因为她美。记得身材、面容，都恰到好处，与马珏相比，还多个“匀称”。如果容许我评论，马珏是因“娇”而美，莫国康是因“美”而美。可以分高下吗？无妨追述个当时的想法，如果校花由选票产生，我那一张，沉吟之后，也许还是写莫国康。可惜这样的“民意”无由告诉她，1933年暑后她离开学校，就不再看见她。曾听到她的消息，是40年代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