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课外的，课本还能这样编吗？不这样编，如何编？比如有一种想法，以高中为例，收三种文章，一种上好（都假定有能力判断），为的教学生知道什么是好，取法乎上，一种多病，作用相反，教学生知道如何避忌，一种至难，教师辅助啃，以期能够更快地提高，这想法也许不坏，行得通吗？又比如主语文之政的有了试试的决心，显然，教师的水平就必须提高，这又是个短期内必不能解决的困难。而且教师的数量要增加，因为上课照本宣科变为陪读陪写，一个人教三个班，一百多人，就办不到了。还有，学生为主就带来自由发展，又会带来程度不齐，一个圈圈里既有骆驼又有山羊甚至小兔，主教育之政者如何交代？
困难多而大，于是如一切其他情况，理想与实际争吵，实际过硬，理想只好让步。也就仍是编课本，上课，教师和学生都面对着，以求这一味药能有变不通文为通文的奇效。事实自然是未见奇效，怎么办？曾设想用折中之法，是课本，教法，都历史长，来头大，不动，另编些课外读物，兼作为举例，以期学生能够在课外多读些，并以之为引线，如果有志甚至有兴趣，知道再读些什么。记得是80年代早期，我有这个想法，并接受这个任务，编三本文言的课外读物，名《文言文选读》。三本的分工是由浅入深，每一本都是由古到今，共排列一百八十个题目，收文长长短短共三百篇。选文求方面广，质量好，可读；注解详，以求自学无困难；重点是在“解说”中评介古籍，以期读了能够进一步找大量的书更广泛地读。又是理想不坏，可是由印数（第一本不少，可是与中学生的数量比，还是微乎其微，第二、三本就更差）上看，真买了照方服用的却很少。以常情推之，编了文言的，也应该编现代语的，这时间虽短，可是反而难，原因之一是作品多，之二是还要包括外国的。因为难，也就没编出来。这关系不大，因为如文言的，开了处方，也必是很少有人照方服用。
《流年碎影》 语文教育（2）
那就转回来，说说学校都在用的语文课本。我参加编辑工作，断断续续不少年，几乎都是“等因奉此”，分配什么做什么，不表示意见。不是没有意见，有而不表示，是因为：一、确信必无用；二、比如选用某某有高位的人的作品，我说并不佳，还会有大祸临头的危险，所以总是奉行多年的明哲保身之道，多说不如少说，少说不如不说。现在是情况有变，就无妨补说几句。先说一个争论多年、至今仍旧拿不定主意的大问题，是学不学文言。对于这个问题，1984年我写一篇《关于学文言》，字数超过万言书，谈了问题的许多方面。现在可以化简，但仍不能丁是丁，卯是卯。先说个常理，是学语言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难，关键在于方法，具体说是用多重复之法求熟就不难。那么，假定方法对头，不难学通，学还是不学好呢？我认为还是学好，因为有通旧事、欣赏等大用。可是多年以来，学校的实况是不得法，因而就枉费了大量的人的大量的精力和时间。那么，干脆就不再设这样的课好不好？不能不想到另一个顾虑，是下一代，连学会文言的机会也没有了。所以左思右想，还是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且行好事，不问前程。再说一个也是翻来覆去说个没完的问题，是选材和讲授，应该不应该政治第一。没有人敢直说不应该政治第一。所以只能绕个弯，说应该政治性与艺术性并重，或胆再大些，说语文是工具课，首先应该让学生学会运用语言。但不管怎么说，几十年来，单由选材方面也可以看出来，仍一贯是政治第一。以文言为例，入选的诗文，绝大部分与阶级斗争能够拉上关系。万一不容易，就用曲解之法，如《诗经·伐檀》的“不素餐兮”，解为非肉不饱通不过，就说是反语，意思是：“说是不白吃饭，实际是白吃饭。”这样一来，诗文入选的所凭，事实上就不再是艺术性，课文质量的下降也就可想而知。想提高吗？有些篇就要清除出去，这有些篇之中，当然有出于高位之手的，谁敢说不好？不要说出于高位之手，就是出于高位之口，又有谁敢说个不字？怎见得？举一事为证，是1962年，中学语文编辑室编完《古代散文选》中册，选了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送呈某部审查。某部之长说应该增选《正气歌》，这是他只想到政治第一而没想到此歌不能算散文，可是谁去提醒呢？没有人敢去，于是“散文”之选就不得不收一首“五古”。再一个问题是语法应该占怎样一个地位。50年代前期，推想也是学习苏联吧，语文一分为二，成为文学与汉语。汉语的重点是语法，这是想走近路，以明理代替多重复。试验虎头蛇尾，不久又合二为一，合久必分的路究竟如何，谁也不知道。但希望像是没有放弃，所以合二为一之后，里面塞入不塞入语法，如果塞入，量多少合适，就又成为问题。俟问题之解决如俟河之清，只好走想象中的最稳妥的路，容纳，只是一点点。50年代前期，为挣饭吃，我弄过一阵语法，但一直认为，它有学术价值，值得研究，但是想借有关它的知识之助写通文章，就必不能如愿。阑入教学范围，还会引来恶果，是教师以此为法宝管制学生，或辨词性，或析句，弄得学生晕头转向，就更没有时间和精力读写。最后，由编课本下行到教师的教课本，推想也是50年代初的学习苏联，有所谓几段教学法，在一篇课文之上翻过来滚过去，胶柱鼓瑟，以致总是喊分量过重，应该减轻负担。我的想法，像课本上那些文章，绝大部分让学生自己看看就可以了，用不着教师多费唇舌。写教案，分析，讲解，出题，解答，都是浪费；而浪费的时间和精力，是大可以用在有成效的地方的，那是多读和多写。
近于牢骚的空论说得太多了。行孔老夫子之道，应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而一反躬自问，就不免悲从中来，是如我在某处所说，回顾，学语文，教语文，编语文，用语文，几乎一生没离开语文，检查成效呢，先己，“欲立”，“欲达”，像是离所希望还很远，后人，“而立人”，“而达人”，就更是十万八千里。想到这些，忽而冒出京剧的唱词一句，曰“一事无成两鬓斑”，也就只好“安之若命”了。
《流年碎影》 劳我以生（1）
《庄子·大宗师》：“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记得六十年前最初读《庄子》，就喜欢这几句话，以为总括得好，南柯一梦，贫贱荣华，喜怒哀乐，千头万绪，取其大同，不过凭机遇而有生，生之后，死之前，奔波劳碌，并不知为何要奔波劳碌而已。话说得好，还可以发微。人生是一，分而为四，两端的一和四没有什么可说的，盖赋与形体是天命范围内的事，天命，除了畏之以外，我们不能把它怎么样；死呢，既来之，能息不能息，死者本人总是不能插嘴了。剩下中间两个，二和三。三的“佚我以老”，几年以前我还真想过，并写了一篇《无题》（收入《负暄续话》），说是这想法也不能普遍适用，比如说，泛论，就会有的人如此，有的人不如此，特指，大致是就身说常常如此，就心说常常不如此。四减去三个，只剩下一个“劳我以生”，至少是在一般小民的眼里，可以称为普遍真理了吧。因为普遍，用作文题，单说在我回忆的“碎影”中，就像是戴在哪一篇头上都可以。不过如人之有赵大、钱二、孙三、李四，总不当都称为赵大，所以量体裁衣，还是决定划归这一篇专用；其他篇，内容也可称为劳我以生，甚至更宜于称为劳我以生，也就只好戴另外一顶了。
劳我以生，生用世俗义，指生活，或精简，指活。是因为想活，才不得不劳。这说的是常态，我是常人，就安于常态。推想还不至有人瞧不起，因为如果发瞧不起的高论，就必须在发之前，拿出自己偏偏不想活的铁证。还可以顺着常态，加细说下去，是活有内涵多端，古人举其大者，曰饮食男女。饮食和男女有复杂而错综的关系，比如说，由饮食开篇，可以说，一定要食后不饥，饮后不渴，才能顾及男女。可是男女之后，男女双方都活着，而且不免要生小的或男或女，就又不能不回到饮食。以上这些看似空话，却有不小的功用，是可以证明我之劳，轻说是不得已也，重说是理所当然。且说50年代初，我由面对学生变为面对书稿，生活的负担情况是，家门之内，上有岳母，六十多岁，妻，年甫逾不惑，女四，长念初中，幼刚入小学，家门之外有母亲，年过古稀，七名，清一色的女性，成年的没有职业，未成年的没有工作能力，而也是都想活，也就要我一个人供应饮食。一个人的有限收入支持八个人活，几岁的儿童也知道必办不到。但想活却不能打折扣，因而办不到也得办。怎么办？显然，唯一的路是我多劳，一个人做两三个人的工作。这情况就成为话归本题，劳我以生。
上面已经表明，这劳的情况并不是自50年代始，但一只脚不能踩两只船，这里就只说50年代初走入出版社这一段。到出版社工作，坐在办公桌前，面对书稿，优点很多。最大的一个是可以不再面对群众，其次还有，不像上课、改文那样实砍、紧张，有事有病请假，用不着补课，等等。但有个大缺点，是坐班，比如上午八点上，下午五点下，加上来往路上奔波，几乎是，除了星期日以外，所有整天的时间都不能灵活运用，或说干自己的。不幸的是，要八口之家能活，必须有些时间干自己的，挣些工资以外的钱。就是说，不得不劳上加劳；具体说是下班之后要上另一种折跟头打把式的班，必更累。
日出日入之间在班上，兼课的路不通了。多写稿多卖稿，这条路基本上堵死了，因为鼎革之后，报刊的百花或百草争荣现象没有了，变为车同轨、书同文字，我既无渊源，又无能力。可怜的是，除了白纸上写黑字，卖与恰有此需要的什么人或什么单位以外，我一无所能。形势是只能靠也就必须找这样的门路。幸而还认识一些也惯于率尔操觚的，物以类聚，居然就找到一些写成黑字可以换来些微钞票的机会。计有三宗，都非性之所好，但饥不择食，也就不能不有如演戏，明知是戏，还要尽全力去唱，去念，去做。记得一宗是为某种课文作注解，另一宗是选编旧小说的读本，谁组织的，都有什么人参加，主顾是什么单位，都恍恍惚惚了。总之是费的时间和精力（包括路上跑）不少，所求只是换一些柴米油盐，而自知必没有传世价值。
以上两宗都是短工性质，照计划做，做完交工，结束。还有一宗不然，是照设想，可以绵延下去，而且，如果顺利，还会或大或小地发展。这是什么？因为还有意外的下文，这里就不得不有话即长。还是40年代初，我以写些杂文出卖的因缘，认识其时编《中国公论》的张域宁和马秋英。谈得来，交往渐多，成为可以称为相知的朋友。张有创业的兴趣和魄力；马是张的忠实助手，还忙里偷闲写小说。对我都很厚，知道我穷困，总是想些办法关照我。1945年迎来抗战胜利，他们到天津（张是天津人），创办了《新生晚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