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我穷困，总是想些办法关照我。1945年迎来抗战胜利，他们到天津（张是天津人），创办了《新生晚报》。可以算作互相利用，他们为我开辟了每周刊一次的专栏，先是名《周末闲谈》，以后改为《一夕话》。我有胡思乱想和乱说乱道的习惯，小报，地盘有限，写来不费力，而积少成多，变为稿酬，也就可以补贴一些日用。总有两年以上或三年吧，政局又大变，报纸不能办了，他们又不得不改行，外考虑环境，内考虑能力，决定并实行，在北京，与人合伙，开个大众书店；并作为书店事业的一部分，在天津办个《语文教学》月刊。对于语文，对于语文界的人士，他们生疏，又是互相利用，他们希望我多出主意，并在约稿、审稿方面给予帮助。月刊聘有几位编委，推想我是既有名又多有实的。我也就一如他们过去的编《中国公论》和《新生晚报》，凡是我能做的，就都担起来，劳而不怨。记得还应他们之约，去了几次天津。繁重的工作是在北京，主要是约稿，要各处跑；稿到手，有些要动笔；稿刊出，有些人还要登门送稿酬。总之，为他们这本《语文教学》，我费的时间和精力简直难以数计。而所得呢，不过是（写文换酬不计）编辑费每月三十元而已。但我不能辞其劳，因为：一、对于友人，能尽力总是以不推卸为是；二、如果没有这项收入，也许孩子上学，中午带的一块小米面丝糕都无着落，所以纵使疲于奔命，也就只好忍了。
上班之外的劳，还有个不疲于奔命的，是参与编《现代佛学》月刊。这件事也是说来话长。解放以后，北京成为政治中心，许多旧时代的名流陆续到北京来，其中有些是亲近佛教的，人总是难于放弃其所好，于是在信教自由的大帽子之下，就想到振兴佛教。如何振兴？容易想到的，也是容易做的，是印个定期出版的本本，让有兴致信受的人在上面吆喝几句。学新风，先要开会。记得第一次是在东单新开路陈铭枢家里，我因为编过《世间解》，周叔迦先生约我参加了。以后经过商讨、筹备，不很久，《现代佛学》月刊就问世了。编委不少，既有名又有实的，主编巨赞法师之外，我也辅助做些工作。其间巨赞法师曾南行，我就代主编。没有占用过多的时间，却有获得。其一是见到一些名流，如叶恭绰、李济深、唐生智、吴贻芳等。其二是也可以小有收入，即除了写稿得稿酬以外，每月还送编辑费二十元。二十，数目甚微，但在三反五反中挨整停发工资（详情以后谈）的时候，就力大可以救命。也就因为可以救命，这一项业余工作，我说不准算犯法不算犯法，内心一直忐忑不安，而终于藏在心里，未自我举报，直到1954年，中国佛教协会正式成立，月刊由协会接办，编委会解散为止。总之，现在回想，仍是伤哉贫也。
《流年碎影》 劳我以生（2）
语云，越渴越吃盐，就在这时期，我还经历了两次丧事。一次是1951年的5月29日，我到出版社不到四个月，我一生最亲近的通县师范同班同学梁政平因肺结核病死了。这位同学，我前面写过，比我小两岁，为人柔弱，加上内向，郁闷而少表现，小家庭一妻一女，虽比我负担轻却收入更少，穷困，还经历过失恋之痛，多因结一果，就成为日渐沉重之症。由20年代后期相识，我们一直亲如手足，他关心我胜过关心他自己，记得最后一面，我到东直门内去看他，他不提他自己的病，只是说：“你住在后海边，要常去水边转转，好身体比什么都重要。”他知道我身不由己，也许还担心传染，让我快些走，我们就这样永别了。重病的时候，他女儿来借过几次钱，我当然要尽力，实际只能是家里人再少吃几口，让给他。现在是他走了，其时还通行入棺土葬，我只得第一次向单位开口，借工资，给他买了贱价的棺木，算作送行。他是第二天清晨被送回昌平县马池口村茔地入土的，要经过鼓楼西大街我住房的后身，新社会，学习一个连一个，我自顾不暇，晨起，只能面对北墙，心里说一声：“平弟，安息吧！”
另一次是1952年的1月1日，父亲在故乡病故。1947年夏日土改，全家逃来北京，住将及两年，于1949年春回去，前面已经谈过。回去，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状态，当然都非复昔日。但人同样是善于适应的动物，比如家徒四壁，看惯了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善。总之，就我的所闻和所见下断语，父母、嫂、侄等回去，共炊共食变为分炊分食，日子像是过得也不坏。是1951年12月下旬吧，家乡来人，说父亲病了，自己说恐怕熬不过去，让我回去。我问什么病，说只是不想吃东西。我推想，既不是急病，延迟几天必关系不大。其实推迟回去，是想：一、安排一下手头的杂事；二、回去可能要办大事，那就不能袋内空空，自己没有，只好乞诸其邻，绕道天津，找张、马二君。说时迟，那时快，到由天津乘长途汽车奔向家乡的时候，已经是1952年1月1日的侵晨四点多。路不佳，车慢，到村边下车已经是七点多。未入村就遇见村里人，告诉我：“来晚了，五点多就咽气了。”入家门，看父亲的遗体已经放在北房东屋的木板上。母亲坐在西屋，面容冷静，并且说：“死了也好，省得我老是担着心。我一个眼泪也没掉。”问有没有遗言，母亲说：“总盼着你来，说有话跟你说，问他有什么话，他不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总难免有遗憾，带着到地下也就罢了。接着是商酌如何葬死者，通知近亲友，买木料做棺材，等等，除多处花钱以外，还要从旧俗，着孝服，见亲长等就下跪。忙乱了三五天，死者入土了，还有大问题，是如何养生者。幸而还有农村的可取的旧，生活质朴，晚辈服其劳而心情安然愉快，母亲还愿意住在故居，我经常往家里带些钱，能够换些柴米就可以了。父亲为人直率刚正，只是有大缺点，嗜赌博如命，自知多伤财而不能改。母亲生活整饬，安静寡言，对人厚，能忍让，几乎全身都是优点。她舍不得故居，我只好争取多回去看她。这样延续了几年，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来了，在家乡不再有饭吃，她才忍痛离开家，到我这里住。但她没有忘记那个家，幻想有那么一天还能回去。可惜她年事已高，健康情况日下，终于在北京的后海北岸，带着离乡背井的遗恨，于1963年春离开人世。
《流年碎影》 既往咎之
《论语》有“既往不咎”的话，那是古道，或圣道，今道则不然。我改旧语为题，是想说说鼎革之后，一再清查旧经历的情况。我生于1909年，到1949年走入社会主义，在所谓旧时代整整过了四十年，其间还有八年之久的异族（挂傀儡政权的牌子）统治。泛论，人由呱呱坠地到盖棺（今日火化），人人都有一本经历的账，所不同者，一、如刘、项争宝座，事多兼大，本本厚，乡里小儿女或锅台转，或地头蹲，本本薄；二、其中所记之事，价值、影响等有大异或小异，如是而已。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影响，问题不简单。这里想说个更复杂的，是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价值。说复杂，是因为所谓价值，貌似有定，而实际则难定。何以故？是因为有关价值的判断，浅说，是人头脑里想的，或兼说出来的，而所想和所说，就不能不受时、地、位以及传统和时风等等的影响。还可以深说，是价值判断都离不开标准（纵使判断的本人并未觉得），而标准的对错，其分辨就还要有更深一层的标准。这条路不容易走，只好躲开，举个简单的例以明之。是很多人念过的李密《陈情表》，一唱三叹，总不会不同情李密吧？可是转为站到司马氏那一边，看法还会是这样吗？
他人瓦上霜，难扫；自己门前雪呢，像是也不好办，因为也躲不开标准和站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仍是问题过于复杂，只好说说有关的杂想，而不求一言定案。一种想法，评旧，就置身于旧，看看自己的所想和所行，广则朝野，狭则街头巷尾，多数人，或绝大多数人，是不是认为完美无缺，至少是大致可以通过。用这个尺度，只要自己的言行没有违（旧）法，败（旧）德，大致通过是容易的。但评论，标准也可能不这样平庸，就是说，会插进来“理想”，即要求不仅仅是不违法，不败德。姑且算作举例，一种常见而有力的理想是隐士思想，魏阙是不干净的，活动于其中的权臣甚至奸佞是可厌恶的，没有避到山林，不违法没有问题，德呢，估计大量的巢父、许由之外的人也会认为无伤也，可是关键是有此思想的自己，没有远遁山林，想到羞与为伍而竟与为伍，心能够安然吗？但不安然又能怎样？理想的去处还有伯夷、叔齐的，“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可是古语还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薇也是周天子的，怎么办？伯夷、叔齐的办法是连薇也不吃，高则高矣，也就因为过高，一般人就苦于做不到，像是也不该要求人人都这样做。其结果就必致引来理想与实际的不能协调，表现为心情，是有时像是可以安然，有时又不能安然。更值得伤痛的是实际的性质会变，力量会扩张，使杂想、理想等等都归于破灭。
这是说，新的形势会带来新的评定是非的标准。而这是非的标准乃来于评定功过的标准，是凡站在自己方面的都有功，是；凡站在非自己方面的都有过，非。而功过和是非的判定则采用蔡邕《独断》的精神，并追溯到放马华山之阳以前，中原逐鹿之时。理论上，有关是非的问题可以思而辨之，事实不然，是一言定案以后，绝大多数人信为当然，少数人内心如何不可见，也口说为当然。其结果就成为，在对功过、是非、荣辱、赏罚等的看法方面也形成大一统。然后是在此大一统的笼罩之下，咎既往，清查各个人的经历。看法已定，重履旧时的经历，就必致面对，轻，荣辱问题，重，是否算犯罪的问题，总之是难过的一关，而必须过。
是我到出版社之后不到半年，来了一次非大张旗鼓的运动，名为学习。听动员报告，说是“临时学习”。也许嫌意义太泛吧，不知是否出于文件所定，又名“忠诚老实学习”。这后一个名称意义明确，是，由公方面说，清查历史，由私方面说，交代历史。其实在此之前，我已经写过自传，当然不敢隐瞒，自己认为也没有什么值得隐瞒的。但学习来了，当然要参加，也就只好再写，并且加细。估计要调查，对证，幸而值得上桌面的只是40年代前半一段，时间近，证人多在，推想不久就调查清楚了。只留下一个小疑问，是住过日本宪兵队六周，以及放出之后，是否有告密或诬陷的行为。这难于调查，也难于证明。记得曾让我写个补充材料，证明我没有做这样的丧良心事。用品格担保的话用不着说，因为，如果还相信品格，就不用调查了。幸而还记得，我住宪兵队时期像是已经是捕人的强弩之末，是我入内以及放出之后，我认识的人就不再有被捕的。我写了这样的情况，交上去，以后就没有再问我。大概有三个月，这次的小运动结束，并由蒋仲仁先生（代表党）和宋云彬先生（代表编辑室）通知我审查的结论，是，确是因为生活困难，在沦陷的末期挂名领过钱，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