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耍什么无赖了，碰你了还是骂你了……”
“你还想碰我啊，碰碰看哪，你敢！”
“谁他妈的想碰你了，你在想好事吧。”
我们的吵嚷招来了一些围观的旅客，一会儿又从行李检查处跑来了两个穿着铁路制服的小伙子。“干什么干什么，”其中一个小伙子凶巴巴地对我喊道，“你们想干什么。”
本来我这人一贯温和，从来不爱惹事，可这时因为喝过酒的缘故，更主要的是有赵宝康在身边（他长着那么一副模样，估计打起架来肯定是把好手），也变得勇猛了起来。“我们不想干什么。”我强硬地回答道。
“不想干什么就走开。”那个小伙子做势想要推我。
“你别动手。”我指着那个小伙子。
“动手又怎么样。”他站到我的面前。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就在这时，赵宝康忽然满脸堆笑，插身到我和那个小伙子之间，还一个劲儿地冲那个小伙子点头哈腰，简直就像个舞台上的小丑，或是老电影里的汉奸。他又从口袋里掏出烟来，抽出一支硬要塞给人家。“误会了误会了，完全是误会了。一点小事……我们马上走，马上走。”
接着他不容分说，拉着我就走开了。我们来到二楼餐厅，在一张空桌子旁坐下了，要了点小吃。“你这人也真是的，”他倒教训开了我，“火气那么大，跟他们这种人有什么好计较的。”我没有理他。这家伙也太让我失望了。虽说本来也没对他抱什么希望，可既然他长了那么一颗奇形怪状的脑袋，那么一副土匪一般的模样，可结果却连打个架的胆量也没有，真是个地道的废物。
吃完小吃，我买了单，赵宝康悠闲自得地抽起烟来，好像已经把刚才的事情全忘了。“时间还早啊，”他说，“咱俩到外边找个旅馆，开间房睡几个小时怎么样？”
“开房间不要钱啊，”我没好气地冲他，“我身上没钱了，你有钱吗？”
“瞧你说的，我哪儿有钱啊。”
“没钱开个屁房间，你就老实在这儿歇着吧，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我走后，赵宝康把我给他买的火车票退了，钱自然归了他，接着他就回张超家睡觉去了。
1991年，张超去了深圳办公司。起初赵宝康没有跟着去，留下来继续混，那时我们已经见不到他了，而且我们也都不想见到他，生怕一个不留神被他粘上了甩不掉。有关赵宝康那段时间的生活，我们偶然从一个在某文学杂志社里当编辑的朋友那儿听说了一些。
赵宝康不知道怎么认识了社会上的几个文学青年（其中一个文学青年恰好也认识我们的那个编辑朋友），那几个文学青年正巧那时准备自费办一份诗刊。办诗刊是有很多具体工作要干的，比如向本地和外地的一些文学青年约稿，稿子来了还要整理，校对，接着要联系印刷厂，大印刷厂还不行，人家一是要单位介绍信，二是不接这种小生意，结果就要跟乡镇办的小印刷厂联系。所有这些琐事，那几个文学青年谁都嫌麻烦，不太愿意干，赵宝康知道后，马上自告奋勇地揽下了这个活儿。那几个文学青年每人出了一笔钱交给赵宝康，作为编诗刊的经费。赵宝康嘛，自然也就没太客气，挤出了一部分钱做自己的糊口之资，这样就够他过上一阵子了，剩下的钱他联系了一家最便宜的小印刷厂，并且把原定印的几千册，擅自压缩成了几百册。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向本地的文学青年约稿，认识了一个患癫痫病的文学女青年，他看上了她，向她展开了凶猛的爱情攻势。那个文学女青年呢，一来自身的条件也不是太好，二来看赵宝康疯疯癫癫的，也有点天才的味道（谁都知道，天才都有点疯疯癫癫的），就半推半就地和赵宝康有了点恋爱的意思。这下不得了，在爱情的驱使下，赵宝康竟然也开始写起诗来了！他每天都要写无数的爱情诗给那个文学女青年，还在喝醉酒以后，不分白天黑夜地去纠缠她。结果没用多长时间，就把那个文学女青年的癫痫病折腾发了好几次。她的父母大怒，一方面把女儿送去了住院（住哪家医院是保密的，以防赵宝康找来），另一方面威胁赵宝康，他要是再敢和他们的女儿来往的话，非把他的狗腿打断不可。就这样，一段美好的爱情无疾而终了。
诗刊印出来了，那几个文学青年一看之下，差点给气疯了。里边有一大半是赵宝康自己的诗（几乎都是爱情诗，并且都是题献给亲爱的某某的），有一小半是那个患癫痫病的文学女青年的诗，只是在最后两页上，才有那几个出钱的文学青年以及三两个别的什么人的诗。况且，赵宝康的诗，那能叫诗吗？只是把一堆胡言乱语，按一句话一行或半句话一行，竖着排列了下来。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
你
我
爱你
我
爱
你
他们去找赵宝康，可赵宝康早已不见了踪影。
后来，赵宝康大概是实在混不下去了，又跑到深圳去找张超。以后，有关赵宝康的消息，我们都是在张超偶尔回来省亲的时候，从他嘴里听说的。这时候张超的公司已经越办越红火了，养赵宝康这么一个闲人也不在话下。赵宝康依旧像从前一样，什么事也不干，成天喝酒，东游西逛。但是让张超越来越不能容忍的是，身为公司老板的他，竟然常常被赵宝康搞得颜面尽失，下不了台。赵宝康喝多了酒，当着张超手下员工的面，在张超的办公室里又是脱袜子又是打赤膊。还对公司员工说：“你们别给张超那么卖命地干，他是在剥削你们哪。”有时候他喝得醉醺醺的，在公司里乱转，到处找人陪他说话，叫人没法工作。张超气极了，曾给他路费让他立刻走。赵宝康接过张超给他的钱，从里边抽出一张十块的，说：“这不他妈的就是钱嘛，有什么了不起的。”说着他拿出打火机把这张钱点燃，然后又叼起一支烟，用这张点燃的钱去点烟。
张超结婚的时候（他在深圳又谈了一个女朋友），赵宝康在婚礼酒席上又喝醉了，他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说：“你们都有家了，你们都有家了，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没人管我了，没人管我了啊……”哭得大家面面相觑，这时，一个张超在部队里当兵时最要好的战友（他叫丁大伟，专程从北京赶到深圳来参加张超婚礼的），实在看不下去了，抬手就扇了赵宝康一耳光。这丁大伟天生神力，在部队当的又是侦察兵，擒拿格斗样样会，这一耳光下去，就把赵宝康的一只耳朵给扇聋了。
参加完张超的婚礼，丁大伟要走了，他对张超说，赵宝康的耳朵被我扇聋了，也算是残废了，他在这里也是个累赘，你让我把他带走吧，以后我来负责这小子的生活。张超当然求之不得。这样，赵宝康就跟着丁大伟去了北京。
丁大伟在北京也办了家公司，赵宝康就住在公司里，照样不干任何事，丁大伟也不要求他干任何事。丁大伟给他的待遇是，有饭吃，有酒喝，别的就没有了。平时，丁大伟对赵宝康是好便骂，不好便打。比如说，喝醉了要打，胡说八道要打，上班进办公室要打，不讲卫生要打，对公司女员工贼眉鼠眼要打，到处乱跑要打。哪怕什么事也没有，仅仅因为丁大伟心情不好了，也要打赵宝康一顿。总之，丁大伟是隔三差五地就要打赵宝康。可怜赵宝康一个堂堂五尺男儿，成了丁大伟的一个肉沙包。赵宝康实在受不了了，逃跑过一次，可因为身上没钱，跑不了多远，被丁大伟手下的人在通县逮到了，嗬，那顿好打，三天没起来床。又让赵宝康立下毒誓，再不跑了，如果再跑，被逮回来的话，就要对他不客气了（天哪，什么时候对他客气过啊）。那以后赵宝康再没有跑过了，渐渐地他似乎也适应了这种有吃有喝有人打的生活，日子过得也有些怡然自得了。白天，他一个人到街上或是公园里去逛逛，到了吃饭的时候就自动回来了，如果看到饭桌上没酒，他就去找丁大伟要几块钱，买一瓶最便宜的白酒来（找头是要如实还给丁大伟的），自己喝。晚上是不准离开公司的，他在公司值班人员的房间里看看电视，然后就钻进楼梯拐角自己那间没窗户的小屋里睡觉去了。要是丁大伟叫他到办公室去，他就知道要挨打了，也没什么可啰嗦的，一副可怜相，乖乖地去让丁大伟打。丁大伟也嗜酒（所以他才大度地允许赵宝康喝酒，在这一点上他还是理解赵宝康的），顿顿要喝，如果他喝醉了——这种时候虽然不多，那赵宝康可就倒霉了，非被打得鼻青脸肿不可。
丁大伟在给张超的信中说，他现在对赵宝康已经完全习惯了，甚至还挺依赖他呢，如果隔上一阵子不打他一顿，浑身都有点不太舒服。我们分析，丁大伟这人大概天生就有很强的暴力倾向，正好碰上了赵宝康这么一个天生欠揍的，两人虽不能说是一拍即合，但也成了一对挺不错的搭档。
再往后，我们就没有听到什么赵宝康的消息了，逐渐地也就把他忘记了。
好些年过去了。去年秋天，我应北京的一个导演之邀，去北京写一部有关都市白领的电视连续剧。我住在什刹海旁边的一座旧王府改成的招待所里。剧本要得很急，我整天呆在招待所里拼命写，尽管是第一次来北京，可也抽不出时间到处玩玩。
一天临近黄昏，我写得实在是昏头涨脑了，就出了招待所，到外面去转转。我沿着什刹海边上的小路信步朝前逛着。天已经开始凉了，地下落满了红黄的枯树叶。一个老头坐在水边低矮的水泥栏杆上，面前是个小摊子，他用地道的老北京话吆喝着：“瓜子儿花生核桃仁儿。”声音起伏悠扬，透露着股空旷劲儿。
小路上人不多，远处拱桥上车来人往，倒是挺热闹。偶尔一辆脚踏黄包车从我身边经过，车夫一身旧式打扮，黄色对襟衫，扎着裤角的黑色灯笼裤，脚穿老头鞋，头上还有一顶瓜皮帽（这是一种旅游项目，让游客坐在这样的黄包车上，体验一下旧时北京的风情）。坐车人二郎腿翘得多高，大约感觉自己是个老爷了。前方路边一块空地上，有石桌石凳，几个老头老太围坐在石桌边打麻将，一旁还站着个中年汉子在看。我走到近前，猛然觉得那中年汉子挺眼熟，再一看那颗没长好的山芋脑袋，一下子想起来了，赵宝康。他依旧理着光头，人倒并不显老，只是长胖了，眼睛更小了，脸上皮肉松弛，呈一种不健康的酱红色，一看就是个满脸晦气的家伙。他两手在胸前捧着个大玻璃杯，里面泡着半杯茶叶。听到脚步声，他朝我看了一眼，我们俩目光相接，我心里一惊。他神情木讷，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我不能肯定他认出了我，但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我并没有停住脚步，只是冷漠地冲他点了点头。他也机械地冲我点了点头。然后我就走过去了。
我越走越快，生怕他在后面喊住我，直到走出去老远，我才松了一口气，放慢了脚步。想想也有点滑稽，两人多年没见，偶然在异地他乡碰上了，却像是天天见面的老邻居一样，随随便便点个头就过去了。
春节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