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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不是评判，不应该等同于某一种结论。在我们眼里，文学历来只是人与人之间寻求理解与抚慰的一种特殊手段。因此，本文着重记述的是已经参加或者将要参加这一“世界大串连”的人们的生活轨迹和心路历程……
一
上海。晨曦微露，大街小巷还处于一夜好梦的袅袅余音里。位于乌鲁木齐中路、淮海路交界处的一幢西式花园楼房前却人头攒动，不一会儿排起一条长龙，争先恐后、熙熙攘攘的情状绝不亚于清晨小菜场里抢购海鲜或是时鲜菜蔬的热闹景致。所不同的是，人们在这里“抢购”的是一种特殊的、也是目前国内最热门的“商品”——赴美留学签证。
大院旗杆上的星条旗和院门上方的一块镶金的鹰之雕像，标志着这里是美利坚合众国驻沪领事馆。
上午八点，一位长着中国人面孔的男职员，出现在大门边。那神气却是美国式的，一番半是训斥、半是交代之后，他开始发牌儿了。这是“中为洋用”，为了对付争先恐后的签证申请者，美国人学来了我国大小商店里销售热门商品时常使用的一着——按先来后到发牌儿为序，无牌儿者，一律免排，明早再候。
先凭牌儿进了领事馆与美国官员面谈了的人，出来时不外乎两种面孔：一是眉头嘴角溢满了笑意，好似阳光下正融化的奶油蛋糕，这意味着面试及申请被通过了；一是耷头垂脑，满脸冰霜，仿佛刚刚被扒走了装有本月工资的钱包，这显然是因为哪一项手续不合格被刷了下来。外面的人们迅即围拢上去，五人一伙，十人一堆：
“你为什么没批？”
“你有啥条件够批？”
“领事先生找你怎么谈的？先问的啥？”
“洋鬼子用中文问，还是英文问？”……
宛如一个个小型的现场交流会。而且这交流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召开，风雨无阻。
它们还是“横向联合”，跨省市的。迤逦长龙里，除多数是上海人外，还有不少带南京、杭州、南昌、合肥口音的人。由于美国只在上海、广州等几个大城市设有领事馆，其他城市欲赴美国留学者，则必须仆仆风尘赶到距离最近的领事馆递交签证申请材料。队伍里，还有来自几千里外的北京、广州的申请者，他们的申请在当地已被领事馆驳回，“不到长城非好汉”，希冀“东方不亮西方亮”，便又抖擞精神来上海滩上再试运气……
北京。秀水东街，美国驻华使馆领事处。
1987年8月卫卫日上午十点多钟，我们到了这里。房外搭了一个棚，棚里正由保安人员检查申请签证者随身携带的各式提包，杜绝任何武器、凶器带进房内。接着，又得通过身上稍有任何一点金属件便会让蜂鸣器骤然响个不止的安全门。其检查之严密，不亚于首都机场。据说，这在两个月前是没有的。
棚外，还有上百人在烈日下等候。我们见一位年约三十七八的男子手里拿着三份用中、英文印制的已填好的表格，分别为“留学生调查表”、“非移民签证表”、“家庭情况调查表”。“非移民签证表”上有六项内容，其中有：是否判刑？是否受审？是否参加共产党组织？是否参加纳粹组织？我们愤愤然了，怎么好将那光辉的“囗’与那野蛮的“囗”并列？！他许是看出了我们的心思，淡然一笑道：“美国佬瞎掰，我们也瞎掰嘛，我是党员，我填的则是‘否’”。在“家庭调查表”上，我们看到他有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已有十五岁，正在北京念初三，小的是女儿，十一岁，却在黑龙江上小学。我们问道：“你一家人两地分居？”“我和老婆离婚了。她是北大荒当地人，1979年为了回北京我们办了假离婚。回城后我到处做龟孙子，腿都快跑折了，办了四年都没能把她给办来北京。1984年我们真离了……”他沉沉地叹了一口气，嘴里吐出的浓浓烟雾与他眼里的郁郁神色，在我们面前久久未散……
一个大热天也西装革履、二十七八岁的男青年从领事处出来，看那副迷醉劲，申请签证准通过了！人们一下涌过来。在他，此刻也有饶舌的需要，好像不如此，那像青岛啤酒泡沫一样咕噜咕噜成串冒着的喜悦压进肚里，非把他憋死了不可。他顾不得卸去“铠甲”，依然是位“奈温将军”，扯开嗓子道：
“一进门，一个中国人收去了申请材料，你就跟他走。先是问询处，有啥不清楚的你可再问问，有机玻璃的窗口，小得伸不进拳头。以前发生过哭闹事件，有死乞白赖一定要去美国的，丢尽了咱中国人的脸。窗口能伸进拳头那就麻烦了，别看美国人一个个人高马大，一样怕死，现在还在窗外加了铁栅栏，只让你低着个头往里瞅瞅……再过去，又是一排三个窗口，我急着和领事谈话，没细看，好像有几个人在那里办公务出国签证。今天是三个领事谈话，一人谈一个，短的十几分钟，长的超不过二十分钟。行，当场告诉你，不行，就要你bye—bye走人，这就是美国人的节奏！要是放在咱中国的衙门里，甭说放人漂洋过海这么个大事，就是一件芝麻小事，他抽根烟，喝口茶，再打一通官腔，就得二十分钟……三个领事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若把那高鼻子、蓝眼珠给换了，走在大街上，我保证没人拿他们当外国人。来之前，我打听了，他们三个都在北大留过学，可惜我不是北大毕业的，要不谈话气氛就会更亲热些。你们各位中有北大毕业的或是父母在北大当教师的，可要自报山门，有了校友的情分，没准他们能照顾照顾。我的经验是少说话，领事怎么问，你就怎么答，不要东扯葫芦西扯瓢，更不要作过多的解释，解释多了，领事反而生疑……”
等他终于感到必须卸去“铠甲”了，我们走过去问他：“你今天几点钟来的？”
“早上三点四十分到的，排第二号。第一号比我早五分钟到，可惜他未获批准，像是在美国的经济担保人不硬。一谈完，他就颓丧地走了，本来我还想为他出出点子的，都是中国人，出去挺不容易，得相互帮衬着点不是？”
魔鬼追逐过他。
几乎他一抓抓落地，父亲——一位已有三个孩子并在香港过着优裕生活的高级知识分子，一名不但为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献上了一百多套精选出来的唱片资料，同时也献上了自己的声誉和卓隆事业的著名音乐家，就被卷入了一个长达二十六年，牵扯数百人的特大冤案！几乎从他懂事起，他就从父亲咚咚的脚步声里踩出的焦灼、母亲温暖的微笑后藏匿的困惑中，感觉到了自己未来的天地有如家里的过道一般狭小，他只有在从钢琴到留声机的仅仅三米的空间里，驰骋起自己一颗海草般拂荡的童心。他分辨音色的本领让父母吃惊，只须指出一次“这是定音鼓”、“这是英国管”，他准会在第二次碰见它们的时候绽出小天使般的笑容……
这小小的空间也发发可危了。“文革”伊始，他不得不出入于信托商店：抵当、贱卖，家里一只只沉甸甸的箱子空下来，能卖的都卖了，最后只剩下一架莫瑞森牌钢琴和一个收音机。那年月，收音机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好似夏日蝉雨，害怕听它又不得不提着颤栗的心听。他的父亲只好决定卖那台陪伴了自己近二十年的世界名牌钢琴了。钢琴被抬走时，他觉得自己尚有几分绿意的童年也被劫走了，从此人生的大漠将如眼前的房间一样空空荡荡，充斥虎啸，流窜磷火，自己却无所依傍，无处遁身……钢琴送去旧货商店，标价五百元，放了三个月，就是无人问津，又抬了回来。他紧紧地抱着它，热泪涔涔，宛如抱着自己失而复得的生命。
就是一根钢筋，也有断裂的时候。三年，五年，十年……他父亲忍着、等着、盼着，音乐家做起了统计员，两者唯一的共同处是都得用一串阿拉伯数字。他极力端正着态度，1959年去农村劳动，被人用锄头打瞎了一只眼，滴血的稿纸上竟然还冒出一只小曲，摇摇摆摆飞起来，去歌颂纸糊起来的“大跃进”……终于在一个晚上断裂了。事前不见一点兆迹，没有生之留恋，也就没有死前之徘徊，273粒鲁米那几乎是一口气吞下去的，这是足以使几个人毙命的剂量。好在他姐姐及时发现了，又及时地送去了医院。他拉着母亲冰一般的手，跟在担架后面。一路上神色复杂的眼睛围追不舍：有同情，有悲悯，但更有轻蔑、快意、满足与不甚满足……他没有回头，一步步镇定地走着，似乎前方就是尽头——人的世界的尽头，到了那里，他将永远不再回来，哪怕是要化作几缕轻烟、一阵松风，他也要永远地活在一个音乐的世界里……
他登上江轮，再是火车，又是汽车。在罐头盒般的车体里压缩了十二个小时，他像是吐一口痰被吐在了一个名叫胡集的小站。一个沙着嗓子、黧黑、枯瘦的小妇人走上前来，领着他走过一片又一片了无生气、薯叶摇瑟的荒土岗。他难以置信这竟是先他而来的姐姐。进村后姐姐“嚓”地划着一根火柴，一朵颤抖的小火苗默默地告诉了他一切：裂着缝的泥墙，片片剥落的棚顶，遮着塑料布的窗户，得屈成个虾腰才进得来的矮门……不知怎地，那小火苗突然在他眼里变成了一个星星火炬。对了，那是在上海市少年宫，他和姐姐学跳芭蕾舞：纱裙、大蝴蝶结。清亮的眸子，宛如一枝带雨的梨花；腾挪的双腿，好似檐下剪春的紫燕；轻盈摆动的两臂，恰如湖风徐来时荷花那舒展的杏黄色花蕊……他几乎失声叫道：姐姐，姐姐，这才是我亲爱的姐姐啊！姐姐端上了一盘馍，这是房东大爷大妈特为他的到来而做的，掺着麸子和秕糠，粗糙得像是沙子捏成的，他咽不下。他注意到姐姐拿馍的右臂上露出的一道道伤疤。此时，他还不明白童年与自己耳鬓厮磨的姐姐，现在怎么能几乎毫无怨尤的接受这块土地的贫瘠与荒蛮，正像眼前她正默默地咽下那发黑的粗馍……
后来他回到上海，在工厂找到了工作。尽管天不亮他就要离家，因为去厂里有十里路的奔波；尽管上班八个小时他得像根木桩似地站在打浆池边，灰尘涌进鼻子，涌进耳朵，涌进每一个毛孔，下班时一个人就像是刚从灰堆里爬出来似的；可只要回到家，一洗完澡，他就要走去西墙下的钢琴边，发疯似地练着琴，五指犹如水浪般永不疲倦的波动着。眼神，形形色色的眼神：阴郁，痴醉，嫉愤，迷茫，憧憬……在琴键上雨点般抛撒着，弧光般跳跃着，舟筏般起伏着。这里有令人窘惊的发泄，也有一往情深的寄托，还有精卫填海似的追求。几年之内，他攻下了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古典大师众多的作品。从1968年到1978年，他报考文艺团体二十多次，总政、长影、南京部队、广州部队……几乎每一次，考官们都像是从千年墓穴里挖出了一颗还能绽蕾吐香的古莲子般兴奋。然而每一次，他那刚刚萌生几许毛茸茸绿意的希望，又被一阵暴雨给劈头盖脑地摧残了！
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