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
而乾嘉学派的治学方式对胡适来讲，是作为一种学术素养和知识背景而存在的。无疑，从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思路的确定到具体操作方式等方面，两者虽然产生演变的文化背景不同，但相互之间确实有着某种契合，就像胡适本人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中所讲的：
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的了解。他也帮助了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的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
这样，以《红楼梦》研究为个案，胡适在杜威哲学思想的观照下，将前人的考据学、考证学方法进行了系统完整的总结，将其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给予强调。
这套方法在今天看来也许很平常，但对刚开始起步、还处于草创期的古代小说研究来说，却是十分必要的，具有明显的指导意义，《红楼梦考证》一文实际上也就成为一种可资参照的研究样本，对后世的小说研究影响至深。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红学文献的深入挖掘
《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发表后，胡适仍继续关注着红学领域的新进展，走在红学研究的最前沿。
1927年，他为亚东图书馆提供底本，支持其刊行程乙本，并为新版《红楼梦》写序，即《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
总的来看，胡适的主要精力在红学新文献的开掘，这是其兴趣和优势所在，而且他也具备这个能力和条件。
胡适在这一时期所接到的诸多信函中，有不少是谈论《红楼梦》的，有的是熟人朋友，有的则是素不相识的普通读者。书信内容或谈自己阅读《红楼梦考证》后的感想，或向胡适提供新的资料和线索，特别是后者，对红学的持续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以胡适当时在学界的显赫地位与巨大影响，他实际上已成为连接红学乃至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枢纽核心性人物，各种重要的学术信息纷纷向他那里集中。这给他带来了好运气，使他得以获见许多重要的新材料。
新红学建立在丰富资料所构筑的文献基础上，此后它同样需要更为丰厚的文献资源进行补充和完善，以开掘新的生机和发展空间。红学研究的内在需要促使研究者们注意挖掘新的文献资源，就对中国现代学术整体发展的贡献而言，以《红楼梦》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研究形成现代学科后，对文献资源的内在需要大大拓展了文献搜集的范围，以前一些不为学界注意的边角余料也由此得到空前的重视，获得了学术研究的重要价值。这样，两者的相互推动就形成了红学研究中学术研究与文献发掘的良性互动关系。
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以甲戌本《红楼梦》为代表的红学新文献的不断出现固然给学界带来了巨大的惊喜，但细细想来，也并不让人感到特别意外。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新红学的巨大影响，没有红学研究对文献的内在需要，即使有新的文献资料出现，也不会在学界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戚序本当初的受冷落就证明了这一点。无疑，这些新文献资料的发现给新红学带来新的活力，推动了红学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繁难的问题，不少问题直到现在仍未能得到完满解决。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文中虽然利用二十多种文献资料为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以及版本情况勾勒出一个粗略的轮廓，但限于资料的缺乏，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
就在该文刊布不久，1922年4月，胡适见到了他渴望已久的《四松堂集》，巧合的是，他竟然在3天之内一下见到了两种版本：一个是自己购买的稿本，一个是蔡元培帮他借到的刻本。
在稿本中，胡适发现了两首当初撰写《红楼梦考证》时没有见到的诗作：它们都与曹雪芹直接相关，即敦诚的《赠曹芹圃》和《挽曹雪芹》，由此得知曹雪芹名号、生卒年、晚年境遇等更多的珍贵信息。
随后，胡适在《跋红楼梦考证》一文中披露了这些发现，认为新的发现提供了四条重要信息：
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
曹雪芹死时只有“四十年华”。……
曹雪芹的儿子先死了，雪芹感伤成病，不久也死了。……
曹雪芹死后，还有一个“飘零”的“新妇”。
《四松堂集》的发现使人们对曹雪芹的生平经历有了更多、更详细的了解。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甲戌本的发现（1）
其间，最有价值、影响最大的当数甲戌本《红楼梦》的发现，胡适在1927年8月11日与钱玄同的书信中称其为“近来一大喜事”。
说起来胡适购藏甲戌本的过程颇有些戏剧意味，如果不是那位卖书人有耐心，很可能就失之交臂了。
1927年5月，胡适结束了其在欧美的行程，回到上海。不久就接到一封来信，信件的内容如下：
兹启者：敝处有旧藏原抄脂砚斋批红楼，惟只存十六回，计四大本。因闻先生最喜红楼梦，为此函询，如合尊意，祈示知，当将原书送闻。手此。即请
适之先生道安
胡星垣拜启五月二十二日
看到这封信，胡适觉得其中所说的批点本可能没多大价值，而且自己收集的资料已经够多，所以也就没有当回事，连信都没有回。
有意思的是，那位胡星垣看上了这个买主，一心想把书卖给胡适。不久，他把书送到胡适和徐志摩合办的新月书店里。胡适一看，认为这是海内最早的《石头记》抄本，遂用重价把这套书买了下来。至于到底花了多少钱，胡适没有说，别人也无从知道，不过从其使用“重价”一词来看，想必不是一个小数目。
那位胡星垣为什么执意要将这套抄本卖给胡适？估计有两个因素：一是他可能看过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深知该抄本的重要价值，将书转让给胡适，也算是对红学研究的一种支持。一是他知道胡适会喜爱这个抄本，而且也出得起钱。可以想象，如果胡适没有红学研究经历，在社会上没有较大影响的话，胡星垣也就不会把书卖给他。
后来胡适在回忆这件事时，还觉得有些“后怕”。他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中作了这样的假设：
如果报纸上没有登出胡适之的朋友们开书店的消息，如果他没有先送书给我看，我可能就不回他的信，或者回信说我对一切“重评”的《石头记》不感兴趣，于是这部世界最古的《红楼梦》写本就永远不会到我手里，很可能就永远被埋没了。
虽然很有戏剧性，但确实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在20世纪红学史上，像这样的事情还有不少。
有的研究者据此觉得胡星垣的行为反常，动机有问题，进而怀疑这是一个骗局，即有人伪造了一种《红楼梦》的抄本来欺骗胡适。比如欧阳健在《红楼新辨》、《红学辨伪论》等书中怀疑这种巧合色彩较浓的奇遇有假，并提出程本早于脂本、脂本为赝品的观点。但这一说法缺少足够的证据，难以成立。
甲戌本虽然只残存区区十六回，但它的发现无疑是红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毫不夸张地说，红学研究史从此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正如胡适后来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一文中所总结的：
我们现在回头检看这四十年来我们用新眼光、新方法，搜集史料来做“《红楼梦》的新研究”的总成绩，我不能不承认这个脂砚斋甲戌本《石头记》是近四十年内“新红学”的一件划时代的新发现。
甲戌本《红楼梦》的发现对胡适、俞平伯等人无疑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它带来了前所未见的丰富信息，如大量的异文、脂砚斋等人的批注等，修正了胡适、俞平伯等人先前的一些推测，比如对戚本抄录年代的怀疑、将戚本透露的后几十回情节当作《红楼梦》的一种续书、将曹雪芹卒年定为甲申年等，更为重要的是，它证实了胡适等人先前提出的一些重要红学观点，为其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版本依据，对此胡适有着十分清楚的认识。他在1927年8月11日《与钱玄同书》中这样说道：
许多可贵的材料，可以证明我和平伯、颉刚的主张。
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红楼梦》的自传说。虽然胡适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中将曹雪芹的家世与《红楼梦》里的故事情节进行比照，但只对上很小一部分，以致于面对蔡元培的诘问，无法为自己辩护，只好避而不谈。这样，甲戌本中大量与曹雪芹关系密切的批语，特别是感同身受，如说家史，如俞平伯《脂砚斋评〈石头记〉残本跋》一文中所概括的“抚今追昔，若不胜情”的那些，就为胡适的自传说提供了更多更具说服力的依据。
对此，胡适自然感到很高兴，他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写道：
此等处皆可助证《红楼梦》为记述曹家事实之书，可以摧破不少的怀疑。……
《红楼梦》是写曹家的事，这一点现在得了许多新证据，更是颠扑不破的了。
一是秦可卿的自杀说。俞平伯曾在《红楼梦辨》一书中设立专章讨论这一问题，根据不同文本间的文字差异细究，认为秦氏之死“最为隐曲，最可疑惑，须得细细解析一下方才明白”，经和顾颉刚反复讨论，认为“秦可卿底结局是自缢而死，却断断乎无可怀疑了”。他的这一推测也同样为甲戌本的批语所证实。其他如曹雪芹的家世生平、《红楼梦》的作品原貌、创作修改过程、《红楼梦》现存各版本间的关系等问题也因甲戌本的出现而变得充实丰满，并逐渐明朗起来。
甲戌本的发现使《红楼梦》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也促使研究者开始密切关注《红楼梦》的版本问题，这正如胡适在《影印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缘起》一文中所云：
自从《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发表之后，研究《红楼梦》的人才知道搜求《红楼梦》旧抄本的重要。
得到甲戌本后，胡适曾让俞平伯为其题跋，以作纪念。俞平伯在跋语中，称甲戌本为“《石头记》之第一本”，但同时也表示：“此书之价值亦有可商榷者，其非脂评原本乃由后人过录。”最后，俞平伯还特别说明：“以适之先生命为跋语，爰志所见之一二焉，析疑辨惑，以俟后之观者。”
从俞平伯的《秋荔亭日记》来看，1930年到1931年间，他曾借阅过该书。其间还将其转借给浦江清。如其1931年1月3日的日记云：
江清假脂本《红楼梦》去。
从这一年的3月26日起，俞平伯开始将甲戌本中的批语过录到自己所藏的《红楼梦》上。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是晚始节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