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晚始节抄脂砚斋评在我的《红楼梦》上（第一卷毕）。
俞平伯抄写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据其3月28日的日记，这一天他已抄写完毕：
抄《石头记》凡三卷毕。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甲戌本的发现（2）
另据魏绍昌《谈亚东本》一文介绍：
承汪原放见告，胡适曾要罗尔纲（罗尔纲早年在北大求学时代，寄住在北京胡宅，做过胡适的秘书工作）手抄过一部《石头记》残稿本，用毛边纸墨笔书写，批注用硃笔过录，外装一纸匣，封面题笺由胡适自书《石头记》三字。后来胡适存放在亚东图书馆，已在文革运动中抄失。此抄本根据的究竟是什么版本，有多少回，汪原放回忆不起来了。一九五四年汪原放且曾借给我看过，当时未多加注意，现在也记不清楚了。此抄本或者就是残存十六回的“甲戌本”，也未可知。
魏绍昌亲耳听到汪原放之言，自己又见过这部抄本，可见是真有其事。在1949年之前，胡适所能见到的脂本只有三种：戚序本、甲戌本和庚辰本。从魏绍昌的描述来看，甲戌本的可能性最大。如果罗尔纲所抄的是甲戌本，为什么会存放在亚东图书馆呢？这也是有线索可寻的。
胡适得到甲戌本后，曾于1927年8月11日给钱玄同去信，告知这一消息：
近日收到一部乾隆甲戌抄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只剩十六回，却是奇遇！
钱玄同得知消息后，于1928年4月6日给胡适去信，提出了如下一个建议：
你的那部残本《脂本红楼梦》，我希望你照原样叫亚东排印出来（不标点都行），好让我们开开眼界。你愿意吗？
是不是胡适采纳了钱玄同的建议，让罗尔纲抄了一个副本供亚东图书馆排印呢？从上述抄本存放在亚东图书馆一事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胡适虽然十分珍爱这个抄本，但并不像旧派藏书家那样秘不示人，从其与周汝昌只见过一面就慨然借书的行为来看，他是愿意让研究者看到该书的。他与亚东图书馆有过多年密切的合作，汪原放在点校小说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由他们出版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应该说这一推断还是比较有道理的，后来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未能排印出版，所抄录的副本遂一直存放在亚东图书馆。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有待更多资料的发现。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好运连连
继甲戌本发现之后，1933年，胡适在北京又见到了另一种“很值得研究”的《红楼梦》旧抄本，即庚辰本。该抄本为徐星署所藏，胡适是通过王克敏转借的。
这个抄本“有许多地方胜于戚本”，“尚保存原书残缺状态”，有了这个珍贵抄本所提供的内容丰富的异文、批语，在与甲戌本仔细对读之后，胡适对《红楼梦》的原貌、版本、批点、探佚等问题有了新的更为深入的认识。
他在《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一文中指出：
凡最初的钞本《红楼梦》必定都称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所谓“脂砚斋评本”，即是指那原有作者评注的底本。……
脂砚斋即是《红楼梦》的主人，也即是他的作者曹雪芹。
尽管这些结论还有不少可商榷处，但它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起点和平台。由此也可看出，在《红楼梦考证》发表后的十数年间，胡适仍然活跃在红学研究的最前沿，保持着开创风气，引领潮流的领先地位。
红学文献的发掘与学术研究正是这样，一直呈现出十分良好的互动关系。短短几十年间，在红学研究的推动下，文献资料的发现已相当可观，基本具备了一门专学所需要的文献基础。自甲戌本、庚辰本后，《红楼梦》的旧抄本历年屡有发现，到20世纪80年代已发现有十多种，极大地促进了红学的研究。
甲戌本、庚辰本等新材料的发现如胡适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一文中所说的：
给《红楼梦》研究划了一个新的阶段。……
走上了搜集研究《红楼梦》的“原本”“底本”的新时代。
但不可否认，这些发现同时也给红学研究者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繁难问题，比如脂砚斋究竟何人，他与曹雪芹的具体关系如何，曹雪芹的生卒年，《红楼梦》的创作、修改过程，各版本间的承续关系等，甚至可以这样说，新材料发现所带来的诸多新问题远比已解决的问题要多。
同时，甲戌本、庚辰本等旧抄本的发现还使新红学原有的一些缺陷有无限被放大的危险，特别是胡适所创的自传说，这些材料的发现使他受到鼓舞，更加坚信自己的立场，终生都没有作大的修正。而其他研究者也大多沉浸在新材料发现后的喜悦中，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问题。这些以旧抄本为代表的新材料所带来的诸多繁难问题极大地吸引了研究者的注意力，促使他们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进行梳理和考证，无暇顾及小说文学、文化特性的研究，并由此形成了考证派红学一枝独秀的奇特研究格局，其他文学、文化类的研究虽然也有不少，但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既是红学研究的一大特色，也不能不说是红学史上的一大缺憾。
不过由此也可看出，这一奇特现象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是由其诸多外在、内在的社会文化因素促成的。在对20世纪红学研究进行回顾总结的同时，揭示这一问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何为“新红学”
至此，有必要对“新红学”一词进行必要的界定。
新红学既然已经成为学界公认的学术派别，既然是一个被经常使用的专有学术术语，自当包含其独特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虽然使用这一术语者众多，但对其具体所指进行深入探讨者甚少，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一书虽为此设有专门的条目，但也只是泛泛而谈，不够全面准确。
周汝昌在《红学•；史学•；文化学》一文中对“新红学”一词的语源是这样考察的：
“新红学”者，原本是在“批胡运动”中新加的一种“恶谥”，并非好话，可是看《胡适口述自传》时，发现胡先生也采用了这个“新”名词，而且好像好有得意之色。
但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早在“批胡运动”之前，就已经有人开始使用“新红学”一词了。
一般认为顾颉刚是最早使用新红学一词者，他在1923年3月5日所写的《红楼梦辨》序中明确提出：
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
这里他是把新红学作为旧红学的对立面来提出的。旧红学显然是指先前王梦阮、蔡元培等人的索隐派红学，新红学则是指胡适、俞平伯等人发起的红学研究，其后新红学一词被普遍接受和使用。
从后来学界对该术语的使用和认知情况来看，新红学一词的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新红学主要指时间上的新，具体来说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所展开的红楼梦研究，即《红楼梦大辞典》一书所说的：
胡适以前的红学为旧红学。……
胡适、俞平伯和顾颉刚以后的红学为新红学。
除胡适、俞平伯等人和索隐派的研究外，它还包括其他学者的研究，而此意义上的旧红学不仅指王梦阮、蔡元培等人的索隐派红学，也包括王希廉、张新之、姚燮等人的评点派红学。
狭义的新红学则主要是指研究思路和治学方法的新，具体说来，是指以胡适、俞平伯等人为代表的、关注作者、版本问题、注重文献资料、以考证为特色的红楼梦研究。它只包括以此类思路和方法进行的红楼梦研究。
广义者较为宽泛，狭义者则为专称。事实上，学界经常使用的是后一种，本文中的新红学一词也是基于这种认知而使用的。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新红学面临的批评和挑战
新红学在为学界普遍接受的同时，也受到了不少持不同意见者的批评和反驳，除了蔡元培的辩驳和其他一些流于情绪、缺乏学理的批评之外，其中不乏头脑清醒之士的精彩言论。这种批评从《红楼梦考证》一文发表开始，一直持续到当下。
归纳起来，反对者的主要观点大体有二：
一是对红学考证的反对。早在胡适、蔡元培二人进行论战时，就有人提出第三种意见，如吴俊升在《我读红楼梦的见解》一文中所说的：
索隐或考证反有妨欣赏之目的。
怡墅在《各家关于红楼梦之解释的比较和批评》一文中也提出：
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去读《红楼梦》，从《红楼梦》里去了解《红楼梦》，必须打破各种《红楼梦》考证的论调；……胡适之的洋洋数万言的《红楼梦考证》也一样是不必读。
还有不少人将胡适代表的考证派与蔡元培等人的索隐派等量齐观，只是将其作为红学研究中的一个派别而已。此说将考证一笔抹倒，固然有些偏激，不过其立场与着眼点在对作品文学层面的欣赏和阅读，倒也指出了作者家世生平考证对文学研究的有效性及对文学欣赏构成干扰等问题，确实是值得研究者警惕和注意的，可惜在当时甚至即使是现在都未必有人能听进去。
一是对自传说的批评。这些不乏精彩之论，确实点出了新红学的致命缺陷。其中比较有份量的是黄乃秋的《评胡适红楼梦考证》和怡墅的《各家关于红楼梦之解释的比较和批评》这两篇文章。
前者认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一文存在的问题是：
所以斥人者甚是；惟其积极之论端，则犹不免武断，且似适蹈王梦阮、蔡孑民附会之覆辙。
因为胡适的考证“与立论之根本相抵触”，“立论证据之不充”，“大背于小说之原理”。虽然黄乃秋所谈《红楼梦》后四十回问题不够严谨，但他对胡适自传说的批评还是很有力度的，比蔡元培的反驳更有说服力。
后者认为“小说非历史”，“历史小说亦非历史”，“小说除掉‘闻见悉所亲历’以外，须加以艺术上的锻炼”，“小说在‘闻见悉所亲历’以外，更须有想像力”。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
《红楼梦》经不起考证。……
要了解《红楼梦》只有一条路：就是去读《红楼梦》！
此说可谓合情合理，可惜这样的声音虽然可贵，但在当时并未引起学界的回应，到后来更是变得微弱。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胡适对《红楼梦》的酷评
1948年12月5日，胡适于匆匆忙忙中，黯然登上南下的飞机，离开了他生活了多年的北平。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由于走得仓促，且又是坐飞机，胡适无法带走他那些积攒了多年的102箱珍贵图书和资料，可以想象他当时悲凉、伤感的心境。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挑选一本书作为纪念，自然这应该是一本让胡适感到最为珍贵、最有价值的书籍。最后，他选中了那套甲戌本《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