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自然这应该是一本让胡适感到最为珍贵、最有价值的书籍。最后，他选中了那套甲戌本《红楼梦》。仅此一端，不难想象胡适的红学情结。
对于此事，胡适1959年12月27日在一次名为《找书的快乐》的演讲中曾谈起过：
收集了这么多的书，舍弃了太可惜，带吧，因为坐飞机又带不了。结果只带了一些笔记，并且在那一、二万册书中，挑选了一部书，作为对一、二万册书的纪念，这一部书就是残本的《红楼梦》。
1960年12月17日，在和胡颂平的谈话中，胡适再次提到此事：
那晚看看一百二十箱的书籍，全都不能带了。想来想去，还是带了这部廿六回的《石头记》抄本。这是我的宝贝。我带了这一部出来。
这段话有两个错误，一是120箱当作102箱，一是廿六回当作十六回。前者可能是胡适记错了，后者则可能是胡颂平记错了。
对甲戌本的重视意味着对红学研究的重视，尽管这不过是其一生多个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分，但胡适的重视和珍爱程度由此可见。
对《红楼梦》念念不忘，按说应该对这部小说十分喜爱，有着极高的评价才是。但这位新红学开山祖师对《红楼梦》艺术的评价可谓出人意料，用句当下较为流行的话说，堪称酷评。
1960年11月20日，在给苏雪林的书信中，胡适这样写道：
我写了几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话。大陆上共产党清算我，也曾指出我只说了一句“《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
其实这一句话已是过分赞美《红楼梦》了。……
在那一个浅陋而人人自命风流才士的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与文学技术当然都不会高明到那儿去。……
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
新红学战胜索隐派，获得主流地位。受其影响，当大家使用各种最动听、最漂亮的词语来赞美《红楼梦》时，胡适却对《红楼梦》作出这样的评价来，着实有些令人吃惊。显然，这些评价会引起争议，有些研究者据此指责胡适缺少审美眼光，见识低下等。但问题如此简单吗？胡适真的是在胡说八道吗？
毫无疑问，胡适对《红楼梦》的评价之所以与其他研究者存在如此大的反差，是因为他使用的评价标准和别人不一样。显然，胡适是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红楼梦》的。从《红楼梦》产生到胡适研究红学，其间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其间，无论是整个社会的思想认识，还是文学创作，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后人的立场来评价《红楼梦》，自然会觉得见解不高明，艺术技巧也有问题。
这样的立场显然是无法得到多数人同意的。毕竟曹雪芹生活在一百多年前，应该将其与前代作家或同时代作家放在一起比较，而不能将其与后来的作家作品相比。
胡适的观点未必正确，不过，从他的酷评中还是能得到一些启发的。这主要表现在：
他点出了文学史上一个较为普遍的发展规律，那就是后来居上，后出转精。说《红楼梦》在文学技术上不如《海上花列传》、《老残游记》，并非胡说八道，细细想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固然，《海上花列传》、《老残游记》在整个艺术成就上不如《红楼梦》，但也不可否认，这两部小说在艺术技巧方面也有胜出《红楼梦》的地方。比如两书在生活场景的描写、细节的刻画方面，都有值得称道之处。如果一部小说出现之后，后来的小说再也没有发展，那才真的有问题。
由此还可以想到《红楼梦》的众多续书。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这些续书基本上是狗尾续貂，没有多大的文学价值。但他们忽视了另一个方面。那就是这些续书在续补《红楼梦》人物、情节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学习该书的写作技巧，有些续书学得还是蛮有模样的，在艺术上并非一无可取。
从红楼续书的大量出现可以看出经典作品在古代小说创作中的示范和推动作用。这些续作大多刻意模仿原作的写法和风格，尽管模仿的不一定像，但它客观上使原作高超的艺术手法得到普及，从整体上提高了古代小说的创作水平。只要将这些红楼续书与先前的才子佳人小说进行比较，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红楼梦》产生后带给中国古代小说的新变化。在这种背景下，《海上花列传》、《老残游记》有胜出《红楼梦》处，也就不让人感到意外。
从胡适对《红楼梦》的评价中，还可以得到另外一个启发，那就是应该客观、公正地为《红楼梦》这部小说定位。胡适的酷评尽管许多人不赞成，但其冷静、沉稳的精神和态度则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进入20世纪，红学逐渐成为一门专学，并且与甲骨学、敦煌学一起号称20世纪的三大显学。曹雪芹和他的小说终于获得了迟到的鲜花和掌声。高度评价《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这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在于，有不少人把《红楼梦》抬到一个离奇的高度，人为地将这部小说神化，仿佛有了一部《红楼梦》，就可以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就可以解决所有难题，其他书籍都没必要存在似的。
先哲曾经讲过，真理往前再走哪怕是一小步，都会变成谬误。在各种无节制吹捧《红楼梦》的喧闹声中，尤其需要像胡适那样保持清醒的头脑。《红楼梦》再伟大，它还是一部小说，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不是别的。是先有《红楼梦》，然后才有红学。看起来十分简单的常识，但在红学研究异常热闹，红学专著出版近乎疯狂的今天，反而不容易看明白。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新红学创建时期的俞平伯（1）
1990年秋，90高龄的俞平伯老人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最后一站，他静静地躺在床上，没有人知道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此刻在想什么。他的儿子俞润民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静静地陪伴着他……
忽然，老人指着书桌，发生低微的声音：“小条。”
俞润民走到书桌前，看到一张小纸条，上面写道：
后四十后小书，拟在美洲小印分送，然后再分布大陆，托栋栋分布。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老人仍对《红楼梦》念念不忘。
这部小说已与老人的生命深深地融为一体，它给老人带来了人生中难得的快乐，也让老人为之吃尽了苦头。
追述老人一生研究红学的历程，感慨良多，很难用一个准确的词语来定性、来概括。让我们回到老人的年轻时代，还原一段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
命中注定的红学之缘
说起来，俞平伯与《红楼梦》并没有特别的缘分，日后成为红学家颇有些偶然。原因很简单，他小时候虽然读过这部小说，但并不怎么喜欢。他在《红楼梦辨》的引论中曾提及这一点：
我从前不但没有研究《红楼梦》底兴趣，十二三岁时候，第一次当他闲书读，且并不觉得十分好。到时我心目中的好书，是《西游》，《三国》，《荡寇志》之类，《红楼梦》算不得什么的。我还记得，那时有人告诉我姊姊说：“《红楼梦》是不可不读的！”这种“像煞有介事”的空气，使我不禁失笑，觉得说话的人，他为什么这样傻？
并不因自己研究红学，就说小时候如何喜爱《红楼梦》，如何与这部小说有缘之类，实话实说，平静、从容，这是俞平伯一贯的行文风格。
对《红楼梦》产生兴趣和好感，是在进入北京大学之后。俞平伯在北大读书期间，正赶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时，胡适、刘半农等人提倡白话，宣传文学改良，将白话文学抬到文学正宗的位置上。这些人都是俞平伯的师长，受其影响，俞平伯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文化活动，尽管他的精力和兴趣主要在新诗的创作和研究上，但对小说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当时所选的研究方向就是小说，并受到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的直接指导。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俞平伯开始对白话文学的代表作品《红楼梦》产生兴趣和好感。
1919年，俞平伯从北京大学毕业，第二年1月，他即坐上客轮，准备到英国留学。在一个多月的漫长旅途中，阅读《红楼梦》，和同行的傅斯年谈论《红楼梦》，成为他最好的消遣方式。这是他研究《红楼梦》的先声。
对这段旅途经历，他在《红楼梦辨》中是这样回忆的：
一九二○年，偕孟真在欧行船上，方始剧谈《红楼梦》，熟读《红楼梦》。这书竟做了我们俩海天中的伴侣。孟真每以文学的眼光来批评他，时有妙论，我遂能深一层了解这书底意义，价值。
这还可以从俞平伯当时的日记《国外日记•；甲集》中得到印证内容：
1月11日：早看《红楼梦》。
1月14日：写信后和孟真谈。
1月18日：夜和孟真在船头上谈。
1月28日：夜和孟真谈。
2月2日：夜，和孟真在甲板上谈。
2月9日：在床上看《红楼梦》及《词选》。
可见俞平伯是一边读《红楼梦》，一边同傅斯年谈《红楼梦》的。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俞平伯是一个红学爱好者，他并没有打算专门研究《红楼梦》。正如其本人所言：
虽然如此，却还没有系统的研究底兴味。
确实如此。不过从此之后，冥冥之中，他已和《红楼梦》结下了不解的缘分。
俞平伯此行是到英国留学的，按原来的计划，在英伦完成学业，怎么也得呆上三四年。谁知刚到英国没几天，俞平伯忽然作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那就是要打道回府，而且决心很坚定，连好友傅斯年追到法国马赛都无法劝阻。傅斯年在1920年8月1日给胡适的书信中对当时的情景是这样描述的：
平伯忽然于抵英两星期后回国。这真是再也预想不到的事。他走的很巧妙，我竟不知道。我很怕他是精神病，所以赶到马赛去截他。在马赛见了他，原来是想家，说他下船回英，不听，又没有力量强制他下船，只好听他走罢。这真是我途中所最不快的一种经历。
这样，计划中的留学生活就变成了一趟行程十分匆忙的欧洲个人旅行。
俞平伯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回国，是不适应当地的生活还是故土难舍，或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从其当时的日记中看不出来，就连他的儿子俞润民在说到这件往事时都弄不明白。他在《德清俞氏俞樾俞陛云俞平伯》一书中这样说道：
在英伦住了不久，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又整理行装，登船回国。
倒是俞平伯的好朋友傅斯年说得比较明白，他在1920年8月1日给胡适的书信中说得很明确，是因为俞平伯“想家”。对此，他还进行了分析：
一句话说，平伯是他的家庭把他害了。他有生以来这次上船是第一次离开家。他又中国文先生的毒不浅，无病呻吟的思想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