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说，平伯是他的家庭把他害了。他有生以来这次上船是第一次离开家。他又中国文先生的毒不浅，无病呻吟的思想极多。他的性情又太孤僻，从来不和朋友商量，一味独断的。所以我竟不曾觉察出他的意思来，而不及预防。
傅斯年是俞平伯的好朋友，写信的时间离俞平伯回国也很近，所以他的话还是比较可信的。在这封信中，他还对俞平伯回国后的事业作了一番分析：
平伯这次回国，未必就是一败涂地。“输入新知”的机会虽断，“整理国故”的机会未绝。旧文学的根柢如他，在现在学生中颇不多。况且整理国故也是现在很重要的事。
……
我写信劝平伯不要灰心，有暇还要多读西书，却专以整理中国文学为业。天地间的人和事业，本不是一概相量的，他果能于此有成，正何必羁绊在欧洲，每日想家去呢！
傅斯年虽然不同意俞平伯回国，但对其执意离开的行为还是表现出理解的态度。正如他所分析的，俞平伯回国后，果然在整理国故上有所建树，其中第一个成果就是《红楼梦辨》。正是这部著作奠定了俞平伯在红学史的地位，也给他日后的命运带来许多变数。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新红学创建时期的俞平伯（2）
俞平伯本人是怎样来看自己的回国之举呢？他晚年在追忆这段往事时，曾有这样的表述：
时余方弱冠，初作欧游，往返程途六万许里，阅时则三月有余，而小住英伦只十二三日，在当时留学界中传为笑谈。岂所谓“十九年矣尚有童心”者欤，抑亦所谓“乘兴而来，兴尽而返”者耶。老傅追舟马赛，垂涕而道之，执手临歧如在目前，而瞬将半个世纪，故人亦久为黄土矣。
可以想象到的是，如果俞平伯在英国留学几年，他的思想与知识结构肯定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即使将来研究《红楼梦》，其观点和方法也必定与先前不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来，他也就无法参加胡适和顾颉刚的红学讨论。没有这场讨论，他就不可能写出那部著名的《红楼梦辨》，因而也就无法成为新红学的开创者了。没有《红楼梦辨》的俞平伯，其人生将是另外一种景象。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景象，恐怕没有谁能说得清楚。
就俞平伯本人来说，他当初在萌发思乡回国的念头时，肯定没有想到，他这一回国，将会有什么样的机缘在等待着他，自然，也更无法预料，他将从此和《红楼梦》结下终身的缘分。
假如俞平伯此时能预知《红楼梦》这部小说将来给他带来的命运改变，他是选择留在英国还是要动身回国呢？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剧谈《红楼》为消夏
回国后，俞平伯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半年。1921年，他重返北京，为留学考试作准备。正是这趟行程，使他从此成为红楼梦中人，《红楼梦》这部小说注定要伴随其坎坷复杂的一生。此时，俞平伯还不过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
俞平伯在北京期间，正赶上胡适和顾颉刚的红学讨论。当时，两人通讯频繁，相互切磋，好不热闹。俞平伯受此感染和影响，也加入了进来，三人形成了一个松散的研红小组，大家频繁通讯，相互切磋交流，兴致很高。新红学正是在这种轻松、愉快的良好氛围中建立起来的，如果说新红学还有学术传统的话，这就是它的基本传统，可惜后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八十多年后，在纷繁喧闹、充满火药气的红学大跃进年代里重温这段历史，不能不由人感慨万千。
在三人研红小组中，顾颉刚是个联络中心，胡适、俞平伯的信都是写给他的，两人之间的交流除少数直接的面谈外，也往往通过顾颉刚转达。可以说，俞平伯探讨《红楼梦》主要是和顾颉刚进行的。
俞平伯对胡适、顾颉刚两人之间的讨论十分了解，在与顾颉刚通信之前，两人已当面进行过多次探讨，只不过没有形成文字而已。顾颉刚在《红楼梦辨》序中曾提到这件事：
平伯向来欢喜读《红楼梦》，这时又正在北京，所以常到我的寓里，探询我们找到的材料，就把这些材料做谈话的材料。
两人的谈兴很浓，以至于到剧场看戏时还说个不停，结果坐在前面的人很不满意，屡屡回头来看他们。
1921年4月27日，俞平伯给顾颉刚写信探讨《红楼梦》，这封信可以看作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俞平伯正式研究《红楼梦》的开始。
他在这封信中主要谈了两个问题：
一是他觉得“后四十回不但本文是续补，即回目亦断非固有”。
一是他认为“《红楼》作者所要说者，无非始于荣华，终于憔悴，感慨身世，追缅古欢，绮梦既阑，穷愁毕世。宝玉如是，雪芹亦如是”。
信中探讨的内容像后四十回问题，是胡适、顾颉刚所关注的核心话题之一，俞平伯在这方面有不少新的见解，《红楼梦考证》改定稿有关后四十回的部分，较多地采纳了他的意见。后一个问题，实质上涉及到对《红楼梦》主旨的理解，虽然与考证关系并不太大，但很有启发意义，它显示了俞平伯的学术个性和兴趣所在，即更注意从作品中寻找内证，对《红楼梦》的艺术特性更为关注。
对俞平伯的看法，顾颉刚深表赞同，他在1921年5月10日的信中这样写道：
昨天接到来信，细读一过，佩服得五体投地。经兄这样一考，高鹗的补撰回目是确定了。
从此，两人主要通过书信方式探讨《红楼梦》，从1921年4月27日俞平伯写第一封信开始，到1921年10月11日，共持续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其间，俞平伯共给顾颉刚写了18封信，顾颉刚给俞平伯写了9封信。两人所处的地方也在不断变化，俞平伯于7月离开北京，相继到上海、杭州、苏州等地，这也是两人主要采用通信方式的原因。
两人的观点有同有异，同的部分居多，异的部分经过相互商榷，大多逐渐接近，取得共识。可能是性格的因素，两人观点出现差异时，更多的是娓娓道来，和颜悦色，并没有发生激烈的争论，颇有坐而论道的君子之风。
两人较为熟悉，彼此是交情很好的朋友，且兴致较高，讨论在十分轻松、友善的气氛中进行，充分领略到切磋学术、增长知识的乐趣。俞平伯多次谈到自己的这一感受，他在6月18日的信中这样写道：
发函雒诵，如对良友，快何如之。推衾而起，索笔作答，病殆已霍然矣。吾兄此信真药石也，岂必杜老佳句方愈疟哉！……京事一切沉闷，更无可道者；不如剧谈《红楼》为消夏神方，因每一执笔必奕奕然若有神助也。日来与兄来往函件甚多，但除此外竟鲜道及余事者，亦趣事也。
兴趣来了，自然就想多做些工作。在通信过程中，俞平伯逐渐产生了两个想法：
一个想法是要重新校勘《红楼梦》。他在阅读作品时，发现了一些问题，对亚东版《红楼梦》不够满意，于是萌生了这一想法。在6月30日致顾颉刚的书信中，他说出了自己的这一想法：
将来如有闲暇，重印，重标点，重校《红楼梦》之不可缓，特恐我无此才力与时间耳。兄如有意，大可负荷此任也。
对此，顾颉刚在7月20日的回信中表示：
把《红楼梦》重新校勘标点的事，非你莫属。因为你对《红楼梦》熟极了。别人熟了没有肯研究的，你又能处处去归纳研究。所以这件事正是你的大任，不用推辞的。
俞平伯显然是愿意做这一工作的，在通信过程中，他的想法逐渐成熟。在7月23日的书信中，他这样写道：
重新标点之事更须在后，我们必须先把本书细细校勘一遍，使他可疑误后人的地方尽量减少，然后再可以加上标点便于诵读。
在8月7日的书信中，他又提及此事：
第一要紧是多集板本校勘。若不办到这一步，以后工夫都象筑室沙上，无有是处，我如今年不出国，拟徐徐着手为之，但大功之成不知何时耳。
这个计划当时虽然未能实现，但它代表了俞平伯准备努力的方向，体现了他对《红楼梦》版本问题的高度重视。三十多年后，俞平伯终于完成了这一心愿，《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代表了他在这一方面的努力。
另一个想法是准备创办一个研究《红楼梦》的刊物。他在8月8日给顾颉刚的信中，谈了自己的这一计划：
我有一种计划，想办一研究《红楼梦》的月刊，印刷不求精良，只小册子之类；成本既轻，又便广布。
可惜后来大家各忙各的事情，这一计划也未能实现，这正如顾颉刚在《红楼梦辨》序中所说的：
假使我和他都是空闲着，这个月刊一定可以在前年秋间出版了，校勘的事到今也可有不少的成绩了。但一开了学，各有各的职务，不但月刊和校勘的事没有做，连通信也渐渐的疏了下来。
不难想象这些计划当时如果能够实现，对红学研究会有怎样的积极推动作用。但好事多磨，事情并不总是按照人的意愿发展。好在这些计划后来都得以实现。半个多世纪后，《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集刊》等红学专业刊物相继创办。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失而复得的手稿
1921年10月，俞平伯与顾颉刚的红学通信告一段落。
第二年2月，因胡适与蔡元培之间的红学论战，引发了俞平伯再次研究《红楼梦》的兴趣。他给顾颉刚写了一封信，希望两人合作，在以往通信的基础上，撰写一部红学专著，向世人宣传正确的红学观点和研究方法。
到了4月中旬，俞平伯专门到杭州去找顾颉刚，商谈此事。顾颉刚表示自己太忙，希望俞平伯能独立完成这项工作。
俞平伯同意了顾颉刚的想法，同意由自己来写。到当年夏天去美国的时候，书稿已全部完成。临走前，俞平伯将书稿交给顾颉刚，委托他找人抄写并进行校勘。
1923年4月，该书以《红楼梦辨》为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
该书虽然署名为俞平伯一人，但它和《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样，实际上也是集体劳动的结晶，顾颉刚为该书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为此，俞平伯在该书的引论中曾这样表示：
颉刚启发我的地方极多，这是不用说的了。这书有一半材料，大半是从那些信稿中采来的。换句话说，这不是我一人做的，是我和颉刚两人合做的。
只要看过两人的通信内容便可知道，这并非完全是自谦之辞。对此，顾颉刚在《红楼梦辨》一书的序言中表示不敢承当：
平伯在自序上说这书是我和他二人合做的，这话使我十分抱愧。我自知除了通信之外，没有一点地方帮过他。他嘱我作文，我没有功夫；他托我校稿子，我又没有功夫。甚至于嘱我做序，从去年四月说起，一直到了今年三月，才因为将要出版而不得不做；尚且给烦杂的职务逼住了，只得极草率地做成，不能把他的重要意思钩提出来。我对他真是抱歉到极步了！
两人如此高谊，真是令人钦佩和感动。对俞平伯来说，他得到的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