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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慈禧太后以贾母自居时，当时的大清王朝同贾府有着较为相似的处境，用冷子兴的话来形容，就是“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表面上看起来，大清王朝庞大的政府机构还在运转，军队的人数也是成千上万，但老佛爷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些玩意儿吓唬一下不知内情的老百姓还可以，对付洋人，对付革命党人，则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当年剽悍骁勇的八旗子弟已经蜕变成毫无斗志的寄生虫，李鸿章去世后，连个正儿八经和洋鬼子签定条约的人才都没有了，朝中无人的窘困状况正和贾府相似。
不知慈禧太后自比贾母的时候是否想到了这一层，以其智商和理解力，对作品中的危机意识应该是可以感受到的。此时，她已无心像乾隆皇帝那样，搞点索隐，而是走进作品，扮演其中一个角色，寻求感情的共鸣。不过，她的这一体验和爱好对其政治作为好像没有什么影响，照样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把自己生日看得比国事都重要。其行为完全可以用最后的疯狂一语来形容。
说起来这位老佛爷还比较幸运，虽然她直接把一个曾经颇有生气的王朝带进了死胡同，但最终没赶上为大清王朝送葬的仪式。否则，她会对“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句话有着更为深刻的体会。
《风起红楼》 第一部分现代红学第一人王国维和他的《红楼梦评论》
谈到20世纪的红楼梦研究，人们的注意力多集中在开创新红学的胡适等人身上。作为新红学的开山祖师，胡适接受后学者的敬重和景仰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不过，在他之前，还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同样应该得到人们更多的鲜花和掌声。是他，揭开了现代红学的第一页。没有他的首创之功，很难想象后来新红学的巨大成功。他虽然只写了一篇红学文章，但这篇文章的分量足以使其在20世纪红学史上获得不朽的地位。将此人称作现代红学第一人，无疑是非常恰切的。
他就是王国维。
《风起红楼》 第一部分从传统红学到现代红学
王国维涉足《红楼梦》研究，确实有其个人偶然的因素。在20世纪涌现的众多专业或非专业的红学家中，没有哪个人天生就注定研究红学的，之所以走上红学研究之路，则各有各的个人因素和机缘，一部红学史也因此增添了许多传奇和浪漫色彩。
王国维研究红学的机缘在叔本华这位洋人哲学家，如果不是他对叔本华的生存哲学感兴趣，有着深刻的领悟，也许他就不会在《红楼梦》中找到共鸣，进而写出那篇石破天惊的《红楼梦评论》来。自然，也不是谁看了叔本华的哲学著作都能写出这篇宏文的，这需要足够的天资、深厚的学术功力和敏锐的感悟力。关于这一点，研究者已经有着比较充分的探讨，这里不再赘述。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时世造英雄。一个人再伟大，再先锋，也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他走得再远，也只能走到时代所能允许的极限，而不可能再多走一步，否则就是科幻小说中的超人了。不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很难解释，从《红楼梦》面世到撰写《红楼梦评论》，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学术功力如王国维者不乏其人，为什么就没有人写出这样的文章，单单把机会留给了王国维？
显然，要深入了解这位现代红学第一人，深入理解《红楼梦评论》，就必须对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给予一定的关注，特别是当时的红学研究状况。
这里要稍微宕开一笔，对学界关注较少的近代红学发展演进的情况进行简要的介绍。
众所周知，从维新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是红学发展演进的一个重要时期，即红学研究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期。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小说乃至中国学术的重要转型期。西学东渐与困境反思形成了这一时期的基本文化语境。受西方人文思潮的影响，以梁启超等人提出的小说界革命为标志，以前被视为淫词邪说、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在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被视作改造国民、再造民魂的文化利器，从文学家族的边缘一下进入中心。这样，就打破了原有的诗文独大的传统文学格局，形成新的文学秩序。这一文学格局和秩序具有不可逆转性，影响可谓深远，直到今天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小说评论，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学现代化进程。
红学研究正是在这种较为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孕育成熟的，不过，这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过程，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彻底转变。在此期间，新的研究范式还未正式建立，旧的研究范式仍有较大市场，因此这一阶段的红学研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过渡性和杂糅形态，其中既有深深的传统烙印，又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传统与现代、新与旧、开明与保守，各种红学观点就这样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线。
虽然这一时期作为文学样式的小说的社会文化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但时人对先前的小说作品并不满意，往往将其作为迷信愚昧、封建专制的样本和靶子来进行批判，能够得到肯定的只有很少几部小说，《红楼梦》正是其中的一部，仍然受到广泛的赞誉。比如林纾在《孝女耐儿传序》一文中称：
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
曼殊在《小说丛话》一文中也提出：
《水浒》、《红楼》两书，其在我国小说界中，位置当在第一级。
其他如觚庵在《觚庵漫笔》中称《红楼梦》为“小说中之最佳本也”，邱炜在《菽园赘谈》中称“言情道俗者，则以《红楼梦》为最”。遣词用句虽然不同，但对《红楼梦》的高度称许则是基本一致的。
受时代风尚的影响，除大量与先前内容、形式基本相同的评点、评论、诗词外，这一时期人们对《红楼梦》的观照角度和表述方式与以往相比，已有着较为明显的变化，评论者们提出了不少新的命题和观点。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受小说界革命的影响，受严峻政治形势的触动，人们更多地从政治、伦理等角度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来解读《红楼梦》，强调《红楼梦》揭露黑暗、批判现实的社会文化功能，着重挖掘其社会历史方面的意义，因而具有较强的功利色彩。在这种情况下，对小说自身的审美特性就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或忽略了。这也是当时解读文学作品普遍采用的一个视角，是特定文化语境的产物。
从当时人们对《红楼梦》这部作品分类归属的确认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比如天生（王钟麒）在《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一文中称《红楼梦》为“社会小说”、“种族小说”和“哀情小说”，侠人则在《小说丛话》一文中称《红楼梦》为“政治小说”、“伦理小说”、“社会小说”、“哲学小说”、“道德小说”。叫法虽然有别，但着眼点和看法则大体相同。天生在《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一文中甚至进而提出“必富于哲理思想、种族思想者，始能读此书”。
基于这种时代色彩极浓的阅读视角，自然能从作品中读出与先前批点家截然不同的种种新意来，如陈蜕庵在《列〈石头记〉于子部说》一文就认为：
（《红楼梦》）虽为小说，然其涵义，乃具有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大理想家之学说，而合于大同之旨。谓为东方《民约论》，犹未知卢梭能无愧色否也。
话虽说得有些夸张，但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想法。再如海鸣在《古今小说评林》一文中亦认为“一部《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无非痛陈夫妇制度之不良”。显然，先前的评点家们是不会提出这一观点的，也不可能有这种认识。这种社会历史角度的解读对后世影响很大，至今仍不乏回应者，成为解读《红楼梦》的一个较为常见的视角，比如，毛泽东基本上就是这样来看待《红楼梦》的。对其利弊不可一概而论，需作具体分析。
其次，人们喜欢采用横向比较的方式来谈论《红楼梦》。西方文化的传入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解读《红楼梦》的新视角，那就是中西文学的比较。这一时期的评论者们多喜欢自觉不自觉地将《红楼梦》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进行观照，尽管许多比较只是留于表面，还缺乏深度，但毕竟是个可贵的开始和尝试。先前的评点家们在评论《红楼梦》时，也采用过比较的方法，但只是局限于纵向的比较，将《红楼梦》与前代文学作品，如《西厢记》、《邯郸梦》、才子佳人小说等进行比较。
横向角度的引入使人们对《红楼梦》有了新的认识。在西方小说及文学观点不断传入国内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化语境中，人们会自然而然地立足本土文学来观照异域作品。比如当时有个叫松岑的在《论写情小说与新社会之关系》一文中就将影响甚大的翻译小说《茶花女遗事》比作“外国《红楼梦》”。林纾翻译外国小说时，在《孝女耐儿传序》等文中，也时常以中国小说来作比照，古代小说在这里是作为批评者的文化背景而存在的。反过来，人们也会借助异域文学来反观本土作品，比如有人将《红楼梦》与《民约论》、《浮士德》进行比较。不管这种比较是否妥当，评论者们从此多了一种观照的视角，这是毫无疑问的。东西方文学互为镜像，各自的特点得到彰显。
再次，基本思路、表述方式和刊布流传渠道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从只言片语逐渐向现代论文形式过渡，文章的篇幅加长，谈论方式也从以前的印象式评述转向系统严密的推理论证，论说的色彩增加，逻辑日渐严密。表述形式变化的背后是学人们思维方式的深层变迁，这一变化后来得到学术制度的保障，成为主流，而以评点为代表的传统小说批评则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其后虽时有出现，但已难居主流，不成气候。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一篇具有此类性质的红学论文，也是第一篇具有现代学术色彩的文学研究论文，具有开创意义。同时，这一时期的评红文章大多发表在各类报刊上，较之先前的手工刊印速度要快得多，与读者交流更为方便直接，容易营造一种评论的声势或氛围。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也是索隐派红学正式发展成型的时期，从以前片言只语的简单猜测向较为系统完整的表述发展，并出现了几部有代表性、影响较大的索隐派红学著作，对后来的红学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索隐式研究代表着人们解读《红楼梦》的另一条思路，同时也是具有深厚文化传统和历史渊源的一条思路。从此，索隐派成为红学研究中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历经打击而不衰，表现出十分顽强的生命力。从索隐派的产生演进可以反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