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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红楼》 第一部分石破天惊的《红楼梦评论》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学术史上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论文，它代表着传统红学到现代红学的转变。这篇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与梁启超等人所提倡的小说界革命的内在精神是相通的，同时又显露出作者独特的学术个性。
该文于1904年6月至8月间在《教育世界》杂志连载。当时王国维正沉迷于叔本华哲学，他在《红楼梦》中找到了共鸣，于是便进行了以西方哲学理论观照中国小说的可贵尝试。此时是王国维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变期，即由哲学探讨转入文学研究的时期。以《红楼梦评论》为契机，他转入对词曲的研究，《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著作相继面世。其卓然不俗的开拓性研究为中国文学研究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为后学者树立了典范。
可惜随着家国形势的变化，王国维后来的思想观念和学术兴趣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文学再转入史学，其文学研究就此戛然而止，否则，以其深厚的学养和过人的见识，在文学研究上本可作出更大更多的贡献的。人生本来就是带着缺憾的，生命短暂，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你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成就，也就意味着在另外一个领域的放弃。
《红楼梦评论》全文共分五个部分，即：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红楼梦之精神、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和余论。其中的“美术”相当于当下通常所说的“文学艺术”。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借用叔本华的哲学观念并结合老庄哲学来解读《红楼梦》，其理论前提是这样的：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
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
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苦痛相关系。
人生充满欲望，欲望无法满足，因此注定要陷入痛苦。这样一来，只有美术能使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这是解脱苦痛的一剂良方。美术又有优美、壮美和眩惑之分。在王国维看来，真正能符合这种超然利害物我的标准者只有《红楼梦》这部优秀的小说。
基于这一前提，他提出如下几个主要观点：
一、《红楼梦》的主旨在“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正所谓苦恼都是自找的，解铃还须系铃人。
二、“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其中惜春、紫鹃的解脱是“存于观他人之苦痛”，而贾宝玉的解脱则是“存于觉自己之苦痛”，是“自然的”、“人类的”、“美术的”、“悲感的”、“壮美的”、“文学的”、“诗歌的”、“小说的”。因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娟，而为贾宝玉者也”。
三、《红楼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这种悲剧是属于那种“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的悲剧，是“悲剧中之悲剧”。作品具有“厌世解脱之精神”，而且其解脱与“他律的”《桃花扇》不同，《红楼梦》的解脱为“自律的”。《红楼梦》的价值正在于其“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
四、《红楼梦》的美学价值也符合“伦理学上最高之理想”。
五、“索此书中之主人公之为谁”与“作者自写生平”的观点皆是错误的，因为“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也正是为此，作者给《红楼梦》以很高的评价，称其为“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绝大著作”。
总的来看，文章五个部分之间有着较为明确的逻辑关系，层次分明，说理透彻，即先确立基本理论和批评标准，然后再谈其和《红楼梦》的契合关系，并从美学、伦理学的角度给予说明，最后对研究状况进行评述，点出将来的研究方向。从表述方式上看，这是一篇十分规范的学术论文，相对于传统的点评式的片段印象式表达，无疑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不可否认，这篇文章的观点或论述方式也有不少可议之处。其中最大的不足在以叔本华的理论来套《红楼梦》，束缚住了自己，尽管作者对叔本华的观点也作了一些选择和变通，但较之后出的《人间词话》还是显得有些生硬，毕竟东西方文化的背景与发展轨迹不同，文学创作的情况各异，叔本华的理论并不完全符合《红楼梦》的实际，只能说是部分契合，以欲望的受阻和自我解脱来解释《红楼梦》主要人物的动机和心态颇有牵强附会处。
这种以外国理论来硬套中国小说的做法在当时具有实验探索的意义，但在现在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对该文的长处、不足以及形成原由，叶嘉莹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中曾有十分精彩详尽的分析和评述，可参看，此不赘述。
以学术史的眼光来观照，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在当时无疑具有开拓和典范意义。它将西方的哲学理论与中国文学作品结合起来，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索，论述系统严密，善用比较，视野开阔，比起先前那些直观、印象式的批评，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表述方式上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王国维从哲学、美学的角度来解读《红楼梦》，与当时政治、伦理式的功利性解读有着明显的不同，对此，他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说道：
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
作者似乎还有纠正时弊的用意在。这固然在当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大体代表了学术研究的正确方向，也是作者独特学术个性的展示。
需要指出的是，王国维开创的这种红学研究之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得到正面、积极的回应，其意义和价值要经过一个时间段后才会在总结和追述中逐渐显露出来，毕竟新的学术范式的建立需要渐进的一个过程，确实如他本人所批评的，当时人们的着眼点在政治教育，而不在学术本身，还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直到五四时期，随着文学研究这门现代学科的建立，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该文的开创意义。
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日后由胡适等人开创的新红学研究建立在比较科学、规范的基础上，但由于研究者对考证的过分看重和强调，王国维创立的研究范式并未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甚至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或忽视了。直到现在，红学研究中仍存在这一问题。经过一个世纪的红学风雨后，再回首反观这段历史，对王国维这位先驱者的开拓精神当会有更深的体会和理解。对《红楼梦》这样一部作者、版本问题极其复杂的作品来讲，对有关文献资料的梳理和考证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考证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一种重要的手段，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理解作品，注重作品本身的思想意蕴和艺术特性才是第一位的。
《风起红楼》 第一部分大师之外的红学风景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之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红学文章也值得关注。比如成之在《小说丛话》一文涉及《红楼梦》的部分，借鉴王国维的悲剧说，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了一个颇有启发性的观点：
所谓金陵十二钗者，乃作者取以代表世界上十二种人物者也；十二金钗所受之苦痛，则此十二种人物在世界上所受之苦痛也。
应该说，这一见解尽管缺少充分的依据，但不失为一种别出心裁的解读，能给人一些启发。同时，作者还对当时的索隐派提出批评：
必欲考《红楼梦》所隐者为何事，其书中之人物为何人，宁非笨伯乎，岂惟《红楼梦》，一切小说皆如此矣。
可见作者对小说的艺术特性有着比较清醒、正确的认识。
季新的《红楼梦新评》也是一篇颇有特色的红学论文，刊于《小说海》1915年第1卷第1—2期。这篇文章从作品的题材着眼，将《红楼梦》视作一部解剖中国旧家庭的样本，提出：
欲以科学的真理为鹄，将中国家庭种种之症结，一一指出，庶不负曹雪芹作此书之苦心。
应该说这种分析还是很有见地的，具有一定的深度，并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季新即汪精卫，此时的他还是一位胸怀大志的热血青年，思想敏锐、超前，很难把他和日后的大汉奸放在一起。但人生就是这么残酷，这么富有戏剧性，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此外，侠人的《小说丛话》、解彛摹缎∷祷啊贰⒄炮し傻摹豆沤裥∷灯懒帧贰⒑Ｃ摹豆沤裥∷灯懒帧返任恼略谏婕啊逗炻ッ巍肥保膊环手邸Ｕ庑┪恼麓芯墒狡赖愕暮奂＃共皇茄细褚庖迳系难趼畚摹�
《风起红楼》 第一部分蔡元培和他的《石头记索隐》
一位值得敬重的人和一部值得敬重的书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能得人赞誉者在数量上并不算少，但口碑如蔡元培之好者却不多见，无论是行事、为人还是立言，他无不得到社会各方人士的交口称赞，具有现代圣人的声望和地位。在党派立场截然分明、对立的现代中国，能获得这种具有共识性的称赞显然是十分不容易的，由此可见蔡元培的高大人格。
不过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在红学界，蔡元培基本上是以负面形象登场和被描述的，他屡屡以索隐派代表人物的身份受到红学家们的轮番批评，成为他们批评旧红学的一面靶子，被脸谱化、丑化。大概是为尊者讳的缘故吧，就连蔡元培的传记及研究专著对其红学研究也基本上是避而不谈，即使涉及，也不过是轻描淡写地说上几句。
相比之下，倒是蔡氏本人对自己的这一研究成就还比较看重，在谈到自己的著述时，常常提及，比如他在1923年秋至1924年间所写的《自书简历》中，就特意提到《石头记索隐》，将其与《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哲学大纲》、《简易哲学纲要》等著作并列。在1921年3月2日的日记中，他不无得意地提到，法国巴黎大学校长埃贝尔在演讲时，“注重于北大废院存系之办法，对于我个人之著作，尤注意于《石头记索隐》”。
细细想来，这里面是大有问题的。以蔡元培天资、学识之高，并不比当时和后世的哪位红学家低，何以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写一部在其他红学家看来属小儿科的著作，何以会犯在红学家看来如此明显的低级错误？既然错误如此低级，为什么在被胡适等人批评、指出之后却并不服气？蔡元培研究《红楼梦》的动机和过程究竟如何？《石头记索隐》到底是不是蔡元培人生的一个污点？
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