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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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 第7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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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走来走去。他的话如同洪水冲泄出来。他往往口里说着两三句几乎相同的话,后来才择定要用哪一句。他不能容忍任何的打岔(一打岔就失去了线索),就很难晓得他的意思。
  1877年底,他口头说要我写一个报告给皇帝,其实是写立宪以来所有我们的政党关系发展的情形。他口不停地说了五个小时。他说得比平常快,我极其为难地把他所说的话诸多要点写下来。房里太热,我恐怕要抽筋,便很快打定主意脱了褂子,只穿了内衣往下写。俾斯麦王爵很诧异地看了看我。但是一会儿的工夫之后,他点点头,表示他明白我的意思,不停地往下说。当我誉清我所写的东西(一百五十大页)时候……我看见全文如同行云流水,我很惊奇。……是一篇完全的、一往直前的文章,既无复述,亦无说出题外之处。“
  以办公事而言,他待人既用专制手段,同时也表示体恤,对办别的事而言,他表示拘泥细枝末节,却又以礼待人。因为他既不耐烦,也没有闲暇任裁缝量他的尺寸。裁缝给他做衣服时就只好用眼量。倘若做得不合身,裁缝就会接到如下一封信:“你向来同我做衣都是很合身的,但是你好像失掉了这种本事,你好像猜度我越老越小越瘦了——这是很少发生的事……自从1870年以来,你所送来的衣服都不合我穿,而在你觉得大概办得很好。我想不到你会这样不太注意人的身份的变化进程。”当这位大文章家有机会责备一个极好的下人时,就是用这样带着尖刻谐趣的话语。
  当他与他的同列在一起的时候,他是很骄傲的,他自然不能容忍他的同事们,所以他待同僚还不如待他的参议员,因为同僚们不能维护自己。有几位大臣说他是“自大到没人愿与之接近的程度。”就他待下属一事,海军大臣斯彼士写道:“他叫我留下来,同我讨论我本部的事,就如同一位老师教训一个蠢而不听话的小学生一样……无论什么时候我试插一句嘴,他都会和我生气,我只好一句也不说地让步。”一个人就是这样在半个钟头里一直不被俾斯麦所敬重。攸连堡当部长时被俾斯麦不公平地对待,他写了一封尖利的抗议信,俾斯麦回敬道:“看了你的信我得到一个印象,你说我错怪了你,必得求你饶恕我。我认为你不能怪我,至多只能怪我不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攸连堡家里将把这封信作为宝贝一代一代传下去。其他几位部长同俾斯麦彼此友好相处,承蒙他的抬举之后,此后必然觉得同他相处不来,随后便失了地位。从前虽然做过几时的好友,最终变成了仇敌——因为俾斯麦希望别人感激他,他却从不感谢人。
  他极少地表示感谢。遇着他感谢人的时候,他会做他人所不能摹仿的表示。1870年的战役中,有一天他骑马在勃兰登堡门下走过时,在皇帝之后,毛奇与罗恩之间,他一眼看见他所率部下的属员们都在一个特别月台之上,他的鞍钮挂了三顶桂冕,他取下一顶投向他的部众。
  九、是超人还是骗子
  在1860年间,有一天晚上,普鲁士大使、施勒茨、克雷、霍尔施坦和孩子们的先生在俄都的大使馆里围着火炉闲谈,谈到灵魂不死的问题。霍尔施坦尝试证明惟有身后之名是靠得住的,永不消亡。俾斯麦伸手取炉台上的一杯酒,说道:“霍尔施坦先生,让我告诉你吧,我看这一杯酒比三十页柏克的《世界通史》值钱得多。
  他有诸多优点。他这样不好名声就是其中之一。他不只是当学生时就看不起名,到年岁大时还是这样——或者说这就是他与拿破仑最不相同之处。假使拿破仑不赞美普鲁塔赫,不贪光荣,他会永远是一个不值评论的人。当柏克的《世界通史》增补至一千八百七十余年的大事时,俾斯麦实在不想在这里头占到三十页。他晓得自己的力量。在克莱尔的几本著作里头,他在其中几段论政治天才的若于行之下,画两条或三条线。等到克莱尔八十岁生日时,俾斯麦写信给他说,他自己怎样的真诚尊重他,对于无论哪一位德意志作者,他却始终未这样表示过。我们要记得,五十年前,克莱尔曾从一位比俾斯麦还要伟大得多的人那里接过几封相似的信。
  俾斯麦对待同世的人的赞许是冷冷的。他既看不起当世的人,所以也不喜欢他们的称赞。有一天在帝国议会,利希特责备俾斯麦不懂得经济学。俾斯麦在说过他能够安详地等待他的同国的人们裁判之后,却小心加一句道:“我不能说后世——所以为这样的考虑是过于情绪的。”他每遇一些人聚在议会门前要看他坐马车到会,他就常常不高兴。他说他很晓得一个被人憎恶的大臣要露出什么样的面目,人民怨恨他到要唾他;现在看来,他要怎样做出另外一种面目。威廉请他来行钉旗的典礼,其中有一面有俾斯麦的军衣与他的名字,他不肯去,他说,跑去一次,他所得的至多不过是伤风。当皇帝送他几颗金刚石以备他嵌在宝星上的时候,还带着两句极能感动人的话说到:“这就是我所能送你的最后的宝星,且是专为你而设的。”俾斯麦在家里说道:“送一桶莱茵酒,或一匹好马,使我更喜欢。”
  许多俾斯麦的画像只令他好笑。他看见人家把他画成一个主和平的白安供儿,穿着露胸的衣服,他的秃头上戴着一圈琉璃草与椿叶,他看见他的诸多的“超越可能”很诧异。最早为他建立的石像,他很不喜欢。他曾对国人说,他不喜欢这样的感激。“当我在科隆,从我的石像旁边走过时,我不晓得往哪方转变……当我在启星根外出散步时,我遇着一种我的僵石化的代表,我见着极其难过。”
  他是一个实干家,所以他不为好名所动。他无所得于名,但舆论却不然,这是有用于他的,就值得培植,所以他更带着骂世主义,培植一种俾斯麦的传统故事,因为他要这种故事感动与他同世的人们,自己却并不为之所动。他自己虽不能忍受看见自己的石像,却喜欢记载他的功业与奇怪性情,只要这种记载能作为一种有用的宣传,济柏尔奉命写一部书,说威廉一世为德意志帝国奠定基础的事迹。俾斯麦任由这位历史学家看卷宗,但先要由布施选择过,只许济柏尔看“不危险”的案卷。一经选择后,其结果就是这七本书不久就变得毫无价值。希西基尔与布施及其他几个人,先要把稿子给他看过,他就在稿子里删去他所不愿让人看见的话,提议添加什么,有些地方他因为嫌恭维的话语还不够,他就加以批评,他还给希西基尔几封他挑选过的私人信件,其中有几封是1870年写的,1877年才公布于世。
  每逢在公众面前露面,他都要仔细考虑一下这样做带来的政治效果。在宫里他曾大发牢骚,对皇后的总管大臣不合礼节的欢迎他表示不满。当他坐火车经过奥地利时,命令把车上的百叶窗都关上,以兔在那个关键时刻,因群众对他的欢呼而使维也纳同事难堪。
  俾斯麦十分善于利用报馆,这一点无人能比。他的部下时刻都得为登报预备材料,不是提议这件事,就是概括那件事,要不就辩驳一件事。在利用毒药方面,他是个好手;正像在控制新闻来源方面他极为精通一样,即将刊登的新闻或是从德国的穷乡僻壤送到柏林来,或是从其它国家的首都送来,总而言之,要给读者一个十分客观的感觉。他有时在书房里亲自口授关于自己的奇闻轶事,然后登报,但做的好像是从瑞典的首都发到波茨坦的。所有这样的事,他都做得很巧妙,连对他极为忠心的台德曼也不得不说他是个“大魔鬼,比浮士德还厉害”。1872年间,阿尼姆有奥古斯塔作后盾,俾斯麦口授给布施一篇论说,内容主要是“一位居高位的贵妇想换掉宰相”。当他讨论奥地利的时候,他让布赫尔装作《科隆报》的通信员,从波美拉尼亚的斯托尔普偶然得到消息。
  1874年前后,教会争执极为厉害,有人企图开枪率下死他。几个月前,他曾极其蔑视地对帝国议会说:“在我的政治生涯中,自始至终都有许多仇敌。从加龙河到维斯杜拉,贝尔特到台伯河,在德意志的几条河边、奥德河边与莱茵河的周围地区,你随处都可体会到我是那时最有权势,同时也是国内最遭怨恨的人。”(说这句他很得意)可是他不知道,那时正有一个比利时的人扬言要把他的头送给巴黎的大主教。因为你斯麦正在作战反对罗马,于是招致了这个宗教狂的怨恨,他说:“我愿意杀死这个妖怪,只要上帝能赦免我的罪,而且在今年妖怪死了之后,得给我六万元钱。”
  过了几个月,当俾斯麦坐着车从启星根街上走过的时候,一个少年向他开了枪。俾斯麦仅仅是手指受了点伤。刺客宣称他是中央党的一名党员。这个说法对俾斯麦来说正中下怀。他先拘捕了几名教士,理由是他们拦住了马车来帮助刺客,接着又发起了报馆运动,一连六个月,这件事在帝国议会都闹得沸沸扬扬。有一个身为中央党党员的议员信口开河地说:“大部分德国思想家因一个半疯的人开枪打俾斯麦王爵而神经错乱了。”这句话给俾斯麦创造了机会,他借题发挥。
  “我曾亲自同那个人交谈过,他很清醒,一点儿也不疯。而且我们有医生证明他根本没病。我明白这位议员不想承认与这个人有任何关系的原因。……即使在他思想深处,他也不曾有过一丝这样的念头:希望宰相能够遇难。对这点,我深信不疑。可不管你怎样辩解,刺客仍然不肯放过你,他说他是你们政党的人!我所告诉你的话都是事实……对于我的第一个问题,这个叫库尔曼的人回答说:”我杀你是因为有教律。……你曾害过我们政党!‘(说着大笑起来)在许多证人面前,他回答了我的第二个问题:“我说的是帝国议会里的中央党。”’正在这时,博莱斯特姆伯爵喊道:“不要脸!”知道俾斯麦脾气的人以为他一定会走下台来一拳把伯爵打倒在地。可他只是皱了皱眉头,很平静地说了两句话作为对伯爵的反击。他说:“‘不要脸’是憎恶人和轻视人的表示。你不要以为我不想说这句话,只不过是为了表示客气我不愿说出来罢了。”
  这差点要了他命的事久久盘踞在他的心里。我们可以猜想,生平只有这一次,他曾郑重地考虑了告退的可能。他有些犹豫地对本尼格森说要辞职。他曾两次被人狙击,受到警察的警告,他说:“我要留下其他宰相作天主教的靶子!到四月一日我就六十岁了,那时我将告退,去过一个乡下人的生活。‘她的夫人和女儿曾苦苦地劝他许久,现在他总算考虑了。
  在这十年里,乔安娜对他的影响逐渐减弱了。她不但不能缓和与他的关系,反而增添了他的暴躁脾气。就我们知道的而言,十年间她从未尝试过避免冲突或弥补裂痕。她爱他,所以憎恨几乎所有的人,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他的仇敌。她一年比一年易发怒。当她年纪很大的时候,为了维护她的丈夫,她还打破了一个玻璃盆。她只去过议院一次,她受不了再去一次。当谈到一次会议时,她喊到:“我会拿一条椅子腿打他们的!”她对克利斯比说:“你的话一点儿也不错,我的丈夫是个好人。”克利斯比微笑着挖苦说:“你不会见到与你意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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