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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时代进步到今天这种形态，我们必须在观念上认清，除了上述三种方法外，一个人靠正正当当商业手段，也同样可以致富。法律如果只保护柏杨先生，恐怕以后谁都买不到分期付款的电视机。人们如果只一味同情巷口那位暴跳如雷的刘老头，恐怕我们就是急死，也再借不到一块钱。高雄朋友就是落伍的旧观念下的典型产物──其心如铁，六亲不认；非他如铁也，也非他真的六亲不认也，而是落伍的旧观念把他害苦啦，害得他成了铁，也害得他不敢认六亲。而向该朋友借钱的那位赵先生，则是落伍的旧观念下的牺牲者，他即令出了门就去跳爱河，恐怕也得不到帮助，非大家都狼心狗肺，是他自己塞住了自己的路。
台北市政府五年前不是兴建过一批市民住宅乎？也是分期付款的，结果住户老爷搬进去之后，却不肯如期付钱。在外夷之邦，这简单得很，三个月不缴，法院通知单来啦，限令隆重搬出，如果你自己不肯动手，过了三天，就有法警前来代你动手。在中国便行不通矣，哎呀，我只不过三个月没缴，你就那么凶，好吧，我们全家上吊给你看，再不然组织一个联谊会，选出代表，跟你周旋到底。而法官老爷一想，住户可怜兮兮，教他们搬出来，住到哪里呀，未免太苛政扰民矣。于是乎钱收不回来，市民住宅遂成了空前绝后。
前些时报上不是报导美国某公司要在台北盖两千幢二十年分期付款的住宅乎？如今没有了下文。据说其中关键在于，万一收不回钱来，他要确定受不受到中国法律的支持？受不受到中国舆论的支持？如果有人住了五年，第六年不肯缴钱时，洋大人不敢确定能收回房子，或虽确定可以收回房子，却弄得怨声载道，甚至引起反美高潮，恐怕是房子盖不成，大家也住不成。
所以我并不是站在有钱人那一边，而仍是站在穷小子这一边，一个崭新的观念不建立起来，我们只有更穷，更殭，更没有人情味。
谋杀
现在社会上最普遍也最严重的一个困扰，是中学生尤其是小学生的「恶性补习」，台湾一共有多少小学生，我们不知道，假定有五十万吧（请别在数目字上抬杠），则至少这五十万可怜的孩子，和一百万孩子们可怜的父母，以及数不清的中小学堂可怜的教习，都为这个问题烦恼。我说「烦恼」，完全是圣人们学院派的手法，如果凭良心说真话，岂止烦恼而已，简直痛入骨髓，血泪俱下。举台北中正国民小学堂为例吧，该学堂是个了不起的学堂；但据我所知，他们的学生几乎一个星期只拉一次屎，不是孩子屁股倔强，硬不肯拉，而是我们陷于恶性补习的屠场中，没有时间拉也。有一个朋友，她的孩子在该学堂读六年级，有一天一个人蹲在厕所啜泣，做母亲的问他干啥，他最初还保持男孩子的尊严，不肯实说，但后来肛门下血，才哭着供出他已一个星期没有大便矣，该孩子后来还是请了医生灌肠才治癒的，作母亲的眼看儿子被糟蹋成这个样子，真恨不得一头撞死。事被柏杨先生听到，就拜托孩子在他班上代为打听。得到的结果是，全班同学一个星期不大便，乃是常事。
盖孩子们天不亮就起床啦，起床后潦潦草草吃上几口，就背著书包上学。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扒拉两碗，要一直等到夜幕深垂，路断人稀时，才踽踽而归。进得家门，书包一，马上趴到桌上入睡矣，做娘亲的千唤百唤，把他唤醒，睡眼蒙胧中，咽一口饭，打一个盹，好容易吃完之后，用其枯干颤抖的小手，从书包中掏出一叠作业，就又俯到案上，一题一题的作。一面作一面嘱咐母亲曰：「妈，你看我瞌睡就叫我。」有时做娘亲的陪到半夜，看看孩子手握铅笔，小脸贴到书上，呼呼睡去，实不忍心叫，可是一会孩子醒来，就哭闹曰：「你为啥不叫我呀？」母亲曰：「我叫不醒呀！」孩子曰：「那你为啥不打我呀？」大概孩子也听说过「发悬梁，椎刺骨」的古老故事，就找了一个圆规塞到娘亲手里曰：「我再打瞌睡，你就用它扎我。」而做娘亲的此时已哭成泪人儿矣。
晚上作功课要作到十二点甚至要作到一点两点，才允许母亲拖上床。所有学龄儿童的家庭里，没有笑声，没有笑容，也没有在自由国土上当一个自由小国民应有的欢乐，而只有老爹的叹息，娘亲的愁容，和孩子们焦灼疲惫、瘦削如猴的小脸和皮包骨的身材。孩子像断了线的风筝，早上放出去，被恶性补习百般蹂躏，天黑之后，才跌跌撞撞回家，而又一灯如豆，蓬发盖面。他哪有时间大便乎哉，孩子不扑到地上，七窍流血而死，已是祖宗有德啦。这不叫恶性补习，这叫慢性屠杀，痛夫。
我们以台北中正国民小学堂为例，绝不是给中正国民小学堂过不去，如果有这种想法，出门就给汽车撞死。事实上台湾全省国民小学堂，除非他的校长不长进，教习又是木头，可以说没有一个不如此这般，仅只一星期不拉屎有啥了不起，而是国民小学堂普遍的把孩子们蹂成一个小小殭尸，压弯了孩子的脊椎（没有压断已经是「爱的教育」啦），抽去了孩子的血。最使人椎胸痛心的，是恶性补习像铁锤一样，搥击着孩子的头，使他们昏昏沉沉，浑浑噩噩，轻焉者对读书产生畏惧，重焉者伤残终身。
吾友程国成先生，台湾省立中兴大学堂的教习，曾沉痛的说，数学是一门最有趣、最引人入胜的功课（柏杨先生插嘴曰：这是自然学科教习的说法，由柏老来看，数学这玩艺简直坑人不浅），他的小女儿一向非常喜欢数学的，可是几年恶补下来，孩子每天晚上带回来一张长达丈余，上面密密麻麻全是习题的课外作业，对数学遂由爱生怕矣，孩子有时候害病，在高烧中还喃喃着鸡兔同笼，盖「天长地久有时尽，作业绵绵无尽期」，哀哉！
恶性补习的症结在什么地方？言人人殊，台湾省教育厅不知道换了多少位厅长，每位厅长先生上台后都被恶性补习搞得手忙脚乱。其对策不外两个，一曰「尊口乱张」，发表谈话啦、发表文告啦、发动公文攻势、令饬知照啦、希望遵守法令啦、盼望拿出良心啦；这一式完全为对付报纸，以及向上级报销之用，一旦案发查问时，他就用来搪塞，效果等于一个屁。二曰「杀鸡吓猴」，碰上几个倒楣的教习，申斥的申斥，解聘的解聘；义愤填膺，好像真的一样，以致官儿一旦莅临学堂，威力所及，全体大乱，藏书的藏书，藏笔的藏笔；此一招是为了堵全国小民的嘴之用，你瞧，俺已尽了力吧，其效果似乎比屁高一级。
依柏杨先生之见，最妙的办法莫如「格杀毋论」，由立法院通过一条法律，凡是恶性补习的教习，一经发觉，立刻就地正法，看谁还敢恶性补习乎？但一位朋友揪着我的耳朵曰：「即令大家一齐比赛混蛋，立下了你阁下这种妙法，恶性补习也取消不了。不但取消不了，恐怕反而会转入地下，你就是天天带着警犬，提着机关枪满街乱跑都没有用，而且孩子将更为可怜。」君不见现在官方有令，国民小学堂教室都不准装灯乎？这种官儿也是柏杨先生的聪明脑筋，认为没有灯你们总不能补习了吧？再也料不到没有灯的结果，补习照旧，只不过成了黑暗补习，可怜的孩子在光线朦胧之中，把鼻尖贴到书本上纸头上，像看禁书一样的窃窃读之，两个月下来，一个个都成了近视眼，这近视眼随着官儿的查禁，而一天天加重。
查禁不了
官儿查禁得越紧，补习也越恶性，用不准装电灯的妙法去培养近视眼，不过身体上受到伤害，还不算太严重。严重的是心灵品格上的伤害，使小小年纪，都了解到虚伪的价值，而进一步认为作伪是天经地义的，盖他们最敬爱的教习就教他作伪，而教育的宗旨也更在鼓励他作伪也。
君如不信的话，不妨去问问你所不认识的小学生，问他补习了没有？他准指天发誓说没有。曾有个尾大不掉的人物，遇到有人向他掏粪，他就不耐烦曰：「拿证据来。」拿证据来遂成了挡箭牌。以恶性补习为例，似乎是很难拿到证据。可怜的学生否认，可怜的教习否认，可怜的家长也否认，坐在公堂上的法官老爷如果有孩子在国民小学堂读书的话，恐怕连他自己也要否认。写到这里，我真担心台北中正国民小学堂向法院告我一状。一旦打上官司，我的那位朋友不见得会支持我，届时我阁下恐怕要糟。
孩子们明明是在恶性补习，但他却受到教导，对人要否认恶性补习。我们一面要孩子诚实，一面又要他撒谎──他如果不肯撒谎，后果是可怕的，轻者教习的板子敲到他头上，重则把他打入冷宫，不准他补习啦。于是，每逢补习的时候，就像小偷先生作案，教室里大家暗暗动手，教室外设有特别把风的，一听督学驾到，或一大群好像蓄意不善的反调份子驾到，把风的一打暗号，孩子们就知道大势不好，唏哩哗啦，不需要一分钟，桌内桌外，都恢复原状。咦，美国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先生砍樱桃树的故事，而中华民国却鼓励孩子们欺骗，鼓励之不足，教习焉，校长焉，还带头领导，甚至用板子教鞭狂逼他们欺骗，吁。
国民小学堂的教习中，有一部份是靠补习费贴补家用的，但这只是副产品，主要的还是有事实需要，前文提到的中兴大学堂教习程国成先生，他女儿的老师，是一位刚从师范学堂毕业的漂亮小姐，结婚两年，有一个可爱的一周岁的婴儿。夫妇二人做事，家庭经济颇为良好，一个学生只收三十元补习费，还不够她请朋友吃顿油大的。如果问她意见的话，世界上恐怕没有比她更要反对恶性补习，可是既然干这一行，也只有听这一行的摆布，于是，她比那些可怜的小学生们更苦更惨。
教习所以比孩子苦，盖孩子是被动的，而教习是主动的。孩子像列车，教习像火车头。它必须不断燃烧，不断奔驰。那位有温暖家庭的女教习，实际上并享不到一点温暖，她比她的学生还要起得早，天不亮就爬起来，胡乱灌两口稀饭，就骑脚踏车跑到学堂，恭候那些小殭尸驾到。中午时候，小殭尸们可以回家吃饭，只有她必须留下吃便当，晚上她比小殭尸们回去的更晚。孩子们可以不说话，可以坐在那里打盹，而教习却不得不声嘶力竭的从太阳东升，一直喊到半夜，有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