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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拿回家去密密麻麻的作业题，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都是教习的血汗，为他们出之的。出之不算，还要写钢板为他们印出来。印出来也不算，等孩子们作出之后，教习还要一题一题改。一个人一天一百题的话，一班五十个人，每天就五千题，她要一面吃饭一面改，在学堂改不完，回到家里还要改，大考前两天，甚至要改到天亮。我们介绍的这位教习，她自从生下了娃儿，就没有喂过奶，而且也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从天不亮一直到深夜。她丈夫都看不到她的人影，回家后既不能抱抱娃儿，也不能谈谈家常，反而埋头到堆积如山的卷子上。呜呼，「谈什么恩爱，说什么温柔，把青春年华一笔勾！」这种损失，三十元补习费能偿之乎？最糟的还是要冒着随时被抓的危险，一旦官崽之爪伸到她头上，不但身败，而且名裂，你瞧全国同胞嗤之以鼻吧：「嗨，为了几个外快，摧残儿童。」
校长似乎比教习担的风险还要大，教习一旦被抓，顶多不过解聘，「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在家里住。」尤其是女教习，一个月少拿几百元也饿不死。而校长大人则不然矣，这年头凉粉少而吃凉粉的多，你挤我，我挤你，你没有错，还把你挤得摇摇欲坠，一旦恶性补习小辫子被官儿抓到手里，名正言顺的请你卷铺盖，你还有啥可挣扎的乎？
但是即令如此危机四伏，校长大人也得跟教习「商官勾结」，大力推动他的恶补。盖恶补乃是大自然的趋势，属于上帝的旨意，谁都阻挡不住，连三作牌手提机关枪满街乱跑都阻挡不住。官儿更不在话下，便是换上一换，把反对最力的官儿──好比说换成了台湾省教育厅长吧，别瞧他对恶补深恶痛绝，一旦教他去当国民小学堂的校长或教习，恐怕恶补得还要凶。
弱不禁风
世界运动会自创办到上届东京的一场，中国始终丢人砸锅，有人大惑不解曰：「瘸子里挑将军，中国人口四万万，难道就挑不出一个真棒的呀？」我想这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在三千亿蚂蚁当中，随你怎么挑，恐怕都挑不出大象来也（敬告帽子铺掌柜的，这不过是比喻，非把中国人真当作蚂蚁，请勿手痒）。柏杨先生最不喜欢跟洋大人打交道，不要说打交道啦，就是站在一起，我都满心窝囊，盖他们一个个庞然大物，而我则弯腰驼背，一旦讲起话来，他是往下看，我不得不往上看，一幅「仰承颜色」的图画，使人汗水如浆。吾友孙希中先生，巧小玲珑，爱国心切，外交界老资格矣，他就不希望外放，问他为啥，他曰：「我这么小的身材，周旋于巨木森林之间，真怕丢中国的人。」不过听说他终于外放矣，不知道现在心里是啥滋味也。
其实身材小没有关系，据说身材小的人往往心胸万夫，拿破仑先生就是身材小，却东打西打，打得邻国叫苦连天。不过身材小如果再加上元气不足，就可怜兮兮矣。柏杨先生每和洋大人在一起，常常下意识的瞧他们的胳臂，一瞧他们那隆起而坚硬的肌肉，我就心跳；立刻把荷包里装的一块钱拿到手里，以便他心术不正，见财起意，动手要抢的话，我就双手先行奉上。呜呼，面对着人猿泰山，不要说抵抗啦，就是粗手粗脚，都会把我老人家的肋骨碰断。
我有一位朋友，在满洲帝国做过站长，他告诉我一则故事说，日本这个国家是移民大王，到处乱移。只有碰到中国，算是无技可施。日本曾经详细调查过台湾，发现中国人满坑满谷，把凡是能利用的土地，统统都利用啦。再向满洲帝国调查，也只有「北大荒」──也就是黑龙江松花江三角洲，还可以插足，于是一个有计画的移民开始。吾友曰：「我常在车站看见一批一批日本移民，身材真是矮，可是一个个满面红光，腰干如铁，身材结棍，中国旅客在他们身旁晃来晃去，弱不禁风模样，真好像是一种天生的要被人征服的民族。」
吾友的话丝毫没有夸张，君留意到中国的篮球足球跟洋大人比赛的场面乎，比赛结果，铁定中国输，盖身体不行，跑不动啦，再跑肠子都跑断啦。而为啥身体不行乎？在骨格的构造上，黄种人比白种人先天的就小，再加上中国同胞后天的虚脱，怎能不望风披靡哉。中国和日本一旦有点别扭，我们就破口大骂他们是「矮奴」，其实我们固不配骂也，真正该开骂的是西洋大人，而挨骂的倒应是我们自己。柏杨先生这一生从不跟洋大人吵架，就怕他在我身上找毛病。大人如此，孩子亦然，中国孩子和洋孩子站在一起的镜头，你看见过乎？不知有何感想也。
中国孩子和洋孩子在一起玩，最触目惊心的是我们的孩子神色呆滞，面目焦黄，脖子细长，四肢活像四根麻秆，使人担心随时会折成两截。而人家的孩子，不管男孩子女孩子，一个个两颊红润，大眼睛溜溜发光，活泼得像一只小老虎，左也蹦焉，右也跳焉，对世界无畏无惧。所以我深害怕洋孩子偶一失慎，一个劈空掌真能把我们的孩子的手臂劈断。不要说跑到外国看啦，跑到外国去看，举目所及，全是洋娃娃，不容易比较。柏杨先生在九一八事变前一九二○年代，曾在奉天做过一任差事，奉天乃华洋杂处之地，冬天气寒，室外常在二十度以下，中国孩子上学时，一个个皮帽子，皮袄子，皮裤子，皮袖笼，长筒毡靴，而仍缩肩弯背。日本孩子和白俄孩子上学，皮帽子虽皮帽子，却不放下来掩住耳朵；皮裤子虽皮裤子，却只短到膝盖；下登皮靴，肩背冰鞋，像一群野生小牛，在人缝中奔跑乱钻。看在东亚病夫眼里，怎不又怕又急哉？
东北籍孩子的身体是全中国孩子中最棒的，已经如此；台湾气候乃瘟生气候，体质已很难比得上，再加上后天的恶补摧残，真是更如小殭尸矣。不要说孩子啦，抬起尊眼瞧瞧大学堂的学生吧，有几个虎背熊腰的乎？有一天一位在大学堂当教习的朋友请我小聚，小聚之后，在其校园散步，他提醒我注意女孩子的腿。柏杨先生人虽衰老，心却年轻，最喜欢欣赏女孩子的腿啦，他曰：「看饱了吧？」我曰：「一辈子都看不饱。」他曰：「有何感想？」我曰：「美不可言。」他叹曰：「这不是美不美问题，而是瘦不瘦问题。」呜呼，真是瘦不瘦问题也。孩子们从小学堂就被压榨，心灵上虚伪，生理上萎缩，一直到老，都发育不全。而他们一旦结了婚，他们的孩子在先天上就更脆更弱，生下后再如法恶补一番，三代五代下来，中华民族真要成为世界上最短小的矮奴矣。林则徐先生曰：「鸦片不禁绝，十年之后，不但无可用之兵，且无可用之民。」嗟夫，「恶补不停止，百年之后，不但无可用之兵，也无可用之民。」届时中国国土上布满了衰弱瘦小，两眼无神的蠕蠕动物，哀哉。
一个在教育衙门当官儿的朋友，本人不便降贵纡尊，而教他的秘书老爷打一个电话给我，说我「危言耸听，过甚其词。」我想天下只有四种人会说我在「危言耸听，过甚其词」，第一种是高级华人，有子女在国外，像柏杨先生，孙女儿还小，再等两年，我就送她去美国找她父亲姑姑，入了美国之籍。第二种是高级官崽，把孩子送到美国学校。第三种是没儿没女的。第四种则就是教秘书老爷打电话麻木不仁的官儿矣。不过四种虽分四种，其特征却是一也，那就是不明情况，漠不关心。
耶稣先生摆卦摊
今天报载，台北市有四位国民小学堂教习和一位国民小学堂校长，因恶性补习，被记了一过。站在政府立场，只好如此。官儿抓到倒楣份子，不能不办，也不能大办。前不已言之乎，不要说记过矣，纵是执行枪决，都没有用。君主时代，对叛逆的处罚可以说鲜血淋淋，灭九族，灭十族，一场官司下来，伏尸千具，可是照样吓不住谋反的朋友。无他，利之所在，只要值得，再大再重的赌注都有人敢往上押。事实上现在的恶补已转入地下，站在讲堂上明目张胆的呆头鹅不多矣。不要说官儿啦，就是做爸爸做妈妈的都不知道孩子在哪里补习。
呜呼，某一人家的客厅中焉，孩子们弯着发育不全的小腰，正在猛写，只听笃笃笃笃，有人敲门，一声吆喝，书都收到预定的地方，每人手中立刻塞了一个玩具，然后教习开门一瞧，原来是老张，大怒曰：「你怎么不按照约定的暗号敲？」老张歉然曰：「忘记啦，真对不起。」教习曰：「我的心脏不好，你再来几次忘记啦，我只有住医院。」然后扭头吩咐瞪着大眼的孩子：「快做快做。」噫，吁，嘻，危乎，密哉！恶补好像开赌场（还有一种更不堪的比喻，但却更为恰当，恶补岂不像凑合一批人关起门看春宫电影乎），不过开赌场演电影是怕三作牌抓，而恶补是怕督学之类的官儿抓耳。如果真的凡恶补的一律格杀毋论，恐怕不但锁门矣，简直还要武装戒备矣。
有些恶补的教习已经盖了高楼大厦，我有一个学生，有一天指着一幢高级公寓曰：「那是我姐姐的，五年前她还穷叮当哩。」我曰：「她一定做股票捞了一笔。」当然非也，股票还有赔的时候，而恶补好像耶稣先生摆卦摊，十拿十稳。无怪有些教习老命都拚上，从前不过五、六年级才恶补，现在三年级都开始啦（三年级的孩子才八岁，更惨无人道），凡是不参加恶补的学生，教习都另眼看待──上课倒是按照课表上的，但懂不懂在你。遇到没屁眼的朋友，上课时一味信口开河，而且像从前武术师傅教徒弟一样，啥都教给你啦，却留着最重要的一手不教。
有一则童话上说，太古时代，老虎身体太笨，转动不灵，眼看要活活饿死，就去拜猫先生为师，请他教两下子。猫先生就教他啦，怎么跳高，怎么奔跑，怎么捕捉其他小动物。等到毕业之后，老虎一想，该教习没啥了不起，把他吃了算啦。于是，照着教习就是一扑，说时迟，那时快，猫先生只一闪就上了树，老虎生气曰：「老师老师，你怎么不教我上树呀？」猫先生曰：「老弟，幸亏我留一手，否则惨矣。」有些学堂教习，就是留着上树的一手，他当然不是怕学生把他吃掉，而是那一手除非你缴了恶补费，在另外一个场合他才教。否则孩子就是国民小学堂毕了业，也弄不清啥叫繁分数，不要说考初中啦，在菜摊上卖菜都不够资格。
报上有一篇文章，谈的也是恶补，他说称之「恶补」不对，只不过是过度补习罢啦，他的治本之法是：延长义务教育。我想「过度」未免是打马虎眼，故意减轻问题的严重性。一个孩子晚饭后做功课要做到十二点或一两点钟，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