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 第697节

　　　
　　　　　李怡：举个例子？
　　　
　　　　　柏杨：你能说天安门上那些大人物，他们不爱这个国家？但他们却用无穷内斗的方法来爱。一些朋友常说：「我非常爱我的国家。」我说：「你不要再爱了，这个国家不能再爱了，再爱就爱死了。」你得用理性的方法去爱才行！你随地吐痰、到处脏、乱、吵、窝里斗，然后跑到台上去喊一句中国万岁！你不是爱国，而是害国。只要你不替国家丢人，不伤害这个国家，就是爱国了。中国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爱国的人，可是世界上最愿意当外国人的，却又都是中国人。
　　　
　　　　　李怡：还有一种毛病，就是孙中山说的一盘散沙，不合群，跑到外国也一样，爱搞窝里斗，最近有人担心民进党似乎也有类似的问题。
　　　
　　　　　柏杨：窝里斗既不可避免，我们应研究如何适应它，如何处理或因应斗了之后的新形势。哪个民族没有窝里斗？但是不同的意见经过表决后，就应该照最后的决定去做。
　　　
　　　　　李怡：换句话，是一个民主程序的问题。
　　　
　　　　　柏杨：孙中山先生说过，外国人做事看合约，中国人做事靠承诺。外国人照合约上面的规定一条条地办，中国人却什么都可以商量。但问题是：中国人早就没有了这种「承诺」的美德了。现在不只是完全要靠合约，有时连合约都不算数。
　　　
　　　　　李怡：不过香港还是非常重视合约的。法治社会，先小人后君子嘛！
　　　
　　　　　柏杨：我倒希望香港这个文化上的优势，将来能影响到中共。
　　　
　　　　　李怡：我看情形可能正好相反，是大陆的「承诺文化」影响香港的「合约文化」。
　　　
　　　　　柏杨：真是中国人的不幸，永远是进一步，退两步。
　　　
　　　　　李怡：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认为对中国文化应该有所反省？
　　　
　　　　　柏杨：写杂文的时候。但是直到坐牢后，才真正彻底领悟到文化问题是根本问题。我们的文化缺少平等、民主、人权这些最高的思想指导原则，所以会永远打打杀杀，永远走不出一条路来。
　　　
　　　　　我常想，中国人并不是一个友善的民族。我们老说中国人爱好和平，不知道根据什么？这跟历史的记载，恰恰相反。不信你借打电话试试？问问路，或打错电话试试？
　　　
　　　　　李怡：中国人缺少一种民族的包容性和宽容性。上期我们访问王正方，他也特别强调这一点。那么你是坐牢以后哪一年开始写《中国人史纲》？
　　　
　　　　　柏杨：第二年，大约一九六九年，以后就一直没有停。而且越整理越肯定问题是出在文化上。因为两千年以来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变，一直在平面上循环。人性千古不变固然不错，但是连想法、方法都千古不变，这就很奇怪了。
　　　
　　　　　李怡：你做历史工作，除了想在文化上作反省外，还有什么希望？
　　　
　　　　　柏杨：想找出证据……
　　　
　　　　　李怡：证明中国人不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大笑）？
　　　
　　　　　柏杨：你说嘛！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人是不是真的蛮不爱和平，蛮不友善的？
　　　
　　　　　李怡：大陆尤其是，香港可能好些，有礼貌些。
　　　
　　　　　柏杨：昨天有个朋友开车接我，在路口要转弯，旁边正好有辆计程车也要弯，结果那辆计程车竟示意我们的车先走。这在我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可能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事，让我大受感动。
　　　
　　　　　李怡：这个很简单，现在我容忍你，将来你容忍我嘛！
　　　
　　　　　柏杨：有些人偏没这种认识。将来？将来是什么时候？如果将来人家不容忍我，那我现在岂不是吃了亏（笑）？
　　　
　　　　　李怡：不过现在香港的问题是，将来如果受到中国的影响，这方面的容忍性是不是会受到损害？很多香港人已经开始担心这个问题了。台湾方面，你认不认为反对党出现后，会慢慢发展出一个互相容忍的文化？
　　　
　　　　　柏杨：不但会，而且现在已经开始。比方蒋经国，他关了我十年，我没理由说他好，但他就肯这样宣布：「凡是攻击我私人或蒋家的言论，不要处理；我都没发脾气，你们不要管。」不管他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这是一种容忍，而且反而使那些攻击他的言论效果减到最低。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如果整个台湾这种容忍的取向，能继续维持一、二十年，将来一定会发展出一个中国从来没有的文化。
　　　
　　　　　李怡：能不能说说你未来的写作计划？
　　　
　　　　　柏杨：再三年半完成《资治通监》之后，我打算写一本回忆录或自传，把我这一生半个世纪的经历写出来。
　　　
　　　　　李怡：能不能现在用最简单的方法大致说说？
　　　
　　　　　柏杨：我是一九二○年军阀时代出生的，当时国民党还是个很弱的党。但是我们北方人从父老到小孩，对国民党都非常景仰和崇拜。
　　　
　　　　　李怡：你是在哪里出生的？
　　　
　　　　　柏杨：河南开封市。北伐的时候我只有七、八岁，那时国民党势如破竹，进城的时候虽然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话，但是那种向往之情，现在记忆犹新，以后就开始接受国民党的教育。
　　　
　　　　　李怡：抗战的时候十七、八岁，中学念完了？
　　　
　　　　　柏杨：没有，高二。那个时候非常崇拜蒋委员长。托尔斯泰曾说，如果有人行刺沙皇，他一定以身相保！当时如果有人行刺蒋委员长，我也会用性命去保护他。
　　　
　　　　　当时我在武汉当兵，蒋委员长来检阅过我们的部队，我也当过他的仪队。现在想来，也并不后悔当时加入了国民党，反正那时候也只有这么一个党可以加入，没得选择嘛（大笑）！但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越发腐败，蒋中正身上那种以「圣君」自居的想法大肆发作，我也开始对他失望……
　　　
　　　　　李怡：能不能问一下你那时的阅读兴趣是什么？
　　　
　　　　　柏杨：多半是鲁迅、巴金、老舍的书。国民党那时候没什么书好看，一切只看枪杆子，比较之下，共产党就懂文学、艺术得多了。
　　　
　　　　　李怡：抗战之后呢？
　　　
　　　　　柏杨：抗战中期，我到四川省三台县念东北大学，思想从那个时候开始转变，也开始对国民党，尤其对蒋中正的膨胀和封建，不能忍受，他老是自己订的法律自己不遵守。就好像他是公司的老板，他规定墙角不许撒尿，他高兴起来就往墙角撒一泡，好表示他是这家公司的老大。我觉得真是既肤浅而又愚昧。抗战结束时，我就知道这个人没有能力统治国家。
　　　
　　　　　李怡：你是东北大学哪一年毕业？
　　　
　　　　　柏杨：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以后。
　　　
　　　　　李怡：写作呢？哪一年开始？
　　　
　　　　　柏杨：写作是到台湾之后才开始。
　　　
　　　　　李怡：为什么去台湾呢？
　　　
　　　　　柏杨：无路可走啊！我在东北办报、教书，共产党一来，就跑到北京，但一到北京共产党又跟着来了。中国人实在可怜，永远是在坏与更坏之间做选择。当年共产党进城的时候，如果有个招待所或收容所可以收容我们，说不定我就留下来了；但也不一定，那时候我对独裁政权满怀厌恶和恐惧，心里想，只要跑到自由地区，可以在街边摆个摊子，只要有自由的空气，到哪里都可以。
　　　
　　　　　李怡：四九年到台湾后，开始是做什么？
　　　
　　　　　柏杨：刚开始在一间中学教书。由于我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老干部，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在台湾成立后，就被引进工作。至于写作，是从一到台湾就开始。在东北曾经看到、听到很多俄国人接收时的残暴情况，心里有很多感慨，所以开始写小说，一写十年，从初期的反共小说逐渐转为社会小说。
　　　
　　　　　提到反共小说也好笑，我在绿岛坐牢的时候，隔壁就是警备司令部绿岛指挥部，图书馆里就有我的一本小说。有一次班长喀啦一声开了门，大声问：「郭衣洞，我在隔壁图书馆看到你的小说，是你写的吗？」我说是。他说：「是反共的呀！你怎么来这里坐牢？」我说我不知道（大笑）。班长走后，一个难友说：「你知道你为什么坐牢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我知道。」我问他怎么知道，他说：「这是报应呀！你反共所以要坐牢。」
　　　
　　　　　李怡：杂文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柏杨：离开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到《自立晚报》后。那时大家都说我小说写得不好，不好就不写嘛！改写杂文，谁知道这报酬可大了──十年牢狱。
　　　
　　　　　李怡：坐牢真的是因为「大力水手」的漫画出事吗？
　　　
　　　　　柏杨：「大力水手」只是导火线，杂文是主因，是一种累积的，算总帐结果。
　　　
　　　　　李怡：审讯的时候有没有把杂文拿出来？
　　　
　　　　　柏杨：当然有，而且立刻就拿出来了，特务每天看它，在书上画线，一面画一面问：「这是什么意思？」
　　　
　　　　　李怡：现在杂文是不是又可以继续卖了？
　　　
　　　　　柏杨：可以，而且很畅销。这当然是好事，可是想想，经过了三十年，书还是一样畅销，这表示什么？表示社会的问题还是一样，还是没有解决，真是可悲。
　　　
　　　　　李怡：《资治通监》是一个月出一本吗？
　　　
　　　　　柏杨：过去是，现在打算一年出十本，太累了。上次倪匡到台北，打电话给我，问我现在怎么样，我说累得像猪一样，他说你连猪都不如，猪哪有活得这么辛苦的（大笑）？不过我心里倒是很愉快，能够给古人一个生命，让他们再活起来，我认为很有意义。
　　　
　　　　　昨天和香港的代理商聚会，他们说《资治通监》在香港销三千本，《丑陋的中国人》在香港销一万二千本左右。我这个大厨师炒的菜有人愿意吃，确实令我有一种感谢之情。
　　　
　　　　　李怡：最后一个问题，比较一下台北和香港的记者吧！
　　　
　　　　　柏杨：这倒有趣，前天晚上电台小姐请我吃饭，有个记者也问我：香港的电台、电视台和台湾的有什么不同。我说当然不同了，因为台湾的电台从来不访问我（大笑）。每次有记者要访问，我都说不行，他一定说行，结果果然播不出。报纸也一样，比如柏杨名字就不能在《中央日报》出现，连广告都不行，《香港时报》也一样。所以我平时不接受访问，何必大家为难呢？
　　　
　　　　　李怡：你的文章《联合报》也不登吗？
　　　
　　　　　柏杨：当然不登，但广告可以。
　　　
　　　　　李怡：所以文章最高是可以到《中国时报》。
　　　
　　　　　柏杨：对，《中国时报》是一份开明的报纸。提到广告，《中央日报》社长、副社长都是老朋友，《通监》发行时，我打电话给他们，说我起个稿，你看了再说好不好？他说不必看，看了有什么用？他说，他当然知道没问题，但是婆婆太多，管的人太多，他这一登，电话马上都来了。我刚出狱时，星光出版社送了一份《中国人史纲》广告稿给《中央日报》，结果连接广告的小姐都几乎被撤职，认为她接这广告没有政治警觉，害得她哭哭啼啼到处求人说情，使我深感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