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没完全忘记的当地土话和官话与人交谈，得知这个县的工矿企业白糖厂第二个倒闭后，其他的就像多米诺骨牌已全部倒闭。支撑地方财政支出的不得不靠微薄的农业税和三十年前知青垦荒时种下的苗木到现在还能卖得的一点点钱。还有人告诉我：在这个人口不足二十四万的小县城，居然有七千多人吃皇粮。
（教师就有两千多）听后不由人不瞠目结舌。要维系如同麻雀大小的躯壳却有着河马内脏的机构运转，小农经济是绝对支撑不了庞大的上层建筑花销的。这如何是好呢？又有人告诉我，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县太爷每年都得跑到长沙像弱智儿嘿、嘿、嘿地傻笑着跟在省长屁股后面伸手要钱。再深入一点打听：凡到这里来工作的县太爷们，一个个镀了三五年金后，都喜滋滋地像矮子爬楼梯步步高升外调了。
我在心里琢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屁股没把椅子坐热，百姓没有脱贫，地方经济没搞上去，就挪窝走人了。如果把挪窝走人的县太爷比喻为一只猫，或许这只猫正在虚心地学抓老鼠。
但令人费解的是：老猫们为什么不教会这些小猫们抓老鼠并督促他们抓老鼠呢？这些猫一旦被视为宠物，就再不会抓老鼠而变成只会吃浑腥的猫了。
翻山越岭到了生产队，我并没有急着进村，我绕着我熟悉的每一块田地，俯身细细地察看禾蔸大不大？壮不壮？种了冬小麦没有？这样，我便能判断今年的收成好不好。突然我发现，山边有几块冷浸田，根本就没有耕作过的迹象，只有草在风中摇曳。
这是分给谁的田，怎么能够把田都荒了呢？这简直令我气愤！
我环顾四周的山，树全砍光了，像十八罗汉匍匐在地上，所见是大小不一的光头。只有突出的岩石，在太阳光下各有奇姿，各具妙色。我在心中哀叹：“鸟崽、野鸡、兔子、麂子……还活得下去吗？难道都要像我们‘回城’一样另谋一条生路吗？”原本以为，那些山与山接壤大片大片的荒地早已被开垦利用，或许是横直成行的橘林、柚林，或许是种上了别的农作物。没想到依然是“涛声依旧”。我嘘了一口长气骂道：真是一群活该饿死的懒东西！
进村，几条狗在冬日暖洋洋的阳光下趴在地上困觉。听到我的脚步声，睁开眼见我悠悠闲闲不像“蛮子”，又闭上了眼睛。
几堆人蹲在地上，聚精会神地在玩画在地上的格子棋。与其说是在下棋，只不过代替棋子的是小树枝或小石头瓦渣。每人面前都摆着几张皱巴巴的角票和几枚硬币。所以谁也没注意我的到来。
“我回来啦！我回来看你们来啦！”我大声喊着。嗬哟！我的乖乖，下棋的人霍地都站了起来，家家门口都探出脑壳。顷刻，这个小山村几要沸腾起来。乡亲们簇拥着我，我首先走进师傅的家。我把带来的糖果大把大把地分发给众人，我给大家敬烟。小孩子得到糖，眨着眼睛好奇地望着我，怯生生地把糖放入口中，然后欢呼雀跃起来。我握着每一个人的手，亲切地问：“师傅您好？伯爷您好？伯娘您好？嫂子您好……”师傅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木讷的脸上抽搐着竟咽咽哭出声来。师母见我进来，先是干瞪眼急搓手茫然不知所措，见师傅哭，她也伴过来拉着我的手哭。受他们男女声二重哭的感染，一个皆大欢喜的场面，竞被哭声所替代，我也簌簌落下泪来。
生产队的人都来了。在我的面前站着的百十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注意到没有一人穿了件像样点的衣服。不少的人在这冬日里，脚上袜子也没穿踏着双烂巴鞋。我还注意到，这里依然没有通电，从我师傅家的摆设来看，可以说没有一样东西与现代物质文明沾得上边，还是我回城时的那个老样子。当我得知他已经是八个孩子的父亲时。我开玩笑说：“师傅，你那根老杆杆真雄哪！”大家才破涕为笑。
记得我离开时，一些穿开裆裤的伢子妹子，当我叫他们名字问他们时候，他们一个个都很骄傲地伸出三个手指或是摊开巴掌告诉我，他们已经是这个数的父亲或母亲了。我问他们：“难道你们这里不实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国策呀！”其中一个叫五崽的脱口回答我：“计个卵？我们又不吃别人的。人多力量大。
这是毛主席说的。我天黑困觉。想搞就搞。“面对这样一群被我视如亲人而又顽固无知的蠢家伙，我只有深深感叹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习惯势力的可怕。
这里四面是山，山峰一个连着一个，远望全是苍黑的岩石。
我脑中突然闪出个比喻：这一个连着一个的山峰，真如同一道天然的“马其诺防线”。这道“马其诺防线”，不但阻隔了党中央声音的传播，阻隔了改革的东风、西部大开发的春风的吹入；同时也牢牢地圈住这里的人们在这块窄小的天地里不敢逾越，心甘情愿地过着一种与世无争自认为只要“锅里有煮，胯下有杵”便是快活的生活。我如果不是从这里走出去，现在我又从外面走进来，我绝对不会相信在我们的国家，竟还存在这样落后贫困的死角。
我这次来虽是“杀猪还愿”，但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把老庚接到我的店中干些粗活。我觉得他虽然笨，只要我手把手带着他，我相信他能干好。他为我干活，至少我不会像请别的帮手一样，事先总要像美国西典军校的教官对学生说：“请不要偷东西。
请不要作伪证。“那么，我就要少操很多心。说不定大家看到老庚像印地安人，以为我像有些豪华夜总会请了不少黑人来当堂倌当招待一样，也请了个”外援“来刺激生意。
平常，有顾客买一两件或者更多的啤酒饮料，都是我用三轮车送货上门。我早就想请一个帮手，一直不如意。这种差事，我也找过我认识的几位下岗工人。他们除了向我喷一肚子牢骚的泡沫后都是摇头婉拒。他们情愿晒太阳，情愿打麻将，情愿钱输光了，可以输衣、输鞋、输被子，就是不愿干活。所以我请的员工都是乡下人。请乡下人，最令我头痛的是语言难以沟通，常常出差错。
有一次，我请的一个“帮老倌”，把人家买了办红喜事的酒水送到办白喜事的家里去了。（无巧不成书，恰好两家都在我的店中预定了酒水）两位买主找了我理论，我找来“帮老倌”一问，他操着“外语”还逞能说：“我以为红喜事就是白喜事，白喜事就是红喜事，都是喜事嘛！”话没落音，就被其中一位买主扇了两耳光。我这当老板的少要了百把块钱，还讲几箩筐好话两位买主才放我一马。“帮老倌”挨了打赚了一场哭；我赔了钱赚了一场笑；两位买主占了便宜赚了一场气。
老庚也是四十大几的人了，光棍一条。如果以后每月我给他几百块钱，再给他一间房子，和他访一个少条胳膊或者少条腿的，抑或少一只眼睛少一只耳朵的也行，凑合成个家（寡妇是绝不会嫁给他的，因为他太没看相了）。我相信，一个男人总会找到属于他的女人。在老庚的眼里，女人嘛，两头不同，中间相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吃饱饭后能和一个女人抱成团困一觉，就是去死也值！如果不让他尝尝和女人抱得一团困觉的味，这蠢家伙有个爱好就是用手来满足性发泄。有一次在山上砍柴，这家伙又发蠢了，躲到一棵大松树背后，呼哧呼哧累得满头黑汗，隔了不久，他大声叫我：“老庚，快来看，我这杆枪射出的子弹打死了几个蚱蜢子。”我跑过去一看，还真有两只蚱蜢子负了伤。
这次到生产队，惟独没见着他。细细询问师傅，才知他云游四方吃千家饭去了。后来又和一个被赶到深山老庙的麻风婆混到了一块。责任田分到人后，他没有钱，雇不起牛耕田，买不起种子化肥，与麻风婆混到一起后，村里人躲他、骂他，把他逼上了一条绝路，同时又是一条活路，他讨饭去了。我看到那几块长草的田，就是分给他的。
我在心里默神：难道这里的大队党支部也瘫痪了？师傅是党员呀！
我们不妨让时光倒退三十多年。那时师傅体健如牛，生产劳动百里挑一，革命热情烧得铁红，口里唾沫淹得人死。这些别人很难兼有的条件，时间终于给他带来了机会。他被公社分。旨政工的书记看中，入党，那只是书记一句话的问题。入党后，他便当上了生产队长还兼了大队治安主任。我到了生产队后，当然别无选择地给他鞠了三个躬拜他为师。他乐得眉开眼笑，知青拜师毕竟是回新鲜的事情。
我天生一副下力的坯子。跟他学了一两年后，如果论本劲，我挑得三两百斤；讲手上功夫，我一日插得亩把田，其他样样都捡得起放得下。那时，我在山上打死两只山老鼠或在树上掏得几个鸟蛋，也要提到师傅家，让师母炒上一碟，晚上我师徒俩喝上几蛊。
谁知当革命火到恨不能一夜之间把阶级敌人全部打倒，恨不能一夜就实现共产主义的年代，人的人性也就完全泯灭了，因为人世间一切的一切是不能和革命相抵触的。一天晚上，大队开斗争“四类分子”大会，出身不好的也要参与陪斗。在我们这个小山村，都是贫下中农，只有我的出身邋遢。于是我被我的师傅，亲手用浸湿了的棕绳绑了个牢牢实实，押往大队部参与陪斗。毛泽东说过：“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实在是想不通，我实在是有很多话要说。但是，我只要稍加辩驳，莫说丢命，肯定会被打得骨头散架。我老实得像条狗，要我低头，我把头低得能和胯下的“小兄弟”亲吻。台下火把汽灯照得通明，我师傅带领众人革命的口号喊得满山回荡，旁边的“四类分子”，全都在杀气腾腾的口号声中像发了虐疾在打摆子筛糠，全都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却在悄悄地安慰我的小兄弟：“今晚我只要保住了命，你莫看我现在这副窝囊相，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的特长去弥补一个女人的漏洞。保证不会让你像公公、和尚的那个东西，永远只是个废物。”罚我站，我时不时一只脚站，师傅问我为什么，我说：“报告治安主任，昨天上山打柴，脚给竹签子戳了。”说完向他把鼻子眉毛一挤，他以为我对他笑。此时此景，我还能对他笑得出来吗？我实实在在只是对他把鼻子眉毛一挤，这纯粹是一种下意识举止，自己也搞不清把鼻子眉毛挤在一块是什么鬼样子。后来对镜一看，才看到那是笑不像笑，哭不像哭的鬼样子。真没想到，这一招竟使我的师傅，堂堂的大队治安主任在主持如此严肃的批斗大会上失态笑出声来。笑声抹煞了贫下中农对我的忿恨。毕竟全大队的人都认得我，我有几根眉毛胡子他们者数得清清楚楚。全大队的五保户和不少人都得过我的劳动力，所以大家也没动真格的。炎炎之夜，有人还敢给我两碗水喝。熬过了那一夜，总算能哼着“命运交响曲”回来。
后来，我多次借喝酒的机会谢我的师傅。他当然不知道我要谢他什么。真的，我要感谢他的冷酷绝情，使我真正悟出了一个男人身上要有“忍”和“妥协”这两门功夫。“韩信带兵，多多益善。”这是对他的领导才能的夸奖：“韩信能受胯下之辱”，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