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锵锵三人行-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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锵锵三人行-文化圈- 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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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你去看看,写得非常好,他写“五四”的质感,“五四”的味道,那种气味。

    窦文涛:什么气味?

    陈丹青:他说那会被子闻闻都是香的,乡下出来的青年,跟乡下的女人告别,然后到城里念书,后来也就杀头了,干革命了,变成乱党了或者怎么样,这里边都有一种清贞,“志气清坚”——这是他自己的词。我都能感觉到,因为我家里有一半亲戚在浙江,我小时候看到浙江的青年也爱长衫,也爱把围巾这么一弄,只是不是“五四”那个时代了,可是讲话非常有礼貌,刚烈,做事敢担当。“五四”的青年说走就走掉的,说干什么事儿他真去干,说暗杀就暗杀,说造反就造反,说读书就读书。

    今天的人没有热血去“信”了

    窦文涛:你说那时候的人刚烈,我就记起胡适说他上过一个中国公学,因为这个学校老办不成,有志办学的人就跳水自杀,说我要唤醒国人办学校办教育。这事儿今天的人很难理解,至于吗?再说章太炎,清政府伙同巡捕房的人来抓他们,小年轻邹容跑了,章太炎挺身而出,说“抓我吧,好汉做事好汉当”。进了监狱之后,他还给邹容小友写了一首诗,那意思说别跑,回来受难。结果邹容看到之后,还真就回来了,坐牢!

    陈丹青:还有谭嗣同。我后来看《走向共和》,它给了我一个感性认识,就是谭嗣同当时在军机处上班——军机处的房子现在还在,其实就是国家的军事官员,等于现在我军参谋部的一个人。可是他呢,多壮烈!他说改革总要流血,那我做流血的第一个人。

    窦文涛:而且这些人出身都还是士绅家族,贵族子弟,谭嗣同是清末“四公子”之一啊。

    许子东:关键是那代人他真信那些东西,他强烈的信,不管民主也好,自由也好,他信!因为他信了这个,所以就不信原来那些礼教、伦理、裹小脚、辫子什么的。而且他不仅是道理上信,还相信他做的这个事情会使得他信的东西得以实现。今天的人呢,第一,“信”就已经成问题了;第二,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很好,可是我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帮助它成功,已经没有热血去信了。

    陈丹青: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今天的人他不信?为什么再也没有“五四”人的那种——

    许子东:因为他发现他是不可能(改变)的。

    很好,最近二十年,孩子们学乖了。什么都可以做:跳舞、唱歌、吸毒、堕胎、考试、升学、赚钱……都没关系,都很好,但千万不要救中国,千万别去闹革命。是的,是你们,在座的孩子们,总算被迫或者主动摆脱了九十年来救国与被救的轮回,人人做个乖孩子,学会顾自己。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大讽刺、大失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伟大寓言,被孩子们彻底看穿了、抛弃了。

    ——陈丹青《文学与拯救》

    陈丹青: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五四”的后果,至少是一部分后果。“五四”的人不会想到九十年以后,同样是青年,同样是文人,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我没有理由谴责今天的人没有理想不敢担当,或者怎么畏缩怎么犬儒怎么世俗,因为我们几代人承受了一个“五四”带给我们的后果。

    窦文涛:文化激进主义。

    陈丹青:我们没有回到“五四”的起点。你说今天再发动一场“五四”?第一,已经没人信了,没那个激情了;第二,还是科学与民主吗?

第二部分 第22节:陈丹青:我们都活在“五四”的后果里(10)

    窦文涛:现在不是有些愤青反日什么的,他们算吗?

    许子东:表面上看那是很像的,还是针对日本,还是批评我们现在有些软弱,对不对?表面上很像——

    陈丹青:不能比啦,跟那会儿那股气不能比。那会儿有担当啊,那会儿是自发的。现在都是怎么去的,大家都知道;怎么去烧诗经,扔鸡蛋,游行,游完了又怎么样?跟那会儿不可同日而语。

    窦文涛:哎哟,我记得有一个烈士,叫什么名儿我忘了。好家伙,那时候他知道清朝的酷刑,要千刀万剐的,他去刺杀那个巡抚都督,完了之后被人把心肝剖出来煮了吃了。

    陈丹青:徐锡麟。

    窦文涛:对,徐锡麟。他明知道这样,还去刺杀。

    图四:徐锡麟(1873…1907),绍兴人,安徽巡警学堂堂长。

    1907年7月6日,徐锡麟乘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用短枪击毙安徽巡抚恩铭。当晚被害,终年34岁。

    陈丹青:徐锡麟是体制里的,等于当时清军里的中层干部。

    窦文涛:中层干部啊?(笑)

    陈丹青:对,亲自去做暗杀计划。还有汪精卫年轻的时候,“引颈成一快,何负少年头”。

    窦文涛:汪精卫老婆叫什么来着?陈璧君吧。我那天听一故事,说本来俩人就是革命同志,不谈恋爱的,但是汪精卫明天要去行刺,陈璧君仗义,行!今晚上咱们睡一回,送你去壮烈——

    许子东:革命女性!(笑)

    窦文涛: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现在我感觉啊越活越胆小了,就像你说的“犬儒”;我不知道犬儒什么意思,但我觉得我就很犬儒,就想着收敛起来,偷偷摸摸的,不要暴露你的个性。

    许子东:也许现在就叫盛世。那个时候乱世啊,乱世出英雄,盛世大家就做——

    窦文涛:狗熊嘛,嘿嘿。

    许子东:不是,是做幸福的老百姓嘛。(笑)

    第一个被劫持的五四人物

    许子东:刚才讲“五四”好多人,都是一个太太在家里,外面再另找个爱人。胡适其实也是,现在他们考证出来,说他爱上了当初结婚的伴娘,一个叫曹诚英的女的,结果江冬秀拿一菜刀威胁他,后来就算了。最近余英时又考证出他跟美国一个女子通信很多,这个美国女子是他老师的夫人,杜威夫人。

    窦文涛:啊?

    许子东:是胡适喜欢她在前,杜威娶这个女士在后,所以是杜威娶了胡适的某一个情人。

    窦文涛:杜威的“实用主义”就看出来了。(笑)

    陈丹青:变师母了。

    窦文涛:他们说胡适早段跟后段也有点不一样,最初胡适主张要争个人自由,你先不要管国家自不自由,先要有个人自由,因为一个国家不可能在一帮奴才手下——

    陈丹青:我跟你说,胡适就是“五四”第一个被劫持的人。

    窦文涛:劫持?

    胡适的知识背景是英美那一套,后来又与国民政府合作,所以他的革命性全部不算,变成反动派;陈独秀因为二十年代末不服苏联的管制,既被共产国际抛弃,又被中共党内打击,所以他的革命性也不算,连创建共产党的功劳也不算。

    ——陈丹青《民国的文人》

    陈丹青:白话文运动就是啊,还有自由主义……我这里讲个小故事很有意思,就是傅斯年和胡适的关系。胡适1917年到北大任教的时候,才27岁。当时顾颉刚在他班上,大概20岁还是21岁。傅斯年比顾颉刚大一两岁,教授都很喜欢傅斯年,一个才子。顾就去问傅,说我们哲学系来了一个年轻教授,刚从美国回来的,我们要把他扳倒——他们此前有过例子,有个哥们儿讲史前史什么的讲得不好,居然就真扳倒了。

    窦文涛:是吗?还搞学校内部斗争呢?

    陈丹青:对,当时的师生关系是这样子,二十几岁的学生会来挑教授,看你怎么着,不行就条子递上去,把你问倒,然后跟学校汇报说这人可以走,有这样的事情。结果傅斯年去旁听了胡适的一堂课,听完以后跟底下这帮哥们儿说,慢一步,这个人有道理,学问未必那么多,但是他有新方法。后来他就转到胡适门下了,胡适十多年以后还专门在北大一个纪念会上说,傅斯年当时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才让我在北大站稳脚跟。

第二部分 第23节:陈丹青:我们都活在“五四”的后果里(11)

    图五:傅斯年任北大校长时与蒋介石合影

    傅斯年(1896-1950),历史学家,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五四运动爆发时,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

    许子东:胡适当时在杜威那里考试没过关,哥伦比亚大学的考试没过关,所以胡博士胡博士是假的。后来在中国出了大名以后,才给他名誉博士。当时顾颉刚他们事先策划好了,说他用英文写什么中国哲学史大纲,这不是胡闹嘛,蔡元培还给他聘书!结果傅斯年来了以后,一听胡适的课,按我们广东话说“有料,有料”,因为他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后来这些人还真的拜到他门下了。

    窦文涛:我昨天还看了一段顾颉刚跟章太炎的事,反映那个时候留洋回来的一种学术风尚。章太炎是国学大师嘛,顾颉刚算是他徒子徒孙辈的,从欧洲回来之后,受了西方影响,就跟章太炎讲,什么东西都要重实证,亲眼看见的方可作实。章太炎听着很不耐烦,就问他,你有曾祖父吗?顾颉刚说,老师,我当然有曾祖父了。章太炎说,你见过他吗?(大笑)刚才丹青兄说的一个词值得寻味,说很多人被“劫持”了。我就特别有体会,比如鲁迅,到现在我才知道他文言文也写过,白话文也写过,他这个人是多方面的。可是我小时候还没看过鲁迅的书,听到的一句话是:鲁迅的骨头是硬的!甚至我小学中学的时候一度还以为鲁迅是一个类似于黄继光的人物,骨头硬嘛,革命斗士!(陈丹青大笑)

    陈丹青:胡适被劫持在哪儿呢?1956年以后,全国展开胡适批判运动,整个文本加起来有四百多万字,可真正罪状估计只有一条: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说:“我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而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都是鲁迅的崇拜者。他们不清楚鲁迅晚年对左联的深刻失望,就像鲁迅不知道日后的延安发生了什么;日后的延安,那些整风过后幸存的青年又哪里想到后来进城做了大官,或大右派,而毛泽东自己也未必想到解放后会坦然语告:鲁迅要是活着,不是沉默就是坐班房……

    ——陈丹青《文学与拯救》

    窦文涛:这是胡适提出来的。

    陈丹青:对,这是罪状啊。可你现在想想,这话多对呀!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窦文涛:你说当时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自觉是个什么人呢?有革命战士的任务吗?还是觉得自个儿就是个学者?

    陈丹青: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相信是这样子,舍我其谁。

    许子东:到他们为赵家璧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时候,胡适、陈独秀就有不同论法。陈独秀说,假如不是我们当时这样做,因为时代发展的需要,也会有人这样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胡适就不同意,说要不是当初我们几个人挑头做这个事,也许会延个二三十年,也许变化会不一样。那时候已经暴露出两个人的历史观是很不一样的。

    窦文涛:你看这个名字就能决定命运,“胡适之”,你发现没有,什么人都合适,我的朋友胡适之嘛。这个人对任何一个人,小到一个小学生给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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