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去城里卖马肉去了。村里人发现后都骂那个老头儿不算人。 “还有一个人给我印象也很深，他的名子我忘了，他是从安徽逃荒来到新窑子落户的。我们去的时候他的背上和运动员一样缝一块白布，只不过写的不是号码，而是地主分子四个大字。其实那人很穷，也很老实，人也很好，村里人虽然不恨他，但也不敢理他，我们也不敢和他说话。总之，新窑子人都特别好，至今我还记得慧江、八姓和猴蛋们的模样。” 1969年底，武建华和宋宪立一起回到北京过年。他们本来想多待一段时间，但双方父母总是问他们什么时候走。因为那时的粮食是按人口供应，家家户户都不够吃。于是，他们一个月后匆匆返回了新窑子。不久，林爱军、王雅楠、刘士荣、蒋凤玲也回到了新窑子。从此，他们六个人一直坚守在村里，接受着所谓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70年初夏，公社为了照顾他们，并把他们集体调整转插到延安县柳林公社三十里铺大队和高坡大队去了。他们在那里耕种收割又是三年有余。 1973年初，武建华为了一个女同学，又转插去了山西省翼城县中卫公社南史庄大队。在那里，他们苦中有乐，享受着初恋的滋味。不久，他们先后招工进了县城，各自都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1977年，他们建立了美满的小家庭，度过了难忘的新婚之夜。1979年，他们一心想调回北京，苦于找不到单位，通过表哥的帮助，终于在河北永清县找到了接收单位，并在一家并不景气的县级工厂又干了整整三年。 1981年，他爱人去了河北另外一个城市工作，武建华按照母亲的意愿辞去工作，回到北京准备顶替母亲退休后的那份工作。没有想到的是，按工龄推算，母亲只能办理离休手续，而且国家规定离休不得顶替。当他得到这一消息后，迅速返回工厂要求恢复工作，无情的工厂却把他拒之门外，不予恢复。从此，武建华彻底丢掉了自己的铁饭碗，成为一名无业人员。
2003。6。17 于北京永定门外郭庄头条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宋宪立 1
宋宪立，男，1951年6月21日生于北京。北京92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他和同学们在北京火柴厂参加劳动的时侯，接到了去延安插队的通知。当时他父亲是北京市邮政局南城区局局长，被打成当权派隔离审查，母亲独自在家照顾着四个孩子的生活。 宋宪立说：“当时我有哮喘病，本来不想去插队，结果宣传队来学校宣传说，‘延安是革命圣地，那里果树成林，牛羊满山，瓜果梨桃随便吃。’我心想毛主席也在延安待了13年，那里肯定差不了，加上侯俊和邢燕子们在报纸上的经验介绍，我更加坚定了上山下乡的信心。于是我主动要求去延安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报名后我和同班同学王学志赶紧跑到永外派出所，每人花五分钱注销了户口，没几天便领到一张乘车证。” 1969年2月3日清晨，宋宪立和上高一的二姐将自己的木箱子搬到了人山人海的北京站。上午10点钟，他挤上专列并和满面泪水的二姐挥手告别。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独立的人生道路。他去延安不久，收到二姐的来信，二姐也被号召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 宋宪立说：“我们是在北京站一站台上的车，当时站台上挤得满满的，凡是女的几乎都哭了。火车开动的时候，不少女生都放声痛哭，整个一列火车的车厢里都显得特别凄惨。火车开动两三个小时后，带队老师开始给我们发吃的，记得给我们发的是一毛钱一个的果仁面包，每个人只给发了三个，再没有发任何东西。当时，有的同学生气，把面包扔出了窗外，还有的把面包扔给了路边要饭的。总之，不少同学都在表达着一种不满情绪。 “火车第二天晚上到铜川后，我们被安排住进了煤矿的一个大礼堂，所有同学都睡在地下的草垫子上。天还没有完全亮，大家都被冻醒了，一大早我们就被赶上了敞篷的绿色大卡车。卡车拉着我们向山里开去，一路上漫山遍野的残雪，而且还飘着雪花。路很破，车很滑，同学们都感到很恐惧，有的同学还在不停地喊叫。 “到延安后是晚上，零零星星有一些灯光，大多数人的情绪还是很低落，因为我也没有听到任何人高喊‘啊！革命圣地’。当天晚上，又把我们拉到一个学校，给我们吃的是馒头粉条菜，晚饭后我们又在一个教室的地上睡了一夜，醒来后已经是早晨八九点钟了，生产队来人接我们，还没到新窑子，同学们就坐在山根下一个个不是发呆就是犯傻，因为和宣传的完全不一样。 “把我们安排好之后，大家的心彻底凉了。一个月后不少人跑了，我也去了西安，在我姐姐家住了一个多月。回到新窑子后，只有武建华、党生兰和另外一个女同学没有走。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宋宪立 2
“开春后，新窑子进入了农忙季节。从此，我们跟着社员翻地、耕地、种地、锄地，靠着苦力给自己挣工分、挣口粮，维持生命。最让人失望的是干了将近一年，每个人只分到几十斤杂粮。1969年11月，我和武建华背了一些自己挣来的小米和绿豆也逃回了北京，回去后才感觉到北京已经不是自己的北京了，街道催我们回去接受再教育，家人怕我们违反上山下乡纪律惹出麻烦，所以，也在不停地催我们离开北京。 “1970年初，我和武建华又一同回到了新窑子村。我们俩虽然不是同班的同学，只是在新窑子认识，但我们特别能说得来。他比我活套，社交也广，字也写得好，胆子也大，而且还能和村里高锁的婆姨对民歌，那时我很羡慕他的本事。 “有一次晚上，对面山上有一些小光点在晃动，武建华和王学志便好奇地跑上去看是什么东西，谁也没有想到面对他俩的竟然是几只凶残的饿狼，好在他俩灵活腿快，三步并成两步跑回了村里，要不然狼可不管你是北京来的。从那次起，我们晚上再也不敢出门撒尿了，经常是开个门缝就往外尿，要不然隔着窗户就往出尿，每天早晨起来门口都有一大片尿，村里人还以为我们不出门就往外到洗脸水，骂我们是懒松。”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宋宪立 3
1970年9月，宋宪立幸运地离开了新窑子，并被铜川一家工厂招收为学徒工。在铜川的22年当中，他不但学到了熟练的汽修技术，而且还娶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媳妇。1992年他和媳妇樊爱玲先后调回了北京。随后，他的父亲便将家中的八间平房分给他五间之多，使他回到北京不但有了稳定的收入，而且还有了宽敞的住房。 现在，宋宪立是北京市邮政汽车运输局的职工，樊爱玲在北京市三营门中学办公室工作，儿子宋源也在一家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只有上高一的女儿宋荃是家中惟一的消费者。目前，他家的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如果五间平房再遇拆迁，最少80万元的拆迁补助将会改变他们的生活。 今天是宋宪立的52岁生日，他爱人在附近一家烤鸭店为他订餐祝寿，全家人始终都很愉快！
2003。6。21 于北京崇文区民主北街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王学志 1
王学志，1950年9月26日生于北京，北京92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生。他父亲是一名参加过淮海战役的残废军人，插队开始后，他非常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到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于是，思想激进的王学志身穿一件当时流行的棉猴，脚穿一双父亲穿过的皮鞋，背着行李，带着一只写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大木箱子，和同学们一起来到了新窑子。 在王学志离开北京之前，92中的高音喇叭和其他学校一样，也在不停地喊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让我们到祖国的四面八方去”等等富有激情的口号，动员他们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其实，毛泽东的目的是什么，让他们去干什么，恐怕王学志们并不清楚。虽然当时不少同学有着一种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豪迈精神，但那时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恐怕都是朦胧和盲目的，要不然知青们怎么会喊出个“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说法。 王学志说：“我们走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在16至19岁之间，那时我们毕竟还很幼稚，包括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是个什么东西，可能还没有搞清楚，大家却满腔热情地带着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离开了父母。去的时候，说是让我们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实我们那代人当中的不少人却是带着一颗红心，想去陕北改天换地，去除那里的穷面貌。记得当时还有个口号是‘把贫穷的帽子扔到大西洋去’。 “到新窑子后，我们感觉到和宣传的以及想像的完全不同，所有的同学都认为上当了，当我们把东西搬进土窑洞时，所有的女同学都趴在箱子上哭了。好几天之内，谁也不愿意解开自己箱子上的草绳和保护箱子的其他物品，每个人都想着如何返回北京。很长一段时间，女生们在不停地哭，男生们却是骂骂咧咧，尽管如此，但谁也不可能改变现实。 “在村里待了一个月之后，大家都陆续逃跑回了北京，我也跑了。几个月后，我才被街道按黑人黑户督促回了新窑子。从此，我在那里放牛、放羊、犁地、割麦子、打枷、背石头、打坝，干着和村里人同样的农活儿。 “1970年秋，我被生产队派往延安的七里铺出民工打坝，在工地上，我认识了一起背石头的当地青年叶德武，我们性格相投，无话不说。有一天，工地上的高音喇叭突然通知让我赶紧回新窑子去，有要紧事。我当时也不知什么事，回去后才知道我被招工了。拿着通知去公社报到时，我见到了叶德武，我这才知道他是我们万花公社书记的儿子，是他帮了我的忙。几天后，我俩被招工的干部带到了铜川运输公司。 “到运输公司后，我被安排进了厨房工作，刚开始我的内心很激动，心想再也不用挨饿了。结果的确如此，别人要凭饭票吃，我们大师傅却交六块钱随便吃，包括猪肉在内也没有人给我们限量。做了三年饭之后，我要求去修理车间当了学徒，修理了整整五年汽车。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王学志 2
“1978年秋，我也随着大返城的知青开始联系调动工作。当时我家北京没有门道，我只好投奔在《张家口日报》当总编辑的叔叔帮忙，通过他的关系，我调入了距离张家口市20公里的崇礼县农机修造厂，我们厂主要负责修理全县的铁牛55和东方红28马力大型拖拉机。第二年，我又调入了县交通检查大队。在此，我认识了从东北转插到崇礼县宁远堡村蔬菜组的北京知青赵娟华，她是北京122中六九届初中毕业生，当时她也有着八年的知青经历，于是，相似的经历使我们走到了一起。” 赵娟华说：“我们这一代人简直是太难了，那么小就被送到农村，大学也没有读过，几乎所有的不顺都让我们赶上了。我们结婚后，很长时间没有房子住，只好自己住自己的单身宿舍。回想起住房，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事情，我们租过农舍，住过大队部，睡过小卖店，也睡过库房，占过办公室，占过周转房。这些年总共搬过18次家，直到2000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