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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从这里，当然我们也会看到，比如说，在我们最近做的一种求职的调查当中，就会发现，尽管我们在这个转轨的时期，人们找到、找不到工作，主要的，现在还不是专业技术能力，人们的社会关系还是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所以说，你认识谁，这个人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你要通过什么样的社会影响，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这个市场，现在还发育不是太完善，所以，这个在所有的调查当中，通过人们的亲友的渠道，来找到工作，还是一个主要的途径。但是，你找到什么样的工作？调查显示呢，是由你的专业技术能力来决定的。就是这个人可以介绍你到那里去工作，但是，我总不能介绍你一个小学文凭的人去当经理吧？所以说到底找到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这个主要靠你个人的能力。
所以说呢，在未来的一个社会当中，也或者说，在我们中国今后的发展过程当中，如果说要建立一个有序的、合理的，我们说的一种社会位置的体系的话，那么，他起码应当说，要满足这么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说影响和决定你这个位置的，应当是一个，我们叫做获得性的因素主要起作用，就是说achieved factors，就是说，你能够通过你的努力得到，比如说你的教育、你的努力程度、你的能力、你的专业技术，或者说，你对机会的选择和把握，等等。而不能是我们讲，就是说，继承性的那些因素，这里也有个词叫ascribed factors。那么，这些因素包括你的出身、你的家庭背景，等等。如果是这些因素成为影响人们社会位置的主要因素。那么，这个社会是不可能具有活力的。
第二个因素，也就是说，建立这么一个合理的体系，如果说还有一个第二个因素，你必须是人们获得这个位置，和他付出的成本，是要相匹配的。就是说，你付出的有多大的努力成本，比如说，你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那么，这些教育里面，是有成本的，你要交学费的，你学习期间，你要吃、要住，而且这是你直接的成本，还有很大一块机会成本，就是说你上学期间，你是不能挣钱的，你丧失了在这方面挣钱拿工资的机会。这两块成本加起来，是你受教育的总的成本，你付出这么大的成本，后来你得的这个位置，还没有小学文化水平的，那个人，他这个获得的收入高，那么，人们谁还去受教育，所以，一个社会它应当就是造成一种机制，这种机制，那么应该得到的人，他能够得到。所以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能够成为一个比较有活力的，每个人都能够，凭着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然后实现自己的报复。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中国梦，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充满活力，而且前途无量。
主持人：好，接下来看一看，来自凤凰网站网友对您的提问，这位网友叫“深度睡眠”，他说在2001年的5月29号的那一天，我在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看到您写的《我国贫富差距现状》。是您写的？
李培林：对，这个应该说是我写的。
主持人：我都不敢说。并且记下了您的一对数据，您说，1989年，中国正常收入差距形成的基尼系数仅为0。2961，但加上各种非法收入的影响之后，基尼系数值却上升到0。3888。从这对数据上看，中国非法收入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简直是巨大。既然如此，具有非法收入的家庭必然为数众多。而，对我而言，非法收入家庭为数众多意味着，我在求职中无法得到公平，我是一位贫下中农的儿子，是大四即将毕业的求职者。
李培林：现在，大家对这个问题非常地关注，那么关注的焦点呢，实际上在争论这个差距到底是大、小，到底是不是过大，基尼系数是0。3还是0。4。当然，这个题目应当给大家说，大概是我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还是在0。3左右，那么，学者的多数调查都在0。4以上。也就是说，这个方面可能，我估计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统计局的调查，它一般网点是比较固定，它就是说，很难就是包括最穷的和最富的，所以二者之间的矛盾也是不难解释的。
但是，我觉得光说差距到底有多大，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关键是这个社会，对这种差距的承受能力，那么这种承受能力呢，决定了，比如说，你对这个社会，比较贫穷的这些人，或者说，对社会的一个弱势群体，你有没有这种补偿的机制，或者说，你有没有一种政府转移支付的能力。那么，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如果在不同的这种补偿机制下，他所能够承受的差距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很多人说就业问题，说中国大概就业的警戒线，失业率的警戒线就是9％、8％，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实际的失业率达到7％，那么，很快就要越过警戒线。这里面其实也有这么一问题，就是说，你的承受能力和你的补偿能力有关。比如说，我们看到过很多欧洲国家，大概是超过百分之十几的失业率，很常见的现象。像西班牙，有些很多国家，都超过百分之二十多，失业率。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健全的，保障体制在那里的话，那么，你这个社会仍然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那么，就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另外呢，我就是说，中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收入是一个大家都搞不清楚的问题，就是说，你所调查的收入，很可能只是你的名义性的工资性的收入。而大量的，包括大概这种隐性的，工资外的收入，是谁也说不清的一个东西，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人们这种心态，人们这种收入差距的心态，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刚才我说了，如果这个社会是一个正常、有序的，那么，你会感觉到，你所处的社会的这个位置是合理的、公正的。那么，你要改变这个位置的途径，就是说，要提高你的专业技术能力，要通过这种正常的途径，你付出自己的成本，然后达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是你每天看到他，这种正常的途径受阻，不正常的途径，就是说贪污腐败、偷税漏税、一日暴富，全国都是整个社会都是一种浮躁的一种心态，恨不得，三天就变成一个亿万富翁。那么，这种情况下，会使这种实际的收入差距，在人们的心理上，进一步地放大、扩大。所以，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分析的时候，也不能仅仅看数据的本身是多少。
主持人：下一位网友叫“海王星的落日”，他说，联合国贸发会和亚洲银行测算，中国入世后，GDP可以增加将近3％，而每增加1％，可以新增400万个就业机会。换句话说，我们中国可以因为入世，增加1200万个就业机会。但我又看到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估价说，我们入世后，随着关税降低和农工业产品进口开放，会导致1100万人失业。这样看，这帮老外不是拿咱们中国人开涮吗，闹来闹去，我们入世后，也就增加了100万人的就业机会。而且，老外开买卖，挑肥拣瘦，把1200万人才弄进他们的机构，由此挤得咱1100万老弱病残下岗，我怎么越想越觉得不值呢？
李培林：实际上就是说，这种大部分，包括国内研究机构，对于加入WTO以后，中国就业机会的变化，都是一种估计。也就是说，你们知道，大概进行这种预测的最通常的办法，就是说，我根据已有的这些变量，发生的这些变化，来推测未来，简单的这种外推化。但是，实际上呢，社会科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你这个已知的这种影响因素很多，是没有纳入你这个测算方程的。所以，还有很多未知，一旦一个未知的条件加入进去以后，那么，整个的测算结果都会发生改变。就像9·11事件，谁也没有预见到，但是这一个事件以后，整个改变了经济的前景。
所以说，加入WTO应当说，我是觉得，从就业方面上对产业本身来讲，对工业这方面来讲，可能是有利也有弊。比如说我们的纺织、还有食品加工业，这些方面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在一些传统的，比如说像钢铁、汽车，产业方面有比较大的影响。但是，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农业本身的问题。农业本身，我们现在有大量的需要这个，农民现在提高收入，主要途径就是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来。本来这个转移，就由于城市的失业问题，要受到很大的阻碍。那么，加入WTO以后，如果我们的农产品，对外进口放开以后呢，那么，价格现在我们几乎没有这个竞争的优势。因为，我们经营的规模太小。
主持人：这样的情况下，给我们的农民兄弟和农民兄弟的孩子们，给他们点什么建议？
李培林：很难，我就说很难给建议，因为我们也不是开药方，但是我是觉得，中国的农业方面，必须把劳动力转移出来。这个东西呢，是我们没有别的途径。那么，现在我看到很多的报道，就是说，对进城的民工有些非议，好像来了以后，城市还有这么多的下岗，你还来干什么，这不是添乱。但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一种分割状态下的，具有断裂性的。就是说，实际上城市下岗职工寻找的这些工作，并不是民工现在干的这些工作，二者之间的替代性，实际上不是特别大。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民工都退回去，这些工作，城市职工也不一定，就是说全都能补上，因为他主要集中在建筑业、装修业，然后这种一般的服务餐饮业。
主持人：掏下水道、洗油烟机。
李培林：对，不是所有的城市职工都能够干的。
观 众：我是从农村来的，对农村情况比较了解，刚才您谈到，农民工作城市化的问题，好象就是说，我长时间在农村生活，我注意到一个现象，现在农村进城的那部分民工，往往就是农村中比较优秀的一部分人，那么，他们如果进城，这样的人进城之后，将他城市化之后，那么，是不是在事实上对农村的人才资源造成一种掠夺呢？还有一个，这个掠夺之后，在城市向农村这种反向流动，不现实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的农村的发展，又靠什么人来推动？所以，我想提个问题，您认为在中国现有的农村人口城市化方式，是否符合中国农村发展的事实？谢谢。
主持人：怎么办？外企和外国人把中国的人才全给挖走了，然后中国大都市的这些机构又把农村的精英挖走了，城市的哇尔哇拉大姐又这么迟迟疑疑不去，怎么办？
李培林：实际上中国的地域很广大，不同的地区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很难有一个人敢说，我对中国的情况确实了解了，或者了解得很深。就是你只能说，你对你生活的那个地方，可能了解的比较多。所以，这种情况在我们调查当中会发现，不同的地区，确实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在一些粮食的主产区，特别是中西部，你说的情况是很平常的。就是大量出来的是比较年轻的，然后文化水平，在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