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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的时候，延安城内行人如云，满街都是灰军装。作家孙犁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延安的土布，深蓝色，布质粗而疏，下垂。冬季以羊毛代棉絮，毛滑下坠，肩背皆空。有棉衣，甚少。
对很多奔赴延安的文化人来说，脱掉了旧长衫，穿上灰布军装，这就告别了过去的生活，成为新人——延安人了。
在服装的式样和颜色比较单一的延安，鲁艺师生的穿戴有着自己的风格。在延安早期的影像资料中，我们可以看窑洞前唱歌的人们，他们服装各异，流露出在大城市生活过的痕迹。有人曾这样描述说，在延安，一看见歪戴帽子的，就知道是鲁艺的。
进入抗战后期，人们的服装也发生了变化。在延安后期的影像资料中，同样是窑洞前唱歌的场景，人们的服装已经变成了统一的灰布军装。
这时在延安的各大礼堂里，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几乎都有文艺晚会或交际舞会。乐器大多是临时手工制作的。最能渲染舞场气氛的定音鼓、爵士鼓，都是用废弃的美孚油筒改做而成。
在一个周末舞会上，何其芳被有意安排与一个同样有些腼腆的女舞伴跳舞。她就是文学系第三期学员牟决鸣。
后来，同样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何其芳、牟决鸣在窑洞里举行了婚礼。他们身穿洗得发白的灰制服，先向毛泽东画像鞠躬，再向来宾致谢。当时延安的婚礼是十分简单的，称为花生米婚礼。大家拉起琴，唱起歌，用欢乐的交际舞向新人表示诚挚的祝福。
湖北恩施州位于长江之滨，三峡腹地。在1938年湖北省会武汉失陷后，湖北省省政府西迁鄂西恩施，其后第六战区指挥部也设在这里。
夏天，15岁的聂华苓从湖北省立联合女子中学毕业。这个学校是湖北所有省立女子中学集合而成。
聂华苓曾这样描说恩施的生活：
下午课后，农民带着鸡蛋、花生、地瓜那些土产到河坝上去卖。三三两两的女孩在那散步，买东西吃，在河里洗衣服，打水漂，坐在石头上看书，想家。人人眼巴巴盼望有家信。许多的女孩家在沦陷区，收到一封家信，有的笑，有的哭。“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一个东北女孩唱着《长城谣》，一面做功课，一个女孩跟着哼起来，有的趴在桌上哭了，有的大声唱起来，歌声透着哭声。
不想家的时候，还是挺快活的，一天三餐，加上粗布连衣裙，全是政府贷金供给的。读书重要，耍也重要，吃也重要。每桌一小桶八宝饭……每桌选一个桌长管饭，平均分配。永远有一条狗在一旁等着。早餐一大桶稀饭，一小碟炸黄豆。
毕业后的聂华苓决定到重庆接着上学，她和两个伙伴不管盘缠够不够，在恩施搭上木炭汽车到重庆去。在《三生三世》一书中，她描述说：“木炭汽车气吁吁地，绕着一座一座荒山，爬上又爬下。一阵阵尘土扑来。我们颠得灰头土脸，但是，几对少女企望的眼睛是闪亮的。老爷车常常叹一口气就停下来了，再也不肯动了。我们推车，司机掌车。就那样子推一段路，坐一段路的车，在崎岖的山路上行向下一站，找个小房歇一晚。”
这一年，日军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围绕切断中国与国际的补给线而展开的。那时候，最东部铁路线已经大多陷于敌手，沿海口岸也相继陷落。在堵上中国的正门以后，它还要把所有的后门、边门堵上，如果可能，连小小的出气孔也不放过。
封锁的结果便是中国的后方出现了严重的油荒。公路上行驶的，多是以酒精、天然气、木炭代替汽油的汽车和马车、驴车。当时，有“一滴汽油一滴血”之说。为应付困难局面甚至建起了一些从植物油中提炼石油产品的工厂。
上一年春天，勘测人员在甘肃玉门油田见到了工业油流。曾经主持过陕西延长油矿的孙越崎来到这里，主持开采。炼油的老式炉子是自己造的，原油用胶轮大车从井口运来倒入原油储箱，里面有加热的管子，避免天冷时冻上，每天可以出到3 000多加仑。
玉门距离重庆2 584公里，是海拔2 400米的河谷地带。开采进行很艰难，孙越崎回忆说：“第一次用机器采油，油被地心压力压到天空上去，我们没有办法。到后来，我们用四川来的重晶石，在到四百尺深时加下去，才压着了油的喷出。”
当时，玉门油田除了金沙、碱滩、骆驼刺与马兰草，没有养活人的东西。生活必需品的运输，产品的向外运输，都成了问题。甚至还有盛油的设备，油矿是最希望买家能够开着自己的汽车再带上装油的桶来的。尽管创业之始困难重重，但是当年油矿即生产出汽油20万加仑。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二部分1940年：窒息时分（4）
国产的汽油走遍全国，矿区内售价是每加仑只要48元，各机关自运的还要打折扣。运到重庆，就卖到了每加仑412元。整个抗战期间，川、甘、陕、新及宁夏、青海部分区域，所用油都依赖这里供应。
在伦敦，以作风强硬著称的前海军大臣丘吉尔，5月13日这天第一次作为首相出席了下院的会议。新政府以381票对0票赢得了举国一致的支持。
英国人此时面临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德国人在欧洲大陆的进军势如破竹，就连英国的盟友，一直被视为欧洲最强大的法国陆军也败下阵来。
5月21日，英法联军约40个师被包围在法、比边境的敦刻尔克地区。
敦刻尔克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堡，自公元9世纪以来一直是法国北部重要港口。但两个星期以来，该地区一直遭到德军猛烈轰炸。唯一还可以供船只停泊的只有一条不足1 200米长的东堤，而且还是由木桩木板搭起来的，非常简易，宽度最多只有4米。
联军三面受敌，一面临海，处境非常危急。唯一的生路就是从海上撤往英国。
英国海军部开始在沿海和泰晤士河沿岸征用船只，甚至通过广播呼吁所有拥有船只的人前往敦刻尔克。驳船、拖船、货船、客轮、渔船、汽艇乃至私人游艇，都纷纷出海，驶往敦刻尔克。
5月28日，入夜后，海滩上似乎有成千上万只萤火虫在夜空中飞舞——那是成千上万等待撤退的士兵在抽烟，烟头一明一暗的闪光所形成蔚为壮观的场面！
英国海军用了9昼夜时间，将33万士兵撤回了英国。尽管失去了大量的装备和军需物资，但盟军保留了继续坚持战争的最珍贵的有生力量。
到达四川黔江后，聂华苓三人在那儿转车可直驶重庆。她们却发现，一辆车也没有了。只好在黔江客栈住下。聂华苓在《三生三世》中记述说：“没有车！车子全被政府征去运军火了。日军发动鄂西战争，宜昌已失守，巴东危急，湖北与四川之间的长江水路已经断了。”
宜昌，位于长江三峡东部，素有“川鄂咽喉”之称，是进入川东的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又是长江航线上的一个重要转运港。通过这一狭窄水路，溯江而西上480多公里，即可直抵重庆。
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日军计划发动枣宜会战，将五战区主力部队歼灭于宜昌附近。自5月1日起，15万日军沿襄河东岸，迅速向北推进。
5月7日拂晓，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亲率2 000余人从宜城窑湾渡口渡过宽阔浩荡的襄河，奔赴河东战场，截击日军。他照例在战斗前夕给自己指挥的五十九军官兵写下一封信：“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绝不半点改变！”
张自忠出生于山东临清，1916年参军进入冯玉祥十六混成旅。
卢沟桥事变后，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指示张自忠留下来当北平代市长，想看看还有没有谈判的余地。当时传言四起，说张自忠逼走了军长宋哲元，卖国求荣，报纸上一律称他“张逆自忠”。张自忠悲愤至极，立誓以死报国来取直于天下。
1938年3月，他参加台儿庄战役，重创日寇坂垣师团；
1938年5月，任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率部同第四十军一起，歼日军精锐4 000余人；
1938年10月，任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
1939年5月，他率部一举收复枣阳地区，史称“鄂北大捷”。
5月16日下午，天空下着沥沥细雨。日军在机枪的掩护下冲上山冈，张自忠全身数处中弹。在给战区司令部留下的最后报告中，他表示：“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
自抗战以来，以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职而亲临前线，战死沙场，张自忠为第一人。
几天后，张自忠的灵车抵达宜昌，在此换船，溯江而上重庆。当时的一位官员王陆一记录下十万群众自发送殡的场面：“万火荧荧，衔哀野祭，山头路角，终夜闻悲叹声”；“几多老母夜起手制面食，曰：我为张将军做北方饭也”；“其时警报呜呜，敌机已凌空，而送者无一人退祭，无一人去也”……
这是日本报道日军攻入宜昌的一段新闻：
6月6日，我精锐部队，开始发起冲击。11日下午5时，攻入宜昌。我军英勇善战，重庆已暴露在我们的攻击范围之内，9月15日，开始对重庆袭击。
张自忠牺牲一个月后，正在防空洞中躲避日军空袭的蒋介石得到消息，日军攻陷宜昌。宜昌失守，重庆门户大开。大后方民众感受到了危险的迫近，陷入到前所未有的消沉和迷茫。
在西方报纸杂志的报道中，滇缅公路上最著名的“二十四拐”是滇缅公路的标志和二战中国的象征。
从昆明出发，经云南西部到缅甸北部，最后直通印度的滇缅公路是中国从国外输入战略物资的一条最重要通道。
这一年，南洋华侨王亚六已经在滇缅公路上奔波半年多了。和王亚六一样来自在滇缅路上为国民政府运送抗战物资的还有3 000多人，人们习惯地称他们为南洋机工。
一年前，王亚六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作为新加坡巴士公司的司机，月薪50新加坡币，相当于国内的100块银圆。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华侨领袖陈嘉庚发表《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服务，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战。
王亚六不顾年事已高的父母的反对，毅然离家报名应召滇缅公路机工。他后来回忆说：“每个人，每个青年人都动心了。我们在国外，好像很没有地位，都有一种爱国心，你钱赚再多也没用，人家也看不见，所以陈嘉庚一号召，我们大家就报名回来。”
王亚六出发回国时的情景，多年后也历历在目：学生们手捧募捐箱为祖国的抗日战争募集资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标语贴在醒目的地方；码头上送行的人挥动着手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