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六出发回国时的情景，多年后也历历在目：学生们手捧募捐箱为祖国的抗日战争募集资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标语贴在醒目的地方；码头上送行的人挥动着手绢；船上回国参加抗战的青年与亲人告别，《告别南洋》的歌曲在空中回荡……
当时在昆明到处可以看到王亚六一样的卡车司机，他们特有的标志使得人们在1公里以外就能认识他们。他们穿着在缅甸仰光买的羊皮夹克和在大理买的黄色卡其布裤子，裤子上有一个巨大的口袋。几乎每一个司机右手中指上都戴着镶有他们名字的象牙戒指。
云南多山，路难走是出了名的。王亚六所属的第十四汽车大队，几乎都是由南侨机工组成的，过去这些大都在城市里开车的华侨司机，现在要从头开始学习如何在崎岖的山区公路上开车。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二部分1940年：窒息时分（5）
高耸的云贵高原横卧在公路前面，滇缅公路翻过高黎贡山和大王山，跨过怒江、澜沧江、漾濞江，其间三分之一的路段是贴着悬崖建造。西南气候潮湿，蚊虫猖獗，瘴疟流行，许多人得了恶性疟疾，十人九不治，当地流传着“要下瘴疟坝，先把老婆嫁”的民谣。在疟疾肆虐的夏季，王亚六身边几乎每天都有工友刚死去，新的考验马上又来。
这一年，在欧洲和亚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都处于极度困难之中。
6月12日，德国军队进入法国首都巴黎。10天后，法国宣布投降。
6月27日，日军宣布封锁香港，香港总督奉命疏散妇孺，香港与内地水陆交通均告断绝。
7月15日，日军封锁宁波、温州港口。此时，中国沿海的所有港口都已经落到日本人的手中。
7月18日下午，自顾不暇的英国按照与日本签订的《英日协定》的要求，开始封闭滇缅公路缅甸段通道。
对中国来说，从海外输入物资的国际通道全部失去了。
9月，日军占领了前法国人的殖民地越南。有了越南作为前方基地，滇缅公路全线都在日本人飞机的射击范围内，在开阔地段，公路上奔驰的汽车成了轰炸的明确目标。为了减少损失，滇缅公路上每8到10公里，就为驾驶员在路边修一个掩蔽处。
当时的《南洋商报》这样报道南洋机工：“在西南的山国里，在高黎贡山与澜沧江之间的高原上，开始出现无数英勇的华侨机工，驾着满载军火的汽车奔驰……在他们的眼底里，永远是无尽的山，是无边的树林，是无尽的路。这些山、树林、路，已是他们的家乡……他们熟悉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分站、每一条水、每一个高峰，哪里有塌方，什么地方路窄，什么地方路宽，他们都明白，因为这是他们的家乡。”
滇缅公路不仅有着非凡的创造力，而且它还蕴藏着无与伦比的活力。在这种活力的背后，是大后方的经济发展所创造出来的巨大商机。
当时，昆明和滇缅公路沿线几乎一夜间冒出了无数家运输公司，这些公司大量购置汽车投入到繁忙的运输业务中。他们从缅甸大量进口棉纱、布品、汽车零配件和所有能买到的消费品运回国内，利润十分丰厚，是战时商人少有的黄金时代。那时滇缅公路上汽车川流不息，昼夜不停地抢运物资。
从当时的照片上可以看到，许多长途客车车顶上坐着许多旅客，一些卡车上面也有二三十人坐在货物上。昆明人管这叫“拉黄鱼”。司机们跑运输只能得到很少的报酬，所以他们必须这样才能应付昆明飞涨的物价。当时在昆明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马达一响，黄金万两。轮胎一滚，钞票一捆。喇叭一叫，黄鱼乱跳。”
据统计，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至少有一半是从滇缅公路运进来的；其余部分主要由大后方的兵工厂生产，而这些兵工厂生产所需的原料几乎都依赖这条公路进口。
这一年，英国人林迈可已在中国三年了。1937年，他受聘燕京大学担任经济学导师。
从1938年开始，林迈可不断利用假期的时间，越过日军的封锁，进入晋察冀八路军根据地。为了欢迎这位国际友人的到来，晋察冀军根据地边区政府还为林迈可一行人准备了一顿“西餐”——煎鸡蛋和烤馒头，林迈可称这是“陌生的早餐”。
在这里，林迈可看到封锁给根据地带来的巨大困难，士兵在简陋的医院里做手术，工厂用原始的方式造纸。在《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中，他说道：
八路军物资的供应除了从敌人那里夺取外，还通过当地很小的、很原始的兵工厂来补充，这些兵工厂表现出了极大的创作才能，手榴弹是由制造烟花的手工业作坊生产出来的。
八路军对有些东西，像电话和无线电用的干电池，他们依靠那些有爱国主义思想或牟取暴利的商人从日军占领的城市走私。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也能制造某些型号的湿电池，但这也是相当困难的。
八路军的武器也极其简陋，林迈可曾这样描述自己眼中的八路军：“我曾看到，有人使用的步枪是19世纪90年代制造的，弹药几乎完全靠从日本人手里夺取。一位军分区司令员告诉我，战士们要尽量节省弹药的消耗，只有当战士们身边有特别的神枪手时，才允许这些神枪手在100码以外射击。”
在抗战的第四个年头，中国的抗日战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张自忠战死，滇缅公路封闭，日本的军事进攻、经济封锁和政治诱降并不，一时间中国大地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下。
在华北，八路军前线也出现了极其不利的局面，日军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墙的“囚笼政策”全面展开。“囚笼政策”使八路军活动困难，物资匮乏，形势顿显紧张。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自传中写道：
我抗日根据地愈见缩小，部队给养供应困难。日军又封锁与隔绝我各抗日根据地之联系，形势日益严重。在敌人的严逼下，甚至有动摇投敌者，从1940年3月前后到7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迅速变为游击区。大破袭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
8月20日，被称为百团大战的正太路破袭之战打响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后来回忆道：“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时刻的情景，真是壮观得很啊！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部队简直像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太路全线。指挥所几个年轻参谋激动地对我说，他们参军以来，还没有见过这样红火的战斗场面。”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二部分1940年：窒息时分（6）
正太线作战20天，使正太路全线陷于瘫痪。在历时3个半月的战斗中，八路军毙伤日伪军4。4万余人。摄影家徐肖冰拍摄的彭德怀在前线的照片，作为百团大战的象征留在了史册。
1940年，比利时、丹麦、法国，欧洲版图上的国家在炮火声中一个个地消失。连续不断的战争使希特勒给德国人编织了战无不胜的神话，希特勒认为，英国也理应唾手可得。然而英国的强硬态度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代替张伯伦出任首相的丘吉尔发表演讲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赋予我们的所有力量，在陆地、海洋和天空，向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黑暗罪恶势力战斗！”
不列颠空战随即打响，世界媒体用“伦敦在燃烧”描述这座英国首都的恐怖景象。
在伦敦这座古老的城市中那些被轰炸的残垣断壁中，有一个人扛着摄像机，步履匆匆，他就是英国导演詹宁思。詹宁思在真实的场景中拍摄了电影《伦敦可以坚持》，影片通过一个美国记者的回忆，描述在德国轰炸的那个夜晚，伦敦市民所表现出来的镇定与幽默。
10月，《良友》画报以“重庆－伦敦”为题，发表了两个首都的图片特辑。这是两个“同遭厄难，共负时艰”的英雄城市。
有着传奇经历的林迈可也从中国西部省份来到重庆，担任英国使馆新闻参赞。他与这个城市一起见证了这个悲惨时刻。
在占领宜昌后，日军迅即修建轰炸重庆的前沿机场。7月底，日本最先进的零式战斗机抵达宜昌基地。
上一年，零式战斗机在日本三菱重工业公司首次试飞。零式战斗机具有优异的垂直机动能力，与零式战斗机缠斗，很难从背后将其咬住，甚至遭到零式战斗机的反转被其咬住。设计师大胆采用含微量铬锰的超硬铝合金，对飞机主桁梁进行革新。其抗拉强度好，耐疲劳强度更好，而且机体重量极轻，空重（21型）仅1 570千克。零式战斗机很快成为战斗的主力，1940年是日本有历史记载的纪年2600年，因此被称为“零式”战斗机。
零式战斗机迅速取得了在重庆的绝对制空权，日本航空部队开始对重庆肆无忌惮地攻击。
目睹轰炸的林迈可在回忆录中写道：“最初日本人只是使用高级炸药，并且只造成了有限的损害，可是英国使馆的建筑还是被直接命中了。后来他们改用燃烧弹，以致几乎整个山城重庆都变成了废墟。”
日本的飞机在重庆准确地进攻他们的预定目标，当时唯一幸免的是美国大使馆。林迈可回忆说：“当时日本人仍然不想惹恼美国，他们遵守着把南麓的美国使馆周围宣布为安全地带的声明，只是在环绕这一地带的边缘有几次误炸，这就使得美国使馆有可能处在几乎完全安全的状况下。”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林迈可还描述了重庆人躲避轰炸的情形：
虽然中国在反击轰炸机方面几乎没有办法，但是重庆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警报系统。第一次警报在轰炸前一个多小时发出，相当于日本轰炸机离开他们的基地时，第二次警报表明这些轰炸机已向重庆飞来，大约还有15分钟的航程，这时每个人都应该进入防空洞，所以每个人都来到防空洞的入口，在那儿读书或者玩桥牌，直到被派作观察员的人看到飞机已经临近，才进入防空洞。
这一年，《大公报》将防空洞扩大，印刷机干脆搬到洞里，在防空洞内出版报纸。《大公报》的社长王芸生说：“本报同人，几枝秃笔，一张烂纸，颠沛流离，从事言论工作，以绵薄之力贡献于抗战。”
从抗战开始以后，王芸生一家始终是跟着《大公报》颠沛流离，从天津到上海，从汉口到重庆。1938年秋，武汉大撤退，《大公报》也从汉口撤往重庆。王芸生率《大公报》汉口版全馆人员到达重庆。
接连不断的轰炸使《大公报》不得不迁到重庆市郊的李子坝。李子坝面临嘉陵江，背对浮土关，山石坚固。在山腰上开辟了两个防空洞，一个安排印报机，一个专供职工防空。新建的报馆一层是排字房，二层是办公室，三层是宿舍，只要遇到空袭，排字房就把版排好，送到防空洞打版上机，就能出报了。
《大公报》资深老报人贺善徽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描述说：
《大公报》的防空洞就筑在报社附近，从山坡走到防空洞要爬几十级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