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资深老报人贺善徽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描述说：
《大公报》的防空洞就筑在报社附近，从山坡走到防空洞要爬几十级台阶，洞修得很好，敌机在山顶投弹轰炸轰隆轰隆地响，洞内却安然无恙。王芸生曾经风趣地说：“各人守住自己的洞，警报一响，我们就进洞。”敌人的空袭一般在白天，我们在洞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到下午解除警报，回到办公室，各机关、团体就此下班，报馆的编辑人员只能上夜班，却正是一天的开始。重庆是有名的火炉子，夏天骄阳似火，晚间的温度也并不低，办公室的玻璃板都热得发烫，有因电线被炸断而经常停电，每个编辑面前都有一盏油灯，仿佛伴着一个小火炉，挥汗工作。
连续的轰炸使重庆人逐渐习惯了防空洞的生活，甚至有人把茶馆开进了抗战时期的防空洞、人防工事的进出口。在这样的茶馆里，夏天空谷来风，凉爽宜人，入冬洞居自暖，方桌靠椅，金碗瓷杯，品味毛尖香茗，再听听评书，看看偕剧，也算是重庆淳朴遗风里面一道风景。小贩一边躲警报，一边做生意。从这些商贩卖的火柴和香烟的品牌、商标上面，你也能看到抗战色彩。狮球牌火柴，在醒狮和地球之间，隐藏着民族振兴的寓意，重庆火柴厂生产的建国牌火柴，重庆蜀益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胜利牌香烟，无不包含了山城人民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重庆的街头开始流传一首民谣：“不怕你龟儿子轰，不怕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让你龟儿子凶，让你龟儿子恶，老子们总要大反攻—等着。”
就在零式战斗机嚣张的呼啸声中，在战火硝烟弥漫的重庆街头，宋氏三姐妹的同时出现引起人们的兴趣。当时的论述无奇不有，几乎每个新闻来源都按照自己的需要加以渲染。香港流传着“浪子回头”的传闻——宋庆龄由于幻想破灭而终于回到自己的亲属怀抱，一个任性的姐妹最后承认蒋介石及其政府。
宋蔼龄笑容可掬，但是她的丈夫此时却并不轻松。一位叫徐柏园的官员对孔祥熙的评价是：“他胖顿顿的，脸庞松弛，下巴垂着一嘟噜肉，是漫画家一见就乐的对象。”1939年，孔祥熙正式在汉口就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如何缓解财政困难成了他面临的最大问题。而当时孔祥熙能够想到的快速敛财的方法就是增加税收和大量发行法币。在耶鲁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的孔祥熙当然明白，这是饮鸩止渴的方法，但是此时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
受苦的自然是百姓。在大后方，1把扫帚收1元税，1个簸箕收5角。在四川，竟到了1只鸡、1个蛋、1根葱都要收税的地步。
重庆《新华日报》在头版《米价在飞涨》一文中说道：“6月间，本报社论痛陈米价飞涨的问题时，米价已经涨到旧斗10元一斗，如今仅隔二月余，而米价已升到32元一旧斗。负责米价的当局，天天在高涨着的米价后面追，一步步将平价提高，虽然这样做，也无法赶得上，到如今暗盘米价已经超过平价米价两倍左右了，更成问题的是，不仅米价狂涨不已，而且国家行都所在的重庆，有许多时候市面上竟然有钱买不到米。”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二部分1940年：窒息时分（7）
法币贬值让军队军费看起来绰绰有余，但是它换不来更多的粮食。孔祥熙又搬出征收实物的收税方式，这种方法从明朝“一条鞭法”以后就被废除。征收实物税使当时每亩平均产粮4石的四川，平均每亩赋税就收走2石4斗。
这一年，设在重庆郊区山洞的陆军大学邀请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先生给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马寅初先生对百余名戎装的将官，一连讲了两个多小时。他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他公开点名指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不久之后，马寅初被逮捕入狱。
10月，在隔着太平洋与中国遥遥相对的美国，卓别林拍摄的电影《大独裁者》上演。片中的卓别林以希特勒为原型，惟妙惟肖地扮演了一个推行反犹太主义和侵略扩张政策的独裁者形象。影片成为1940年最卖座的影片，这是卓别林第一次以有声对白电影谴责法西斯。
在太平洋西岸，日本攻占越南，直接威胁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一直游离于战争之外的美国也意识到，不能再置身事外了。
美国著名诗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诗歌：“啊，制造吧，装备吧，送去吧。这样我们才能和英法一起活下去，否则我们将孤军奋战。”
就在此时，日本加入轴心国，与德国、意大利签署了三国公约，德、意、日在希特勒官邸举行了联盟签字仪式，“罗马—柏林—东京轴心”就此形成。
连续10年的侵华战争，已经使日本这个国土面积不到4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精疲力竭。
战争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埋葬日本人生活中最简单的快乐。这一年，东京著名的日比谷公园不再向游人们开放；日本本土国家开始征收金银和铂金，戒指和项链的制造被限制；生活必需品由配给制变为了凭票制；在各个街道上，竖起了标语上面写着“奢侈就是敌人”；10月31日，日本关闭了所有舞厅，舞厅的灯火被熄灭；假想真实战争爆发的防空演习在日本全面展开。
“邻组”这一老制度也被重新启用，失去丈夫的女人们只能在漫长战争岁月中结合成许多的互助小组。在收音机中，每天都能传出互助小组的歌声。邻组的目的是“塑造人民的道德生活和精神标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政府通过邻组传达了7条日常生活的准则：“早起；对你所拥有的东西要心存感激；与政权机构合作；对公共事业进行报答；做事准时；厉行节俭；加强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约束力。”
邻组有几乎没完没了的各种全国性和地方性的任务：征收赋税、分发口粮、组织防空和消防演习。
邻组还担负着一个不光彩的使命，这就是帮助“消灭个人主义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这个使命意味着协助警察根除战时日本所有的异议，由于有了邻组那些不得已的告密者的协助，日本警察系统的镇压力量达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程度。
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宪兵变得十分猖狂。军事警察在火车上搜查旅客的行李，他们拘留和考问任何被发现在读英语书籍的人，只要一个最轻易的借口，都可以没收和检查他们的日记。一位叫松本千鹤子的妇女回忆说，当她和一位朋友在欣赏南美的探戈舞的时候，两个宪兵闯进了家，“他们大喊：‘你们这些卖国贼，现在国家情况这么危急，你们竟然还在听敌人的音乐。’然后，砸坏了大部分唱片。”
11月的最后一天，日本正式承认了它一手扶植的汪伪政权，并与汪精卫的伪中央政府签订了一个《日华基本关系条约》。
就在这一天，《申报》以“气候转冬，冬赈紧张”为题，报道说：“隆冬已届，严寒迫人，且米价高涨，街头冻饿而毙之贫民，据普善山庄报告，日近百起。而奄奄待毙者，尚不知其数。”
这则报道的旁边是一则占了半个版面的“利华奥”牌巧克力广告。广告词说：“万千人士一致赞美，因取食便利，增加精力而著名。”
在上海，《大独裁者》与美国同步上演。在战火纷飞的中国，上海看上去似乎有着与时代不相称的繁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校长魏特琳经过上海时，在日记写道：“上海大商店和影剧院里挤满了衣着华贵的中国人，他们似乎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国难当头。”人们把上海的生活称为“迟迟上班签签到，摆摆龙门说说笑”。
在这里，人们依然对各种小道消息和花边新闻津津乐道。报纸上是作家郁达夫离婚的消息，无论是发表《毁家诗记》自曝婚变以及妻子“红杏出墙”的内幕的文人，还是他绯闻不断的妻子王映霞都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与此同时，另一对才子佳人也在上海签订离婚协议。戴望舒的妻子穆丽娟提出离婚，得知消息后，戴望舒便给穆丽娟发出“绝命书”。
1940年的上海，诸如此类的新闻让人们应接不暇。但是在一派繁荣的掩盖之下，血雨腥风已在暗然涌动，共产党、国民党、汪伪各方面势力云集上海，展开殊死搏斗。
汪精卫公布了通缉上海界内从事抗日活动的当政新闻界人士83人，所谓“83人黑名单”。这张黑名单几乎将当时挂洋商旗号的报馆的主要负责人都包括在内，对其进行恐吓甚至暗杀。8月17日，《新闻报》采访部副主任顾执中遭恐吓。两天后，《大美晚报》国际版编辑程振章被暗杀。不久后，该报经理张似旭也被暗杀。
年底，美国罗斯福总统宣布将向中国提供5 000万美元，以稳定中国币制。两天后，美国国会通过了提供给中国1亿美元贷款的议案。英国随后也贷给蒋介石政府1 000万英镑，并宣布重开滇缅路。
国民政府在经济上有了稍微的改观，但国内的整体形势仍旧不容乐观。12月22日，日本海军宣布扩大对华海岸封锁，自粤省大连澳起，迄北海止，严禁一切船只出入。
1940年的最后一天，《申报》发表社评《别矣，1940》。社评写道：“时间的计程，到今日又成一年，纷扰而凄凉的除夕，结束了艰涩而残酷的1940年。”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三部分1943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1）
1943年：
1943年2月5日，农历癸未年春节。在大后方，春节已逐渐变为少数人欢庆的节日，重庆《大公报》的文章写道：“百金一匣的烟、几十元一只的橘子都被那些所谓的高等华人搬销一空……甚至春宴一席非千金而不办。”1941年底，重庆人因为美国的参战而欢欣鼓舞，相信胜利已经不再遥远。仅仅过了一年多，即到了1943年，人们的情绪却一落千丈。
战时的重庆，物资匮乏，人们住的是竹竿支撑的简陋草棚茅屋，吃的是被人戏称为“八宝饭”的掺杂沙子、稗子的霉米；卫生状况更糟，死人不计其数。而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也不见缓和的迹象。马路上乞丐成群，还不时发现有冻死的。时任《新民报》负责人的赵超构写了一篇《冷气与人情》，描绘了他当时的心情：“冬天所以还有人冻死，那并非冷气之过，是因为人情的冷酷，比冷气更冷。假如我们人间是充满着人道与同情的温暖空气的，大家都能发挥点同胞爱，我们尽可以保证路无冻死骨。”
在上海，粮食供应越来越困难，一家报纸说：“沪西金家巷粥厂腊月二十八开始施粥，该区贫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