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两幅漫画，形象地表明日本军国主义正在抬头，驱使朝鲜人作侵略中国的先锋。
4月，在长春，中国人郝永德未经县政府批准，将万宝山一带的大批土地转租给流落到中国的朝鲜人，引发中国农民和朝鲜人发生纠纷，日本军警乘机干涉。在平壤，数千朝鲜暴徒在日本官吏的纵容下冲入平壤的华人街，对中国侨民烧、杀、抢，造成数百中国侨民死伤。
6月，东北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部，发现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大尉中村震太郎潜入禁止外人进出的地区进行间谍活动，团长关玉衡将中村秘密处死，但是不久还是走漏了风声。
以石原莞尔和坂垣征四郎为首的少壮派军官决心利用这个机会挑起事端。翻开《石原莞尔日记》，当时的密谋情况跃然纸上：
4月7日 奉天现地作战方案脱稿
4月26日 自下午2时起，在沈阳馆，就“攻克计划”作说明
5月31日 早，花谷、今田来，于坂垣大佐宿舍密谈谋略问题
6月8日 中野琥逸、坂垣来，畅谈。对集中主要精力搞奉天谋略问题意见一致
6月19日 起草“在奉天附近发生冲突时军队的行动”方案
在商埠地的酒馆里，一些日本浪人酒后不断叫嚣，说过几天就要“给中国人颜色看看”。商埠地的地名一律以町为名，大批日本兼西欧式样的住宅小楼掺杂着公园、医院、学校，20万日本人生活在这里。在关东军的庇护下，东北的日本移民早已组建了许多法西斯的团体，“满洲青年同盟”最为有名。他们的目标是在东北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国家。他们印制的《满蒙问题及其真相》一文称：“茫茫波涛中的一块岩礁都确定了领土权力的今天，代替满蒙的地方在世界何处寻得？”
9月18日，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沈阳高粱地上挂满穗子，已接近收成了。
晚10点以后，新月西沉，夜色渐渐阴沉了。
东北大学的秘书长宁恩承在市内青年会西餐部宴请美国客人后，匆匆返回校园，路经满铁附属地，他看到有日本巡捕三三两两，手拿着灯笼，沿街巡察。日警巡察街道是常有的事，他并没有感觉多少奇怪。
宁恩承后来在《东北大学话沧桑》一文中这样描述晚10点之后的情形：“我方走到办公楼门前十码，忽然一个大炮弹经我头上飞过，一道火光嗖嗖作响，由西向东如流星一般飞去。夜深人静，大炮弹由头上掠过，声音特别清晰。我不禁大吃一惊，知道大事不好了，日本人开始攻打我方驻军北大营。”
就在东北大学附近的柳条湖，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自行炸毁由日本人经营的一段铁轨，并诬陷是东北军所为。以此为借口，日军开始向北大营发动进攻，同时炮击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爆发。
当时，沈阳有东北军8万人，驻扎在北大营的是东北军主力独立第七旅6 000多名官兵，但是在这一夜，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不抵抗。
半个多世纪后，张学良坦诚地谈到自己下令不抵抗的原因，他对日军的挑衅一贯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策略，以免让日方找到口舌。他说：“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这日本小兵在街上，看到东北军人的刺刀，他们就走上前在刺刀上划火柴，故意挑衅。那东北小兵脾气大着呢，你来划火柴，老子就捅你一刀。但我下令，绝对不许反抗，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
数十万沈阳市民一觉醒来，悲伤地发现青天白日的国旗已经换成了刺眼的日章旗。那些面熟的日本侨民已经拿起武器，开始帮助关东军维持秩序。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一部分1931年：分水岭（5）
天津出版的《北洋画报》在九一八第二天就派出记者前往沈阳采访，在《记者团出关吊沈阳》一文中这样描述沈阳的情形：“沈阳城中着马裤者，日人遇之杀无赦，不知马裤何故结冤于日人！”
很快，南满铁路沿线的许多城市一一沦陷。
失陷地点 失陷时间
安东 19日早上6时45分
本溪 19日早上4时
盖平 19日早上4时
鞍山 19日早上4时
沈阳 19日早上6时20分
营口、田庄台 19日早上5时半
开原 19日早上5时半
四平街 19日早上5时半
长春 19日下午2时
抚顺 19日上午8时半
海城 19日上午8时半
辽阳 19日上午8时半
营口 19日早上5时半
铁岭 19日上午8时半
昌图 19日早上5时半
公主岭 19日上午8时
宽城子 19日早上3时
9月的沈阳，寒风袭人，车站上挤满了拖家带口的逃难者。内战时，东北军曾多次伤害关内民众，东北难民入关还怕挨白眼。《北洋画报》的文章描述说：“难民之在皇姑屯者，曰：‘想不到关里人还来看我们。’其言之惨如此。西来者则遇车即上，有空便挤，上自车篷，下至车梯，扶老携幼，饮泣露宿。”
东北陆军讲武堂，是东北军培训军事人才的基地。从九一八开始，慌忙聚集起来的学员们匆匆南下。学员之一的郑殿起回来曾回忆说：“过辽河的时候，那些土匪要我们的枪。他们说，你们没有子弹，你们的枪和烧火棍一样。”
10岁的刘黑枷和他的两个妹妹，在拖着病体的母亲带领下加入了逃难的人群。刘黑枷后来回忆说：“我的妈妈当时才三十一二岁。带领着两个妹妹和我，妹妹一个七岁，一个三岁，坐火车四天四夜到了北平。不走不行啊。当时奶奶60多岁了，特别喜欢孙子，和我最好，舍不得离开。她抱着我，摸着我的脑袋，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呀；摸摸我的脚，天冷冻脚呀。”到了北平后，刘黑枷的母亲因病去世，她再也没能回到故乡。
6年后，由刘雪庵作曲，潘子农作词，周小燕演唱的《长城谣》真切地反映了东北百姓背井离乡、家园梦碎的心境。
在这一年第62期的《良友》画报上，刊登出一幅大大的地毯，说明性文字这样写道：
蒋主席公邸地毯图案，色彩庄严而华丽，象征全面统一，表现国体尊荣，然而际此10月国庆节期，内忧外患濒仍，东北一角，崩缺糜烂，即使毯毁损，已堪惋惜，况国土失陷，可哀孰堪！
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20年国庆日，全国各地举行反日大游行。青年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刚刚从江西“剿共”前线返回的蒋介石被迫接见情愿学生，在群情激奋的氛围中，他不得不许诺：“三天之内出兵，不出兵收复失地，杀我蒋某的头，以谢国人。”
三天后蒋介石并未动一兵一卒，他在公开发表的演说中表示：“我国民此刻必须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在瑞士日内瓦，中国代表施肇基要求国际联盟立即制止日军在东北的军事侵略。这个成立于1920年的国际组织有63个国家组成，主要的宗旨是通过集体行动维护世界和平。国际联盟于10月24日以13票对1票做出决定，宣布日本必须从“满洲”撤军，日本在国际联盟中被孤立，但日本傲慢地置之不理。
在上海，音乐教育家黄自与音专师生组织“抗日救国会”，赴浦东等地宣传抗日并为东北义勇军募捐。黄自作词谱曲创作了我国最早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合唱作品《抗敌歌》，随后《抗敌歌》传诵一时。中国的歌曲由此走向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以黎锦晖为代表的流行音乐，另一支是以聂耳、冼星海等人为代表的群众性救亡歌曲。
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声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要求日本立即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此后一个月以内，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了四次宣言、决议和告民众书。
此时，红军第三次反“围剿”全面胜利，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
11月7日下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谢氏宗祠隆重开幕，610名来自各根据地、红军部队和总工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会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代表们举手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劳动法》和《土地法》， 38岁的毛泽东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当时，第一批顾客搭乘欧亚航空公司飞机，欧亚航空公司由国民政府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合资，开辟的航线从上海前往北平、郑州、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对许多人来说，空中旅行充满新奇和刺激，但昂贵的票价阻挡着普通民众的热情。
11月19日，诗人徐志摩搭上了中国航空公司的邮局飞机。他原本要乘火车从南京前往北京，但是，报纸上的一则消息改变了他的行程。消息说由于战乱，北京戒严，津浦线停运。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一部分1931年：分水岭（6）
十几天前，驻守天津的东北军保安总队接连不断接到报告，一伙人不穿军装，没有番号，从日租界冲出，向各街道进犯，不断向中方开枪射击。 9日晨，3时20分，保安队击溃便衣队的进攻，但国民党政府却要求保安队撤退到今河北区一带。
天津的日本商人纷纷悬挂日本国旗，庆祝胜利，他们还强迫中国居民也要悬挂日本国旗，否则就要有牢狱之苦。
就在这场混乱中，已在天津日租界闲居数年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帮助下，从大沽口登上日本商船“淡路丸”号，前往东北。一路上，溥仪幻想着东北民众会山呼万岁迎接他的到来，到达营口，他发现事实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这样描述说：“船身越靠近码头，越不像那么回事。那里并没有人群，更没有什么旗帜。等到上了岸，这才明白，不但迎接的人很少，而且全是日本人。”
在济南上空，徐志摩乘坐的飞机撞上了开山，35岁的诗人不幸遇难成为这一年震动文坛的一件大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挽联这样写道：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坐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嫩江上的江桥是通往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的交通要道，11月4日，日军1 300多人进攻这座铁桥，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指挥中国守军迎头痛击，毙伤日军300余人。
但是，日军援兵很快到达，马占山被迫撤退。11月19日，齐齐哈尔沦陷。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日军汇集锦州。三天后，锦州沦陷。
当时日军有一首军歌，歌中唱道：“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士们神采奕奕，英勇善战。”
在日本的军歌声中，仅仅四个半月时间，东北全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