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日军有一首军歌，歌中唱道：“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士们神采奕奕，英勇善战。”
在日本的军歌声中，仅仅四个半月时间，东北全境沦陷。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一部分1934年：危机声中的“新生活”（1）
1934年：
1934年2月14日，农历甲戌年春节。在上海，街道上的锣鼓声比往年热闹了许多，往年在街上劝阻民众不要过旧年的警察，今天破例没有执勤，租界里的工部局也没有通告对燃放鞭炮进行限制。
1912年，民国政府废除阴历，改用阳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宣布禁止百姓过春节。
政府解禁后，鲁迅终于过了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农历新年，他在《过年》中写道：“今年上海的过旧年，比去年热闹，我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当时，上海《时代漫画》刊出一幅著名漫画，漫画家胡考以一幅《大出风头》点评焦点政要人物、走红艺人和体育明星，并加以大胆的注释：
戴大帽子做开路神的是林森。握大拳的是蒋介石。穿野球衣的是张学良。长头颈的是蔡廷锴。男女不分的是梅兰芳。电影皇后是胡蝶。骚形怪状的是阮玲玉。美人鱼是杨秀琼。
就在漫画刊登之前，1月8日，被胡考画作穿野球衣的张学良结束了近一年的欧洲考察，回到了上海。
上一年，希特勒通过选举在德国上台，国民议会随后通过《授权法》，给他4年以法令进行统治的权利，希特勒成为独裁者。
德国的重新强大给张学良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国后，他树起“拥护领袖”的旗帜。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德、意之所以能复兴主要是人民对其领袖的衷心支持。在中国，没有人绝对忠实自己的领袖，内战与外侮皆由此出。”
此时，被张学良视为绝对领袖的蒋介石正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在广西，桂系将领李宗仁和白崇禧正抛开中央政府，专心经营广西；在福建，福建事变虽然失败，但还是打击了蒋介石的统治；江西一带，蒋介石仍没有消灭自己的“眼中钉”共产党；外交上，上一年的《塘沽协定》使南京政府客观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的占领，全国舆论一片哗然。
在这种形势下，张学良倡导的独裁思想正好迎合了蒋介石。在回国后不久，张学良就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
此时，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苏区军民的生活非常困难。苏区不产盐，所以只能从封锁线外一点一点偷运回来。记者陈赓雅在《申报月刊》报道说：“偷运食盐之办法有些用棉衣服先在盐水浸过并晒干，带进赤区后用沸水把盐味煮出食用；有把便桶制成两截，底截较浅于上截，即藏食盐；还有人抬着小孩棺木运往郊外掩埋，后面跟一妇人啼哭，经开棺视察，全是食盐。”
由于前年收成不好，从上一年庄稼青黄不接，各苏区米价最高已经涨到每石15元。但在这样的情况下，苏区人民依然努力为红军筹粮，保证红军战士每人每天一斤二两米，但没有菜也没有盐，战士们只能吃扫帚苗，或者是挖野菜吃，运气好的时候能找到一些竹笋。与这些穷困的农民战士做对手，张学良的“剿匪”热情开始冷却下来。他在对东北军一○五师讲话时说：“你们没有到鄂豫皖边区去看过，不知这里的老百姓何等的可怜。一班不讲军纪的军队任意压迫着他们，剥削他们，使他们忍无可忍，只能跟着共产党。”
当时，所谓的“中央剿匪宣传大队”拍摄的画面显示，在苏区的外围，一座座碉堡建立起来，设计这种“堡垒式围剿”的是德国“国防军之父”汉斯·冯·赛克特。
一年前，在第四次“围剿”红军失败后，蒋介石十分懊恼，于是力邀已经退休的赛克特访华，为他出谋划策。赛克特建议用碉堡步步为营，挤压苏区。
赛克特的来华还促成了蒋介石的一个决定，今后只购买德国军火。中德两国达成《中德贸易协定》，用中国的钨、锡和桐油换取德国的军火。
在国民党军队修建碉堡的同时，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也在应中央军委的要求，在江西黎川以南、广昌以北等地的城、镇、村交通要道上构筑碉堡。
从上一年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先是冒险进攻，导致多次战斗失利。此后，红军又开始阵地战和堡垒战。到了3月，国民党军队对中央红色根据地已经形成合围之势，中央苏区的北部咽喉要道广昌成为争夺的重镇。
中共中央在前线组织野战司令部，朱德任司令，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任政委。博古不懂军事，他依赖的是来自共产国际的顾问李德，李德恰巧也是个德国人。
对于广昌的战斗，毛泽东坚持认为应该执行之前的游击战，但遭到了李德的反对。在《中国纪事》里李德写道：
到苏区后，很长时间我吃不惯味道很重的菜，像油炸辣椒，这就引起了毛的讥讽，他说：“真正革命者的粮食就是红辣椒，谁不能吃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
在对广昌进行了地形考察后，李德调红一、三军团，会同原驻守广昌的红九军团共9个师的兵力，同蒋介石的11个师决战。不久，广昌陷落于蒋介石之手，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打破。
在“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大本营南昌，他还发起一场精神外围战。
和大多数内地省会城市一样，南昌市容显得破旧落后，杂乱不堪。在夫人宋美龄、复兴社的邓文仪建议下，蒋介石决心努力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他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声称：“必须从用冷水洗脸做起，来复兴民族。”
蒋介石提出首先在南昌开始一种“新生活运动”，随后推广全国，运动的口号和准则是：明礼仪，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守时间，爱清洁。
蒋介石和宋美龄从服装方面首先做出表率。蒋介石以基督徒的身份生活，饮食起居均较简单，在服饰上穿中山装、军装和长袍马褂，给全国男士做出榜样。宋美龄则暂时放弃欧美生活习惯，在发式上梳中国妇女传统的发髻，前额留传统的齐眉刘海，服装也穿传统的旗袍或质料稍加讲究的裙衫，给全国妇女做榜样。
当时的影像资料显示，在南昌街头的执勤队拿着旗子，一边指挥人们要靠左行走，一边处罚随地吐痰的人。新生活童子军们开始纠正歪戴帽子的路人；正在饭店用餐的食客也受到监视，是否超过四菜一汤的标准；女子的散发和烫发被禁止；每人每日要求洗手三次，每周要洗澡一次。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一部分1934年：危机声中的“新生活”（2）
可习惯不是一纸命令就能够改变的，上海、北平、广州等地的烫发生意依然红火。但在南京，政府控制严密，烫发和跳舞受到了严格限制。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时髦女性不再烫发后，干脆留起了瀑布一般的披肩长发，轻风一吹，飘逸而起，又演成一种新时尚，女郎趋之若鹜，气得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在一次会上举起拳头大喊：“打倒披肩鬼！”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开始设在南昌，后来迁往南京，蒋介石亲任会长。到1936年，全国共有20个省和4个直辖市成立新生活运动会，但是这场喧嚣一时的“新生活运动”并没有收到多大效果，蒋介石提出的“三个月造成一个新南昌、新江西，半年风动全国”的目标并实现。在评价“新生活运动”成果时，他遗憾而气愤地说道：
我们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新运的标识，而很少看到新运的实效。新运的结果，只做到表面一时的更新，而未达到永远彻底的改革……
这一年，22层、高83。8米的“远东第一楼”上海国际饭店落成开张。大楼里，第一次使用消防自动喷淋装置和报警系统，住房的客人可以使用呼叫系统；上下楼的时候还第一次坐上自动电梯。它是30年代初经济繁荣的见证，但也是迟到的荣耀。自此而后，中国经济危机日逐深重，加上大规模的战争破坏，成全了这座高楼，中国第一高楼的美誉延续了半个世纪。
著名的霞飞路商业街开始逐渐形成，梧桐树绿色宽大的树叶遮蔽了整条街道，林阴下集中了白俄人经营的面包房、芭蕾舞教室，犹太人开的小珠宝店，法国人开的咖啡馆，以及中国人开的舞厅、报馆和电影公司。
夜色降临后，闪烁的霓虹灯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娱乐空间，跳舞是时尚人士中意的娱乐活动，百乐门、大都会、圣安娜等热门舞厅人满为患，舞女应运而生。在《时代漫画》的创刊号上，特别刊出了费志仁女士所作的一个舞女的生活费估算：
支出项：房租：25元
伙食：30元
应酬（影戏票在内）：20元
衣服：54元
供给家用（注：此或系虚账）：200元
储蓄：25元
（按月总支出354元整）
收入项：每日工作5小时（每小时伴舞10次）分的舞资8元半，按月总收入255元整
收支两抵 欠99元整（注：此种欠款若何解决，哑谜而已）
而同时刊登的摩登女子最低的费用则是这样的：
深黄色纹皮皮鞋 一双 6。5元
雪牙色蚕丝袜子 一双1。2元
奶罩 一只 2。25元
卫生裤 一件 0。8元
吊袜带 一副 3元
夹袍 一件 8。2元
春季短大衣 一件 16元
白鸡皮手套 一副 2。8元
面友 一瓶 0。75元
胭脂 一盒 0。5元
可的牌粉 一匣 1。45元
唇膏 一匣 0。5元
皮包 一只 2。5元
电烫发 5元
铅笔 一支 0。2元
蜜 一瓶 0。4元
共计上海通用银圆52元另5分
这一年的电影《神女》叙述的正是一个舞女的生活。神女由阮玲玉主演，讲述的是一个生活贫苦的女人为了儿子和生计被迫做舞女，出卖自己的身体。不幸被一个流氓看中，最终她拿起一只瓶子将流氓砸死，她也因杀人被关进监狱。
在1934年，由于有声电影的技术还不成熟，中国的无声电影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另一部受人关注的电影是《大路》。《大路》的主演是上一年刚刚获得影帝称号的金焰。
《大路》是一部感人的抗战影片，讲一群年轻筑路工人在抢修一条重要军事公路时英勇抵抗日军的阴谋阻挠，直到把公路筑完。
能担任《大路》男主角，金焰非常高兴，在回忆录里他写道： “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所给我们的教训，无辜地蒙上了我们不必忍受的羞辱的历史。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一直压迫了一岁零七个月，中国还是嬉皮笑脸地喊着：‘和平！和平！’没有一点抵抗的意思，并且不准老百姓提‘抵抗’两个字，这所有的一切不许我再这样没有轨道地走下去。”
金焰的表演给人留下了深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