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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男性书写中的荡妇形象正被女性书写所取代，政治权力、资本权力和话语权力之后，女人的身体被大众传媒改装成欲望符号，从而成为第四种资本。母性和妻性在商业市场中已经周转不灵，女性书写中的身体欲望一出场，女人一开口就被经济的功利之手所劫持，就是说一个刚刚萌芽的女性公民，在她试图表达身体的政治诉求的时候，就已经胎死腹中。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身体书写是一桩成功的交易，主体的能动性被市场效果一笔抹杀了，女人有口难辩。
交易行为让一切道德评判显得中立起来，因为政治、资本和话语这三种权力之间，也在做买卖，惟独这第四种资本，它不能实现自我掌控的能力，它的冲动依然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包袱，它成了整个社会权力软件程序中的黑客，它因漏洞而存在。如果说，女人的妻性和母性被我们所有的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当作一种天然的法则而接受下来的话，那么女性欲望的主体性书写，则是对这种权力的合法性做技术上的质疑。在纯粹的性活动中，男人的强势何以体现，这类似于竞技和体能的比赛，女人们拥有绝对的裁判权。在完全依赖身体的最原始的角逐中，即是说在第一轮选举中，男人的普遍失利已经成为大面积的现实，那么一个自己自足的政治主体的出现是在所难免的——这就是让男人们愤怒和恐慌的手淫。阴蒂快感正如社会公民的财富快感一样，打破了以往的单一的政治权力结构，资本权力和话语权力的出现，让一个单极社会正在走向多元。
身体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使女性公民遭受着更多的非议和刁难，来自道德的批判尽管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但女性书写的商业动机论铸造了身体的又一个囚笼，男权势力摇身一变，从伦理道德的维护者变成了商业道德的代言人。喧嚣于尘世的一个悖论就是：你在脱，不停地脱，有什么革命性，不是正在顺应男人们“看”的欲望吗？你依然是不择手段。当“做”变得艰难的时候，阅读者的“看”才劲头十足，在任何一次革命中，我们的“看客”从来都是蔚为壮观的。
是的，情感已完全失效，是因为我们曾经的情感被压抑和控制所利用，是臣服的助推器。妥协和懦弱被美化成情感和道义，在权力的核心地带，情感早已一文不值，我们的情感在屈原的《天问》中就已经燃烧殆尽了。
身体现场布满感知的词语，只有身体的原始力量，能戳穿这个布满谎言的世界。并且只能只有女人的身体书写才能战胜恐惧和胁迫，近来我们发现从卫慧到九丹到木子美，这一持续性的冒险都出自女性，这一现象，正如经济学家对工商业者的评判一样，在一个后集权社会，具有“破坏力平衡”的作用。而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合法性伤害”，比如封杀和谩骂，更让我们从反面看到了卫慧们的意义和价值。
当私人领域的身体政治，即权力结构，得到落实之后，我们才制造了“祖国…母亲”的话语。谁在忍辱负重，是谁将忍辱负重强加在我们头上，是谁赋予这种权力编码的正当性。而在高速运转的各类权力系统中，每个个体都成了忍辱负重的“母亲”，面临和女性身体的同样遭遇。
而和平年代的欲望出路，被女性书写从身体主张的层面，表达了一个女性公民的政治诉求。只有从政治权力的结构性问题解决了欲望的出路，我们才有可能从哲学和文学的层面，来思考自由伦理的困境，来体察人内心深处“终究意难平”的生命处境。
《持不同性见者》 性别视角中的身体身体写作的前世今生（1）
在写作明星层出不穷，时尚文学杂志发行量节节飑升的时候，来谈写作伦理，就会显得滑稽和可笑。不能忘记，千禧之年的“卫慧现象”，作为一个文化分水岭，在媒体的大肆渲染之下，写作成了时尚产业的“新经济”。作品是作为资讯，作者是作为明星，小道消息作为传播的催化剂，假以文学的名义，成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娱乐事件。“卫慧制造”无疑是2000年最成功的营销案例。“作者死了”在我们这里，不是作为一种解构主义思潮，孕育着新的阅读趣味，而是作为一种商业活动的结果，演绎出“文学死了”的潜台词，为消费时代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超现实文本，因为以往的经典意义的文学现实正在走向没落。这是一个财富和金钱极度匮乏的社会，必须支付的精神成本。
正如光与影的辨证关系，当轻慢和轻狂越演越烈的时候，有种严肃的焦虑才相应地浮现出来，而这两种事实的载体和发生地，就是身体。“身体写作”已经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人们对它的厌恶和喜好同样的强烈。一些标榜“身体写作的读本”，受到民间和官方的双重打击，个人的道德清白和国家主义的管理秩序形成统一战线，启动了发行封锁的文化“免疫系统”，像防止SARS病毒一样，保护着精神羸弱容易感染的人民。而“身体写作”，作为西方女性主义者的思想线索，在我们这里，和“作者死了”的哲学命题一起，同样遭遇了一种荒诞和奇怪的命运。
“身体写作”一方面刺激了大面积的消费欲望（阅读或者窥视），另一方面它成了一个被鄙薄的“笑话”。在商业叙事的纬度上，身体这一“人类灵魂最好的图画”（维特根斯坦语），被标签化和符号化之后，怎样回到其意义的本身？
身体里的神性
女性主义评论家苏珊·格巴在其名篇《空白之页》里，把女性身体尤其女性生殖器；作为贞洁和清白的喻体，转喻成一张白纸，“将被启示的文本所覆盖”。而与此相对应的喻体——阴茎，就如一枝蛮横的自来水笔，在“白纸”上挥洒着“启示性”的文字。不是头脑（思想），而是身体的喊叫先于疼痛降临了，被戳伤的疼痛，几乎是某种本能的反应，身体开始说话了。女性书写的最初动机，就是记录这身体的喊叫。为此，身体承担着主体和媒介（客体）的双重功能。我们发现女性主义的精神现象学在不知不觉中消弭了灵魂/肉体的二元对立，正如宗教神学的第三阶段，神性世界和世俗世界全都归于现世结构，在肉身叙事中展开其内在的命运逻辑。
不仅是女性主义写作，对“身体”的重新发现，也让众多思想者进入了哲学的紧张状态。古典主义的灵肉对立，实际是力图用“灵”来取消“肉”，从而达到对后者的忽略和漠视，把人和动物严格地区分开来，这是多么徒劳，甚至有些悲壮的诉求。绝望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让人类对理性（灵）的认可彻底破产。或者说，正是理性认识的极端膨胀，让一些族群把另一些族群视为低等的，野蛮的，动物性的，高级族群必须要征服和剿灭低级族群，残杀爆发了。不知道当初的“哲学王”端坐山顶，对脚下的人间地狱，怎么评说。
让我们从高级的精神回到身体——这一存在的地平线，众生平等还是“众身平等”，这是一个问题。身体并不是从动物走向人的障碍，障碍也不是灵肉冲突，要有冲突也是身体内在的冲突，负载了我们的焦虑、恐惧、疼痛和欢乐、沉醉、迷狂的身体，身体一直在那里，我绝望，两眼发黑，我沉醉，金光万道，这都是身体在说话，尼采说身体是一切决定性的存在，所以他才在日记里写到，今天爬了阿尔卑斯山，肺活量巨增。肺活量就是思想的容量，健康指数的非均衡布局，依然是身体的信号，在暗示一个哲学家和小说家的区别。“身体写作”大师普鲁斯特的肺活量肯定不行，他哮喘，还有贵族式的肺病，但他的感觉异常灵敏，嗅觉能把他的灵感带向广阔的文学创造之中，于是一块奶酪的香味成就了一部文学巨著，或者正是哮喘，呼吸的急促，让普鲁斯特的文学时间异常的缓慢，他把自己的身体放进了作品之中，作品成了他补充氧气的呼吸机。
不要担心身体的狂野，有时候，身体会自己和自己打架，用哲学家的话说，辨证法不在“灵肉冲突”，辩证法就在身体内部。对此，罗兰·巴特深有体会，在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次偏头痛，一段糟糕的音乐（听觉），一种雨夜里的水腥臭（嗅觉），如何破坏了他昂扬的情欲，更多的时候，他只好悻悻然回到自己的房间，持续地离开，正如福科所说，真正的性感不是性，是漂亮男孩甩上车门，离开的那一刻。这和僧侣的身体阉割不同，神在高处注视，那在云端的绝对理念，阉割是对神的献礼。现在好了，神从云端走进我们的身体，神化作了我们的感官，在不动声色地调试身体的音准。
对身体写作的误读，源自我们习惯的空间思维，比如从一张床飘向另一张床，而身体恰恰是时间性的，欲望的命运发生了。女作家杜拉斯的《情人》开篇就是“我已经老了”，多么诚实，因诚实而伟大的女人，让我们阅读到纯粹的“身体写作”。老了，身体犹在，感觉犹在，情欲更加神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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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禁何以成为可能
“上帝死了”，“作者死了”“哲学家死了”，于是在历史终结的时刻，为什么福科提出，一切哲学都指向萨德主义？看来哲学家依然在寻找活路。
在这条路上，行进着尼采、福科、布朗肖、德勒兹、巴塔耶和昂弗莱的身影……
智力游戏还在继续，对于他们来说，挽救身体就是挽救哲学，挽救思想的锋芒向更深的地方掘进。昂弗莱说，身体像是黑暗的需要，哲学正是因黑暗而存在。而萨德则是其中的先行者，他的“反文明”叙事，为了最大限度地撕开这沉重的思想黑幕，而《贞洁的厄运》，怎么看，都是对他自身，以及人类命运的隐喻。40年的牢狱生涯，囚禁何以成为可能，那是因为以往的一切，早已将我们的身体打造成了一座坚不可摧的牢房。而越狱行动，正是从炸毁这座与生俱来的牢狱开始的。通过摧毁身体来解放是身体，通过颠覆贞洁来塑造贞洁。而巴塔耶继承了萨德传统，在禁忌中张显色情。他认为，在总体性的认识论方面，以身体为突发现场，来描述一种深邃的内心生活，而这思考的对象就是色情。正因为思考的严肃性，才会把过去“被诅咒部分”的价值在好坏程度上变得摸棱两可。喜爱和厌恶都同样强烈的时候，这个对象才是新鲜诱人的，才能推进我们认识的发展。所以，巴塔耶才说，继萨德之后，一切都将重新开始。
《持不同性见者》 性别视角中的身体身体写作的前世今生（2）
那些被诅咒的部分，那些对身体的厌恶和漠视，是怎么形成的呢？
身体是消极的，野蛮的，感性的，苏格拉底之死，就是哲学家为绝对精神消灭肉身的一次献祭，这位精神贵族放弃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肉身取消，灵魂就更加自由纯粹了。如果不饮鸠自尽，身体也在漫长的意识形态改造中，实现着慢性自杀。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