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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荒原气息在现代城市的景观中，在物质世界里，更加飘忽稀薄。表面上，身体的界阈在扩展，文化多元在解除过去的意识形态霸权，做爱做的事情，虽然还没有被正面积极的肯定，但其正当性已不容忽视。身体从过去的吞吞吐吐走向理直气壮，依赖于消费时代永不休止的感官训练。其实消费主义从理性主义的手中接管了我们的身体。健身房就是修道院的变种，身体并没有完全获得自主性。违反生产目的性的色情活动，也被色情工业打造成流水线上的操作程序，在既定的性别模式中，强化了女性身体的消费品功能。因此，当我们面对号称身体写作的文本，表现出难以遏止的道德愤怒的时候，一方面，过去的崇高理性还在发挥着余热，另一方面，也是对商业功利性的排斥，也就是说，无辜的身体并没有从无所事事的情欲叙事中解放出来，巴塔耶的敌人——价值理性，摇身一变，成了商业理性，人类的性活动，要么生产人类自身，要么就是生产商业利润。但前一种生产的合法性取决于婚姻制度，据说，婚姻就是人类对色情禁忌的委婉表达，而后一种生产的形式更加庞杂，总之性活动成了利益交换的手段或者最坚挺的流通货币，身体因而更加地无所适从了。
萨德的革命性纲领，在商业时代，遭到更加狡猾的戏弄。
《持不同性见者》 性别视角中的身体道德在愤怒
至今，身体写作还背负着糟糕的污名，现代哲学家的全部努力，在我们这里完全失效。当我们被私人化写作，身体写作，“叫春文学”，“鸡零狗碎的文字信息”弄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身体的真相或者本质化的呈现，就越发的不可企及了。
当身体遇上写作，文学层面的身体并不如哲学身体那么容易辨析。在这个矛盾重重的社会，身体的际遇纷乱复杂。身体在遭遇不公，贫穷和苦难的折磨，而同时，也有身体在情欲的黑洞里苦苦挣扎，寻求新的思想、新的激情、新的伦理为其铺展出路。在一定的层面上，这两种身体痛苦都源自既得的制度，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更加外显，而文化制度和文化积习则是内隐无形的，它根植于我们的惯性思维和世俗判断之中，对我们的日常经验起着结构性的作用。那么我们有必要对写作进行更加细微的划分，才可能澄清社会正义、公共道德和内心生活、精神裂变附着在写作者身上的众多歧义。
对身体写作横加指责的底气，来自正义和道德。因为我们的内心还保留着“文以载道”的残梦，这里的“文”应该是指文学这个小范围，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那就是从90年代以来，文学写作的私人化倾向，导致文学更加边缘化。很好，边缘化才让文学真正回到其自身，边缘化就是文学正常化的表现。文学渐渐从政治、历史、社会等宏大背景中剥离出来，比如先锋派小说里的乡村记忆，和新时期以来农村的变革没有多大的牵连，如果你要获得农村社会的真相，近几年兴起的任何一本新闻类、政经类报刊杂志刊载的记者报道，都比任何一部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更加丰富详尽。所以，作家不用去重复记者的劳动，作家进行的是一种向人的心灵内部挺进的工作，他的工作面对的是灵魂缝隙里的碎屑，欲望坐标里没有规律可循的庞杂曲线，所以，任何高级的写作必然是身体性的，身体的任何一种不良反应，都在文学的第一时间里得到关注。有时候，文学不但不载什么“道”，它反而会对那个“道”提出质疑，谁的“道”，何种“道”。而真正的新闻写作和文学写作的共通之处，就是发现问题，民生疾苦和心灵疾苦，没有价值上的区分。
当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在为私有财产和契约制度大声叫好的时候，身体写作关心的是婚姻制度制造的丑闻，进一步质疑婚姻契约就等于身体契约吗？因为契约不是万能的。当道德保守主义者对性自由大惊小怪的时候，身体写作关心的是耶稣的那句名言，谁有资格拣起石头，砸向那个通奸的妇人，除非你从来没有做过亏心事。正因为虚伪和贞洁只对统治者有利，所以要为色情正名的巴塔耶才说，我不是资产阶级的领导者，我同你们一样是被领导者，因为，这一次让你们听到的声音是你们的，这是一个被领导者的声音，我想让它成为所有被领导者的声音。这不，身体写作也在向无形的敌人讨还公道，是什么在统治我们的身体，统治我们的欲望，这是GDP指数和税费改革，或者开明政府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当然文学也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它甚至不能让我们得到良心上的安慰，因为它不可能成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因此它必然受到指责和漫骂。当公共言论在为弱势人群处心积虑的时候，身体写作的罪过就是自私和狭隘，就是男盗女娼，鸡零狗碎。真奇怪，我们的文化已经制造了过剩的正人君子，其不幸的结果就是伪君子的盛行，而伪君子往往具备不可理喻的道德自负。
在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社会，欲望（DESIRE）和需要（NEED）往往纠缠不清，而建立在需要基础上的人文救世情怀，针对更加大众化的阅读心理，获取了道德上的优先权，这样，不仅伤害了写作本身，同时会伤害我们对生活的敏锐洞见力。而越来越走向边缘化的文学，包括现代主义的文学经验，包括文本实验的艰辛努力，都会被粗暴地横加指责，于是身体写作和问题少年画上了等号，这样的结论，如果不是偏激，至少也表明了我们思维上的懒惰，我们放弃对生活在别处的焦虑想象，巴塔耶称之为“吝啬鬼”的逻辑，因为他们不肯燃烧自己的激情。
《持不同性见者》 性别视角中的身体无辜的色情
身体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色情。而色情也被一相情愿地理解为暴露指数的攀升，因为暴露和无耻相关。正如集权主义的神秘，和遮掩相关一样，为呈现身体真相的暴露，就是解除身体暴政的第一步，在这个意义上，遮掩比暴露无耻上千倍。
从本质上说，文学就是世俗生活的对立面，在一种不妥协的紧张关系中，寻找新的价值和意义。真正的身体写作从来都是大逆不道的，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还有被年轻作家推崇的美国作家“米勒大叔”，让色情从肤浅的感官学进入死亡哲学的领地，体现感官主义的深刻性，因为恐惧与颤栗首先来自感官的诱惑。世俗生活是一种隐忍的和无限放弃的过程，这默默无闻的漫长的失望，如果没有写作来补救，色情的中止在所难免。于是文学虚构，没有必要承担中学生品行读本的功能，如果它对成人世界的道德架构产生了威胁，那么它的边缘属性就 得到了应证，因为边缘，才构成了扩展的可能性。
一个无可更改的事实就是，“没有什么能比攫取色情秘密更让我们感兴趣的了”（巴塔耶语），如果有人说，亲爱的，不要打仗了，让我们做爱吧；亲爱的，不要去竞选了，让我们做爱吧，这时的色情就是可爱的。真正的身体写作，或者现代哲学的“身体转向”，是在调整人类活动的能量守恒定律，如果有一种非功利性的能量耗散，那非色情莫属。在一种纯粹的色情活动中，身体不再是被利用的工具，那么身体的政治经济学将向所有的战争灾难、政治丑闻提出挑战。然而这一被挑战的对象，依然甚嚣尘上，色情成了令人绝望的渴求。因为极度的匮乏，我们对它的热情和关注度，远远超过了禽流感。
和为营营生计与养家糊口的奔波相比，色情依然是一种奢侈。注意，色情交易不等于色情，是为了更好的生计。这里有一个界限需要澄清，身体写作是变相的卖淫吗？没有那么简单，身体写作读本从来都让作者承担了不可想象的风险，甚至为此被抓上法庭，比如劳伦斯，所以这不是一笔如意的买卖。这是一项浩大的捣毁禁忌的精神工程，它唤起欲望，而永远无法满足欲望。它持续不断的冒险行动，使身体写作者像民权运动者一样，进行的是一种抗争。身体写作不但不能带给我们偷窥的满足，反而以其强大的毁灭气息，让我们心惊胆战，既恐惧又着迷。是的，甚至是厌恶，很少有人不厌恶亨利·米勒，但我们在厌恶中被他征服了。真正的身体写作，愉悦会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取悦是一种诱饵，最终达到的是献祭的目的。这是一场心灵风暴，禁止两相情愿的做爱和所有的人都跑到大街上做爱，都是反色情的。没有色情企图的悲剧性，就没有真正的色情，通过一种坚苦卓绝的身体较量，愉悦在更高的层面出现了。
而和色情相关的放纵，波夫娃早就说过，是关于自由方面的实习，当然她针对的是女人。身体写作在结构形式上，是一次放纵的漫游，而《洛丽塔》干脆写就是美国40年代的一次漫游故事。放纵和性伙伴的数量以及性交次数无关，所以，我们这里展示数量的所谓身体写作读本，带有炫耀般的孩子气。放纵（漫游）是一个向极限和危险无限逼近的过程，整个过程是对痛苦承受力的一种考验，苦乐交织，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悬而未决的状态，让色情和我们贫乏的动物生活（生计的考量）区分开来，从而远离动物性。
如果没有对人类性活动的关注和书写，那么色情就不会存在。想象力的贫乏，导致了理解力的贫乏，把身体写作等同于个人有限的性观念，等同于肉欲的沉欢，或者相反，身体写作使个人的性冷淡以及枯燥的性生活受到嘲弄，而这种“贫富悬殊”的阶级仇恨，已经和品行相去甚远，它关系到文学经验里的智力因素。那么，色情何尝不是一种天赋的才华呢？
《持不同性见者》 性别视角中的身体闹剧过后
发生在我们周围的身体写作，能够引发高度的关注，依然是对文学权威性的潜在要求。越是愤怒，就越表明在愤怒的背后，有一个“贞洁”的文学观在作怪。而年轻的身体写作者，在利用世道人心获取知名度的同时，商业行为在此推波助澜，写作动机里，的确有赚取名声和赚取金钱的因素，性、暴力以及乱伦，读者想要的就是这些。作者…读者…市场…出版商彼此之间在交换需求，这个商业食物链本身无可厚非，但这已经是文学的外围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必要强求年轻的写作者给我们提供经典，更何况，一旦经典和文学权威性构成某种暧昧关系，常常会败坏我们的阅读趣味。
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一纸禁令，反而让一些身体写作者走向了国际市场，后殖民的帽子还没戴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