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一纸禁令，反而让一些身体写作者走向了国际市场，后殖民的帽子还没戴稳，《上海宝贝》的作者已经成了进住纽约高级公寓的“红色小八路”，苦练瑜珈，沉醉于东方文化的神秘和悠远了。而“像卫慧那样疯狂”的80后接班人，被美国《时代》杂志一相情愿的解读为“跨掉的一代”，非常激动地以为找到了西方文化的代言人，而80后却说，什么“跨掉的一代”，我对他们一无所知。
身体写作的标签式图解，让写作和阅读成为了有史以来最荒诞的文学娱乐事件。
当我们把身体写作和一些年轻的名字捆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淡忘了真正的身体写作高手——王小波，更多的时候，人们记住了他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而身前的王小波，一直是以一个小说家为出发点，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他在向我们的文学智力，向智力的极限发出挑战，真正的色情大家，他写到“走在寂寞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他写的文革也没有那么惨烈，女狱长和男犯人做爱，用肉体的疯狂来抵御时代大脑的疯狂，身体飞扬起来，去进行外太空的探索，向着未知的方向奔去，非常性感，性感得纯粹。我们看到，在王小波的小说里，既定的关于色情生活的外部条件被取消，比如容貌、年龄、金钱，权力，比如婚姻，甚至比如爱情，因为爱情已经被过度阐释，反而成了爱的牢狱，变得乏味和无趣。没有这些外部条件的限制，打破了世俗观念制造的贫富不均，“红拂夜奔”才浪漫到极致，才色情到极致，才纯洁到极致。正如希腊诗人卡瓦菲斯在《1901年的日子》里写到：他的特殊之处乃是/尽管他生活放荡/性爱经验丰富/以及他的举止经常与年龄匹配/尽管这样，有时候/当然，很少——他仍给人这样的印象/好像他的童贞仍然未失。
对身体的规训越是强烈，反之对其兴趣就越大，而过剩的兴趣会扭曲我们对身体的自由态度。当代文学的“身体转向”，不管其文学质量的好与坏，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对文学权威的一种挑衅，是对“禁止发疯”的文化秩序提出的抗议。虽然大部分的身体写作还停留在“自恋”的层面，掉进了表演和展示的旋涡，但至少让我们的身体事实得到承认，这是既往的当代作品中缺失的经验。
这是一个怎样的事实呢，情欲挣脱了爱情的牢狱，如杜拉斯所说，每次我有欲望，我就有了爱情，很好，让身体作主，就是这个意思。欲望是一种内心的倾向，一直驻扎在身体里，和具体的对象没有多大的关系，为此，巴塔耶说，色情从根本上看，是我们内心生活的特征之一。于是，身体和写作是最亲密的一对，
为什么不能忽视身体，尼采说，身体是个人的决定性基础，为什么要写作，福科说，是为了在写作中改变自我。
《持不同性见者》 性别视角中的身体持不同性见者（1）
2003年的博客网站，因为一个女人描述和不同性伴的性经历而写成的性爱日记，而名声大噪。而我感兴趣的不是作者木子美，而是受到木子美刺激的大多数，她唤起了人们的性欲。人们无望的枯燥的毫无想象力的情欲生活，在传言和电脑视窗里因极度的虚弱，而汗流浃背。当我们的耳朵、嘴巴和手指，以及显示器前贪婪吞噬文字，吞噬木子的眼睛，作为感应元件，在传输着我们的焦虑，我们内心深处可以觉察而又无法辨明的秘密，有种匮乏和点击率形成强烈反差。即使如此，我想全民皆兵比全民皆性糟糕十倍，既是说，如果下流的话，世界上的专制和战争一定比色情下流十倍。
木子本身，有着色情生活初级阶段的种种缺憾，但木子的嗓音，在引领我们的思考上路，皇帝新装总是被孩子戳破的，但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孩子给我们出示行动的依据和力量。
总有人问我，她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这个也许只有上帝知道，木子自己恐怕也难以回答。出名，这是一个多么平庸和市侩的答案。我想把这个问题接下去，她为什么这样生活，她想反抗什么，她想和什么决裂，她想实现什么？身体书写的恐怖主义者，她们的绝望来自哪里？是的，是的，男人伤害了她，男人抛弃了她，生命总是要遭遇伤害，不是被男人伤害，就女人被伤害，不是被制度伤害，就是被强权伤害，不是被文化伤害，就是被自己的怯弱和蒙昧伤害，不是被家庭伤害，就是被社会伤害。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别无选择。
伤害源于自由的贫瘠。受伤感更多的来自弱者心态，而弱者总是悲情的，正如国家的悲情主义。这种道德与审美的幻觉，容易自我感动，往往用情感而不是理智，来衡量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而逃离悲情的惟一途径，不是对“他者”的敌视和孩子气的对抗，而是要让自身如何变得强大。没有自主，强大就无从谈起，这样的口气，有模仿国家民族主义的嫌疑，但正如女权主义的困境一样，平等的含义就是要在制度安排与精神结构上，与男人平分秋色，然而像“男人“那样作为一种结果，正如像“西方”那样，会不会因此而丧失“自我”，因为保持“自我”本身，就是一种胜利，毕竟模仿与服从的界限纠缠不清。
一般意义上，保持自我，是实现自主的前提。在性别文化的框架中，自我抵制的是既定的积习对个人生活的劫持，从而把真实的世界转换成一个可能的世界，这样的自我，在引领女人保持必要的傲慢、敏感与警惕，或者说，让我们避免被传统意义上的那个“女自我”所伤害，也就是避免自戕。模仿与服从，显然是一个概念上的陷阱，模仿男人（西方）和吸收一种文化的积极部分是两码事，尽管看上去没有什么区别，木子只不过在像大多数男人一样，放纵自己。
更多的时候，我们在为了差异而过分地强调差异性，因为差异性更能简易而轻便地获取人心，其结果就是保持现状，躲避变化。“国情”作为一个狡猾的托词，正如我们的传统对“女人”的界定，差异并不能保证个体的独立性，反而是对另一种服从的过度强调，这是集权文化对后现代文化策略的盗用。尊重差异与多元，在不同的文化格局中，我们更应该小心甄别这差异之中的差异。在此，女性立场和西方立场一样，是从弱者这一边生长出的有色眼光，作为一种争胜性的政治策略，并不能从本质上清除虚弱。所以，女人放纵与女人受伤的逻辑关系并不成立，放纵不是报复手段，放纵有可能是关于自由方面的实习。像“男人”那样，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描述性表达，其潜在的可能是像一个独立而自主的人那样，对于女人，不是同化，而是具有相当的解放性价值，那么像“西方”那样，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弱者的抗争，并不是要故意做得和你不一样，正如女权主义的发展轨迹，首先在女性自身的内部系统，来检视自身的弱点，重新调试整合女性经验，坚持是在不断的否定和放弃中完成的，比如走出家庭的狭隘空间，而正是这种放弃，创造出了新型的两性关系模式。
而选择怎样的性生活，这是一桩私人事件，本来不具备可探讨性。而值得探讨和思考的是，木子事件的社会反响以及她的女性身份。而社会反响集中在女性身份上，女性身份一直被众多的符号所替代，比如母亲、妻子、女儿以及女朋友（情人），女性身份从一开始，就比男性身份更具备强烈的人伦色彩，尽管启蒙运动带来了普遍人性的说法，但普遍人性，在女人这里，就像水消失在水中，女人丧失了拥有普遍人性的资格，而女人常常是要先获得人伦符号之后，才能找到做人的正当理由。女性情欲正如女性身体，被包裹在繁复的装饰物之下，处于遮蔽状态，枝繁叶茂的是爱情与婚姻，不以婚姻为目的的爱情，和不以爱情为目的情欲，都像废物一样，被排除在社会生活大机器的运转之外，欲望主体受到窒息和压抑，为了寻求活路，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生产和流通市场中，女性欲望不得不进行其自身价值转换，成为性货币，从男人那里交换水、面包、房子以及相应的尊重，因为男人们没有理由不尊重妻子，没有理由不答应和他们有性关系的女人的要求，性是要挟男人的手段，比如生气的妻子会把男人驱逐到客厅的沙发上，性制裁成了行之有效的家庭暴政，也就说，男权文化在管制和打压女性欲望的同时，女人的性冷淡，才是最具灾难性的报复。乏味妻子与刻板丈夫是相互感染，相互惩罚的结果，而其严重的后遗症就是我们共同的性焦虑，因为任何伤害在其效果上，都需要我们共同来承担。
所以，单方面地来说强调差异，只能坠入更深的文化陷阱之中。女人的开放，并不是积极而疯狂地一头扎向所有男人的怀抱，让自己变成“肉体炸弹”，一起毁灭。放纵作为男性特权，只是一个从性别差异的格局中借用过来的词汇，男人放纵的心理机制是情欲狂躁，这一比女人更加社会化的生命物种，最强悍，也更脆弱。
男人的放纵类似于少儿多动症，它以圈子感染的途径传播，不是源自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是某种效仿和盲从。更多的时候，放纵是为了消解苦闷与挫败感，在将性伴侣物化的同时，自我物化的非人体验，是抵达色情快感的秘密通道。暂时性的昏厥和遗忘自我，是把自己从现实矛盾中解脱出来，自欺欺人的做法。女人的放纵，不是去占有色情，而是享有色情，放纵不一定是一个数量上的累积，而是去发现一个自信，勇敢和练达，充满感受力，敢于承担责任的新自我。这时，作为欲望主体的女人，同时也是责任主体，将放纵的形式置换和升华成生命的激情，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以生命质量和心灵质量，来鉴别新的差异性。
激情的贫困是革命年代的欲望出路，断裂之后的表现。从革命战争到政治运动，个人欲望被集体欲望收编，性政治中的性别矛盾，被社会革命中的阶级矛盾所掩盖。战争年代的革命诗歌和歌曲，比如《十送红军》，其旋律取材于民间小调，而民间小调是田间地头男女调情时的欲望话语，也就是说，情欲符号指向了革命队伍，爱红军就像爱情人一样的，被叙述得缠绵悱恻。欲望犹在，它找到了新的倾诉对象，在叙述之中获得了满足。欲望符号自身在进行着转换，身体迷狂交付给了社会性的集体迷狂，情欲体验的心理效果是相通的，并且被放置在一种体积和容量更为庞大的场景中，情欲话语由隐秘的个人体验，上升为一种更加激动人心的国家主义情欲仪式。这就是伟大领袖就像伟大情人一样，被我们朝思暮想，让我们心跳加速，愿意为之生为之死的爱情神话，所有的人，被一种爱所覆盖。
一种神奇的力量，动员了所有的人只爱一个人，爱一个遥远的神话。革命年代的情欲密码被精心编排，当这种情欲组织功能在超稳定的和平年代渐渐失效的时候，在我们的欲望显示器上，呈现的是一堆让我们无比焦虑的乱码。因为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在考验我们心智和选择能力，这种行为的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