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转变的这个历史转折时期的命运。根据我的体会，只有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放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这个大背景之下，才能更好地解释他们的命运。
周而复出生于1914年，一生经历了两个时代，左联作家的背景，加上后来从政的经历，让他在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这个历史转折时期的不同阶段参与许多重要事件，他的回忆录，无疑可以为对那段历史感兴趣的人们提供很多线索。不过，周而复并非对于他曾经经历过的事件全盘收录，而是有所取舍。从作者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取舍标准。这个标准，跟我的那两位朋友诉说双方错误的情况可以有个比照：可能一点虚假都没有，但却不是完全真实。所以读这本回忆录，应该和其他一些文献或者当事人的回忆录一起参照阅读。
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经历者，周而复也认为是“制造了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不过，他认为应当为这场运动承担责任的，是康生。
周而复所透露的情绪，也只是对于当时政策的认同以及从这种认同感中获得的欢欣。这种认同和欢欣，应该说是真实的，但是同时也是有保留的，因为这种认同和欢欣不是单纯的个人感受和个人情绪。在叙述到单纯的个人经历的时候，周而复的个人感受和情绪才逐渐流露出来。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个章节里面，周而复叙述了自己在1954年被免去上海市委统战部第一副部长的经历，其中涉及到周而复和潘汉年以及当时华东局统战部党派处副处长刘人寿之间的一些恩怨。文章最初在《新文学史料》发表之时，曾经有当时的当事人发表文章指出周而复的记忆有误。不过，即使是同一事件，不同的人回忆起来当然也会有不同，若是事实大致一致，那么其间所流露的，也就是当事人不同的感受吧。
到了叙述文革的时候，周而复的个人情绪更进一步地流露出来。在那一段时间里，周而复失去自由长达七年，《上海的早晨》在一夕之间由“香花”变成了“毒草”。这七年的不满、愤恨，在他的问题获得平反之后彻底地流露出来。不过，这种不满依然是只停留在个人的情绪上，历尽劫波之后的周而复，并没有反思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的灾难以及个人的命运多舛。在文革中曾经失去尊严的周而复在回首这段历史的时候，显然没有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为当时曾经站在他对立面的人们去考虑，对于处于历史灾难中的一些虽然不算是无辜的人们，也缺少必要的同情和了解。他对于这段历史的回忆，不过是刀子割到了自己的身上，才感觉到了痛。他在恢复党组生活并成为政协委员之后，在《文汇报》上撰文《“四人帮”扼杀〈上海的早晨〉的阴谋》，气愤地指责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对曾经在文革中支持《上海的早晨》的桑伟川的误判，指责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法官“不肯自己主动老老实实坦率承认错误”，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错误，其实并不该完全由具体的法院和法官来承担。我们不应该回避历史，也不能推卸个人在历史中应该承担的责任，但同样不应该把时代的错误全部推卸到个人的身上。《上海的早晨》和桑伟川被平反之后，周而复建议新华社撰写专门文章陈述真相，之后全国各大报刊转载。
周而复撰写这部长达百万言的回忆录，是打算当做信史来写的。对于历史，他其实看得相当清楚，在书中他曾经写道：“历史上的是是非非，由于地位、权势、立场、观点不同，常常是是非颠倒，故当代人写的当代历史，往往带有主观随意性，不大可靠，只有留待后人去评说……”并且发出感叹：“信史，难矣哉！”然而，周而复笔下的历史，依然没有成为他自己期待的信史，因为他的思维依然留在过去的时代里，以论带史的思维方式，只是让他写出了部分的真实。
第二部分朱军为啥喜欢温情的一哭（1）
朱军为啥喜欢温情的一哭
《时刻准备着》
作者：朱军
版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
□冯俊杰
看过一个人的电视节目，再去看一个人的文字，感觉是大不同。虽然写书跟主持一样煽情，但文字说的都是朱军自己，能够帮助你理解，在著名的“艺术人生”后面，一个主持人是怀揣着什么想法和阅历背景来和嘉宾进行沟通的；他为什么次次节目都逃不脱温情的一哭。
朱军走不出自己的人生背景。相对单调而又传统的教育成长经历，基本上使他的主持风格非常像一本杂志，这本杂志我一提估计大家就能够猜测到，没错，是《读者》，温情脉脉，隽永而柔和。平缓里面隐藏着情感的力量，也不乏一些机智与俏皮。如同《读者》一样，“艺术人生”的成功，有同样显著的标志——眼泪。
就好像《读者》因为一个细腻的主编彭长城而使人常常掉眼泪，“艺术人生”因为是朱军时代的“艺术人生”，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社会文艺的顶尖人物，一个个亲自上台哭鼻子去。
但是它们都成功了，这本书无疑是朱军为自己的成功做的一个大的交代。当观众评价他是“端”着，就是以煽情为目的的时候，朱军承认：我是部队大院长大，当兵多年，然后再进部队文工团当报幕员，最后才进中央电视台的。没办法，就是这个正经样，想改也改不了啊！
看了书，再去回顾在采访《无间道》两位影帝时失去水准的朱军（《读者》也曾被骂成伪温情），我们也就可以最深刻理解，中国电视节目为什么大模样不错，却在某些地方叫人觉得发挥失常。那是因为评价的标准在那一刻变了。
在这样一个大电视节目制作氛围里，日渐精明的观众，不光是买情感亮点的账。
对比港台，观众还想看到对人生智慧的挖掘，比如凤凰卫视，就能做出有力度的，能够牵引出名人其他角度的面貌的节目。观众不单要看到温情，还要看到锋芒；不单要看到那些人物在一些高明和光明的细节上的美化，还要看到不高明不光明的挖掘，而不是所有的苦难与辛酸、复杂最后都成为温情的一哭，安全又不伤害人，你好我好大家好。否则，始终是美妙的乐章，动人的讲述，不成了精神颁奖大会？
当然，这对一个“没办法就是正经的主持人”是苛求。中央电视台的风格，也决定了这个天然的缺陷，不管是大叙事小叙事、大节目小节目，一开始选择的，就是它要的人。符合那样的标准的再出镜。能够成功的，就是那其中不会出格的一个。形式可以创新，风格总是统一。
不正经点地让节目出彩，很难。这也决定了，因为“艺术人生”才突出的朱军、才诞生的这样一本小自传的书，只能解释，不能有改变。
一个带着奔赴电视圣地梦想的年轻人，功成名就，永远打着中央电视台的痕迹：那不可遏止的感情与正经。
李岚清新书助力经典音乐普及
□记者李多钰张璐诗涂志刚
李岚清，1932年5月生，江苏镇江人。1952年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毕业，大学文化。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作。1993年3月至2003年3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李岚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年3月在全国人大第八届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98年3月在全国人大第九届一次会议上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曾分管我国教育、科技、文化、财税、经济、内外贸易等方面工作多年。
关于新书《音乐笔谈》
记者：完成《李岚清音乐笔谈——欧洲经典音乐部分》这样一本具有专业深度的书，显然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您在繁忙的公务中，是怎样安排您的音乐生活和写作的？还有您听音乐的经历是怎样的？音乐对您的人生有哪些影响？
李岚清：我想许多人都有其业余爱好，我也不例外。而我的爱好则是属于广而不精的类型，音乐是其中之一。
由于环境的影响，我从少年时代就培养了这种爱好。那个时代似乎有一种观念，一个知识分子没有一些文化艺术修养总感到好像缺了一些什么似的。我对音乐发生兴趣，首先是从对音乐家发生兴趣开始的。
少年时代，我在课本上看到了贝多芬和盲女的故事，由于好奇，就想了解这位音乐家和他的音乐。之后我断断续续听到一些其他音乐家的名字，也出于同样的好奇心，对他们的了解也就逐步增加，听的音乐也多了一些。我对音乐发生更大的兴趣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大学毕业工作后到前苏联实习的时期。当时前苏联有很浓厚的音乐氛围，是全世界音乐的重要中心之一。中国当时还没电视，而前苏联的电视、广播都在播放经典音乐，我们一边看书写作一边听音乐，觉得前苏联歌曲、音乐很美。当时我们的生活补贴费虽不高，但还是省下钱来买了电唱机和一些唱片。从那时起，我就常有一种边听轻轻的音乐边思考、看书、写作的习惯，我感到这样不但不影响学习和工作效率，反而能提高效率。不过我这里所说的音乐是指经典音乐，我不了解摇滚音乐是否也有这样的效果。
从我一生的体会来讲，音乐给我美的享受，还能启发人的智慧，增加我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我可以举个例子，1995年全国大旱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在电视里看到许多田地龟裂无法播种，一些地方组织抗旱用抽水机大水漫灌。我突然想到，我们对灌溉长期以来有个认识上的误区，要改变“灌溉就是浇地”这样一个传统观念，树立“灌溉是浇农作物”的节水灌溉的新理念，因而想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行走式节水灌溉”的措施，当晚睡不着，我自己画了示意图，写出它的好处和用法，形象思维出来了——我想这或许是音乐使我的思维产生的创意和多样化吧。
还有就是1994年在解决文革遗留下来的民办教师转正的问题上，也是音乐启发帮助了我。当时我让很多人看天津电影制片厂以民办教师为主题拍的一部十分感人的片子《凤凰琴》，看过后我问他们“看哭了吗”，他们说“哭了”，我说那民办教师转正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第二部分朱军为啥喜欢温情的一哭（2）
有人认为听音乐、学音乐没时间。我要说，音乐能给予我们的，跟我们花去听音乐的时间是不可比的！说到音乐对人的影响，十九世纪末俄罗斯的“五人强力集团”，他们五个人中没有一个是专门学音乐出身的，但都成为当时的大作曲家，他们对我很有影响——只要有意志，锲而不舍地努力，就能取得成功——我认为正确的事，再困难，我也要坚持不懈地去克服它，把它做成。写这本书，也可以说多少受到他们这种精神的一些影响吧。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对经典音乐的推广和普及工作一直很关注和关心，而您在书中特别提到要向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普及经典音乐，为什么特别强调以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为对象？
李岚清：优秀的音乐能激发人们爱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