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普及经典音乐，为什么特别强调以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为对象？
李岚清：优秀的音乐能激发人们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的热情，能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能陶冶人们的高尚情操，能有助于开发人们的创意思维，能提高全民族的文化修养和整体素质。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分管教育文化工作时大力推广美育，提倡音乐教育的原因。之所以要对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普及欧洲经典音乐，是因为学习欧洲经典音乐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基础，如果我说现在要向广大工农群众推广这种音乐，是不现实的。还有当今的大学生大都没受过完整的音乐教育，要补课，我希望他们对这本书能读得进去，能引起对音乐的兴趣，我就很高兴了。
我分管教育时提出要恢复音乐课，而且我的意见：中小学要有音乐课，高中、大学要有音乐欣赏课，还应当算学分。当时有人说缺少这方面的老师，我不同意这个观点，音像技术那么发达，把好的音乐课件做成光盘不就行了吗？
《音乐笔谈》的创作和音乐家选择
记者：您完成这本书前后用了多长时间？选入书中的音乐家，您是否有选择的标准？
李岚清：我从1995年国家大力推行全面素质教育开始，就萌发写这本书的念头。我从收集整理资料，阅读大量的音乐书籍，结合工作和人生体验，写了音乐笔记和音乐感想，到现在成书断断续续前后花了八年多时间。我收集的资料有几箱子，书中介绍了五十位音乐家的经历，“札记”是根据我多年感受写成，里面都是我的真情实感。
书中五十位音乐家都是我比较喜欢的音乐家，除了音乐作品，我觉得他们都很有天分和顽强学习的精神。我在书里特别注意挖掘音乐家之间的关系、大师间的友情，比如我从舒曼与勃拉姆斯的故事中看到了跟中国人一样的精神——“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舒曼的寿命很短，去世以前又疯了，由于他大力推介过勃拉姆斯，他死后，勃拉姆斯一直照顾他的遗孀克拉拉，跟克拉拉保持了非恋情的亲密友谊，使这位女钢琴家能致力于诠释和推广舒曼的音乐作品。
我写作这本书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它的普及性，目的是引起现在的知识分子和未来的知识分子对欧洲经典音乐的兴趣。我写作时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尽量注意到书的可读性、趣味性和信息性。同时，当我在写这些音乐家传略部分时，想告诉读者：这些大师们的成才，除了他们的天分、家庭背景和环境外，他们都曾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努力，他们大都以音乐为自己毕生追求的最高使命，有的甚至认为自己就是为音乐而来到这个人间的。我还尽量挖掘这些大师之间的友情，展现那个时代大师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与我国唐代大诗人之间的友情关系有某些相近之处。我历来倡导文人相亲的理念，主张把学术观点的讨论和文艺批评同文人相轻的人身攻击严格区别开来，目的是营造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空前繁荣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氛围。
言归正传，我写这本书，还想让读者了解欧洲经典音乐历史的发展，我特别注重史实性——查资料时看了许多书，有不少是传说虚构的、演义性的。我也注意了取舍的原则。这方面的书籍浩瀚如海，我按我的思路浓缩了，想让读者读了以后，对三百年欧洲经典音乐的发展有一个概略的了解。我对选择作品选介中的音乐有三点要求：一是好听，但不一定是代表音乐家的最高水平的作品——因为有些代表音乐家最高水平的作品，可能一般人听不懂；二是在光盘中一定有音乐家、曲名和简介。现在的音乐会、CD或者VCD，都有一个问题，一场演下来，一般观众听得毫无头绪。要普及，就少不了对作品进行简介，这样才能加深听众的印象；三是挑选的乐曲要能让读者感受到从巴洛克时代到现代音乐的发展和区别。
记者：这本书的开头印有您在1999年写的《蓓蕾之歌》，能介绍一下您的创作过程吗？
李岚清：我很久以前就有一个动机，想给教师和环保写一首歌，并把两者结合起来。首先我在钢琴上找出了它的旋律，同时构思了歌词，就写出了这么一首歌曲。原来的名字叫《园丁之歌》，但后来感到体现环保的意思不够，才改成《蓓蕾之歌》。1999年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期间，为了推广艺术歌曲，在举行的音乐会上曾演奏了这首歌曲。但当时我要求保密，没有公开我这个作者的名字。到了写《李岚清教育访谈录》的时候，我谈过我写过这首歌，同志们都让我公开它。这首歌谈不上什么水平，但表达了我对教师的尊重，对环保的关心。我写这首歌曲还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简短易唱。为什么俄罗斯歌曲那么受欢迎？它们不少都有个特点——歌词有诗意，旋律优美而简短易唱。我国历来也有这种现象：大作只能表演，短小的歌曲才能普及。
记者：作为一位忠实的音乐爱好者，您有哪些偏爱的音乐家和作品？
李岚清：三百多年来这方面的大师太多了，本书介绍的只是其中的极少一部分，当然都是我所尊敬和喜爱的。如果您一定要我说出我的最爱，我想可以这样回答：就古典主义音乐来说，莫扎特和贝多芬在我心目中是最神圣的。如果用我国的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来比喻，似乎可以称莫扎特为乐仙，贝多芬为乐圣。他们的音乐深邃而优美，使人震撼又给人以欢乐。我最喜欢的他们的作品是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和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浪漫主义时代也有许多我十分喜爱的作曲家和音乐，例如舒伯特的《鳟鱼》等艺术歌曲、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肖邦的《G小调第一钢琴叙事曲》、舒曼的《梦幻曲》、约翰·施特劳斯的多首圆舞曲、穆索尔斯基的歌剧序曲《莫斯科河上的黎明》、柴科夫斯基的多首芭蕾舞剧音乐等等。还有一些本书未介绍的音乐作品我也很爱听。说到指挥家，马勒和伯恩斯坦两位是作曲家兼指挥家，他们有自己的作曲理念和风格，但他们指挥其他作曲家的作品时，总是尊重原作，并忠实地加以诠释。伯恩斯坦还有一个特殊贡献，就是他与听众有一种特殊的亲和力，毕生为在美国青少年中普及交响音乐做了大量工作。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优秀的乐团，我很难说哪个是我的最爱。我希望有朝一日我国也能出现世界级的一流乐团和指挥家。
记者：听说有些听过您弹钢琴的人说您钢琴弹得好，您是什么时候学的，怎样学的？
第二部分朱军为啥喜欢温情的一哭（3）
李岚清：我爱好音乐，但是我从来没有正规地学习过音乐。过去有人听过我弹钢琴，说我会弹钢琴。而我一再声明，我爱弹琴，但不会弹琴。这并不是谦虚。因为我没有跟老师学过琴。在少年时代，我的舅父有过一架破钢琴，他也不是学音乐的，他是抗战前交通大学土木系毕业的，他会弹钢琴，小提琴拉得更好。好像那时在洋学堂学习的大学生，不管你学什么专业，不少人在文艺方面都有两下子。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我外祖父家里，很爱听我舅父弹琴、拉琴，大多是外国歌曲，觉得很好听。他也曾教我弹琴。可是他只叫我练指法，还规定开始决不许弹乐曲。练了一段后，我实在感到枯燥无味，于是就放弃指法练习而弹起曲子来。从此我的钢琴课也就终结了，开始了我瞎弹的阶段。上了大学后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都没有机会再接触过钢琴。直到1983年初我调到天津工作后，发现我的住所旁边的干部俱乐部里有一架钢琴，没有人弹，我很高兴，假日一有空我就去“乱弹琴”，自得其乐。长期以来我就有一个愿望，一旦经济条件许可，我首先要买一架钢琴。由于我国钢琴工业的迅速发展，后来我的愿望也就实现了。在十几年前，钢琴还很不普及，所以非音乐工作者听过我弹琴的，就说我会弹琴。现在情况已大不一样了，只要学过几年琴的孩子，都能证明我说的是实话：爱弹而不会弹琴。
记者：我们看到书的封面有个印章，上面是您亲自刻的“爱乐”二字。您平时对篆刻也有研究吗？
李岚清：我没有学过篆刻，更谈不上有研究。只是在中学劳作课的时候，我刻过图章，买几块石头和一把修脚刀，无师自学，刻完就磨掉，磨平后再刻，有时也有一点成就感。从上大学到退休基本上未再刻过。
前几年去杭州西泠印社参观，他们给我介绍篆刻大师的作品，我感到很有意思，我想起小时候也刻过，将来退休以后不知尚能刻否？退下来以后，去年西泠印社成立一百周年要我给他们写几个字。我想试刻一方印送他们作为纪念吧，于是就动手刻起来。好坏是另一回事——竟然还勉强可以，手还不抖，脑子掌握的精密度还行。此后，茶余饭后又多了一种自娱的爱好。我的篆刻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不成体统，自娱而已。”这次写这本书，除了“爱乐”外，我还给贝多芬和莫扎特分别刻了印。当中也有故事。贝多芬是乐圣——这是李叔同“封”的。李叔同不但精于音乐，也是一位篆刻大师。后来他出家成了弘一大师。我觉得你弘一大师既然给人家封了乐圣，似乎也该给人家刻个图章作为授尊之证啊，但他未刻。因此我就斗胆代劳，刻了一枚“贝多芬”。“多”与“芬”之间有个斜形空隙，不好看，我把“芬”的草字头故意刻斜了，寓意由低到高的6个音阶。“莫扎特”这三个字正好可以用音符和琴键来勾画，以示他生来就是为了创作音乐而来到人间。我未学过篆刻，刻得不好，自娱而已。
记者：据我们了解，国家领导人的爱好是多种多样的，不过喜欢写书法、画中国画、写中国诗词的似乎多一些，像您这样热爱西方经典音乐的多吗？你同他们有怎样的交流？有哪些知音吗？
李岚清：喜欢音乐的领导人还是很多的，像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同志就很爱好音乐啊。我们也多次在一起听过音乐会，同音乐家等文艺家一起联欢。我听音乐会也常见我们的许多高级干部也去听音乐。我的音乐家朋友很多，有作曲家、指挥家、演奏家、音乐教育和理论家、歌唱家。有时我同他们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有时假日在一起联欢。他们把我当做朋友、他们中的一员和知音，并不感到我是他们的领导。这一点我很高兴。
记者：《音乐笔谈》一书出版，海内外有人称之为中国领导人写作的第一本非职务性作品，您认为对吗？
李岚清：到底这一本书是不是非职务的书呢？从我是一个非音乐工作者角度来说，确实如此；但从我多年分管教育、文化工作和音乐爱好者角度上说，我把我多年来学习音乐的心得、体会整理出来，写成一本普及性的音乐读物，与大家来共享，也勉强可以说是职业性的书籍，是吧？
记者：我们还注意到，您在书封面标明了内容是“欧洲经典音乐部分”，但书中介绍的50位音乐家中，也有少数是美国音乐家，如麦克道威尔、格什温、伯恩斯坦，您是怎样考虑的？您有打算以后继续其他